海上交通与天台山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2023-07-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且引起海外人士的兴趣与喜爱，名扬海外，从来台求法，到移植天台山文化，发扬光大，以至于产生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效应，颇多出人意表者。天台宗便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影响极大的佛教宗派之一。海外部分主要传播于东洋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为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代表。天台宗传播日本的最关键人物是最澄。

道书说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是道士为了突出此山之高而作的夸张，诗人说天台山高：“天台临四明，华顶高百越。”是诗人的表现手法，充满想象的浪漫。但天台山毕竟距海不远，在天台山顶峰的华顶，天气晴朗之时，可以眺望东海日出之景，这也是诗人所写的“凭高一登览，直下见溟渤”的来由；也是唐贤将天台山看作“海上仙山”的客观条件。所以从有文字记载到天台山，每与海洋结缘，方内文人喜欢它，认为可以与五岳媲美，只因道路幽迥，匿峰千岭，而致沧海遗珠，赞美颂扬，终于令世界知道有这么一座美妙之山，引来后世文人无限的欣羡与向往。方外人士喜欢天台山是因为它僻处东海之滨，人迹罕至，适宜炼丹合药，著述道经，开辟洞天福地；又以此地清静幽深，宜于启悟，故佛教宗师不顾京城宠遇优厚，亦愿意来此修炼，终于参证禅悟，开宗立派，结出硕果。总之是此山由东海之滨无名之山，到进入中原文人法眼而名动天下。而且引起海外人士的兴趣与喜爱，名扬海外，从来台求法，到移植天台山文化（主要是佛教天台宗），发扬光大，以至于产生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效应，颇多出人意表者。下试连缀分述之。

（一）佛教天台宗东传弘扬中国文化

由此可知，日本佛教奉比睿山为天台山，其法脉相承，传播弘扬，广受欢迎，成为日本化的佛教，一直盛行至今，日本天台宗人对天台山祖庭的联系与来访，也一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中一道风景。台州文士、天台宗人对于东洋人来华学习佛教、学习天台宗教观都是很热情、很支持的，台州本土第一位获得全国性声誉的诗人项斯，与日本来华僧人有交游，像他作有《日本病僧》诗云：“云水绝归路，来时风送船。不言身后事，犹坐病中禅。深壁藏灯影，空窗出艾烟。已无乡土信，起塔寺门前。”看来此僧之病情已经很重，所以“起塔寺门前”，也就是准备埋葬于寺旁了。杨夔作有《送日东僧游天台》：“一瓶离日外，行指赤城中。去自重云下，来从积水东。攀萝跻石径，挂锡憩松风。回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这些来天台学佛的僧人，未必都是中国与东洋佛教交流史上有记载者，但从这些仅留存于唐诗中所见的点滴，不难推知当时日本和朝鲜半岛对天台山宗教的期盼与向慕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大陆遭到西方列强经济封锁二十多年，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虽成绩巨大，但大陆对外开放交流的窗口实在是小得可怜。至于台州专区（后改为地区），在“文革”期间，佛教寺院属于被“大破”“横扫”之列，国清寺和尚都被驱赶出门，还俗的还俗，流浪的流浪，寺院房舍被改建成天台县拖拉机修造厂，香火断绝，以至于当读高小的笔者听到从外面回来的大娘舅说天台国清寺正在整顿修复，从北京运来佛寺用品，还让和尚回来之事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事隔多年的后来，我陪同大学老师吴熊和先生夫妇观览国清寺时，听陪同的天台一位领导介绍说：现在国清寺外寒拾桥头照壁上的“隋代古刹”四字中，“隋”字是没有“工”的，就是当年把国清寺办成拖拉机修造厂，令人记忆深刻，所以书法家在写字时就故意不写“工”而成的（见文前彩页“隋代古刹国清寺”）。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国清寺见诸报端者多是与日本人来朝拜天台山祖庭这样的友好交往事件有关。197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修复，拨款30万元，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调运一批珍贵的佛像、法器到国清寺，敦促要赶在1975年前完成国清寺修复工程。这是“文革”中全国唯一的一所停止革命，修复开放的寺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逐步打开，中外交往日益频繁，日本天台宗僧人以及普通游客造访天台山者不断增多，前来朝拜和观光。

通过天台山国清寺这一桥梁，台州佛教寺院与日本的联系亦复更加密切，后来又随着中国大陆与韩国外交关系的建立而建立交往。如日本天台宗僧人来国清寺举行法会，建造最澄来华求法祖师碑亭，建立智者大师、行满座主、日僧最澄三座石碑（见文前彩页“国清寺高僧三石碑”），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题“法乳千秋”匾；日本日莲宗来寺建造妙法莲华经经幢（见文前彩页“天台国清寺妙法莲华经经幢”），也就是报恩塔，镌有“知恩报恩”四字，表示对祖庭的感谢；日本曹洞宗、临济宗、净土宗等僧人都来天台山参谒礼拜，寻觅祖庭及有关寺院史迹等等，像曹洞宗来天台山拍摄《茶叶之路》电视专题片，都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事情。在台州府城巾子山脚下的古刹龙兴寺作为州寺，是唐朝官府管理台州全部寺院的地方，所有日本留学僧来学习天台宗的管理手续，都在此寺办理。像最澄等来留学求法所需相关手续，乃至于与台州衙门联系等就必经由此处。所以日本天台宗信徒也经常到修复后的龙兴寺来访祭拜，更多的是日本游客来此游历观光。

韩国天台宗也在国清寺建造了类似的纪念性建筑——中韩天台宗祖师纪念堂（见文前彩页“中韩天台宗祖师纪念堂”），就邻接“法乳千秋”亭，位居其西，恢复和巩固了与祖庭的法脉联系。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打开与世界联络的环境下，东洋邻邦回顾历史，寻根问祖，所建设的纪念性建筑。本来朝鲜半岛与中国的联系很紧密，因为山水相连，交通往来都较日本方便，即使海上商贸，亦与日本相似，而距离要近。台州境内有关朝鲜半岛的地名，仅载于地方史志之中者，亦远较日本为多，如台州府城内有“通远坊”，黄岩县城内有“新罗坊”，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载：“唐与新罗交通颇繁，楚州（今江苏淮安）以北，现今江苏省与山东省沿海各州县，处处有新罗坊，坊中有总管，并有翻译。盖新罗坊即新罗人之居住地也。”可见当时中国东部沿海与朝鲜半岛之间来往不但地域广布，而且程度亦高。台州境内的“新罗坊”是从五代时期设置，宋陈耆卿《赤城志》载：“五代时，以新罗国人居此，故名。”临海境内以“新罗”命名者还有两处：一为新罗屿，一为新罗山。新罗屿在“县东南三十里，昔有新罗贾人（商人）舣舟（停船）于此，故名”，是因为新罗国来的商人航船到此时驻泊于此而得名。其地约在今临海市汛桥镇之晒鲞岩，是一处古渡头，旁有小山，合乎“屿”的“在陆为屿，在水为岛”的含义。新罗山约在今临海城郊的后山，此山与松山、八叠山一脉相承，延绵北去，其命名之因盖为新罗人客死而葬于此。朝鲜半岛之人来台州经商、求法等是因为地理相近，隔海相望的关系，其中如明朝弘治元年（1488），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崔溥从济州岛奔丧，冒险出海，漂流到台州临海牛头洋（今属台州三门县）登陆，获得中国军民救助，成功经陆路回国，事后写成沿途见闻录《漂海录》，成为无心插柳之历史见证。清朝乾隆六年（辛酉，1741）夏，有韩人二十余飘舟至台州，寓天宁寺，天台齐周华与叶少曾、秦抹云、蒋若翰诸名士盘桓寺内多日，与韩人宋生者笔谈交流，帮助韩人解决困难，赠送诗文等。天宁寺是巾子山上众多寺院中的一所，唐宋以来曾经为漂流脱险的朝鲜人提供住宿救济，资助回国等事，半岛民众亦有寻迹而至，礼拜游观，以遂夙愿。上述齐周华等人与韩国漂海至台者的交往，即为其中著例而已。台州州城中的通远坊是官方设置机构，专门接待远方（类似于今天边远地区）和外国来经商、进贡乃至求法之人，都是台州在对外联系，特别是海上交往史上所留下的遗迹。

（二）佛教天台宗及天台山遇仙传说南传

佛教南传历史亦久，像南亚斯里兰卡（昔译锡兰）就不必说了，东南亚的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乃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都是佛教传播较盛的地方，历史上也是受中国与印度文化影响深远的地方。而越南尤其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就像近人冯承钧在《占婆史》译序中所指出的：“综计二千年来，越南隶中国千余年，自主之时亦近千年。自主以后，以中国文化南布占婆^[1]，古占婆所受之印度文化，逐渐消灭。则一部越南史，实一部越^[2]占交争史。质言之，中国印度文化交争史也。”中国佛教与交趾、安南（均为今越南）的交游传播是很早就有了，如唐释贯休《送僧之安南》诗云：“安南千万里，师去趣何长。鬓有炎州雪，心为异国香。退牙山象恶，过海布帆荒。早作归吴计，无忘父母乡。”这是一位出身于吴的僧人，要赴千万里外的安南传法，与贯休相知者。杨巨源有《供奉定法师归安南》，张籍有《上国送日南僧》，日南为交趾郡名。贾岛有《送安南惟鉴法师》诗，可知是安南的学问僧人，来中国学佛讲经：“讲经春殿里，花绕御床飞。”可见是极有学问的高僧，应邀入宫为皇帝讲经，因当时交趾九郡是中国领土，这种交流不过是太普通不过之事，放在今天看，则更可证明当时安南与中国的佛教文化联系之紧密。而天台山文化南传，主要是佛教天台宗南传则表现得与东传不完全相同。据有关佛教史研究表明，天台宗南传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年，其传教代表人物是越南高僧显奇法师（1863—1936）。显奇俗姓陈，字国亮，越南嘉定省芹勺县（今隶隆安省）人。少年时到香港青山道教纯阳宫学道，1922年到宁波游方，入天台宗第四十三祖谛闲（1858—1932）门下为徒，谛闲为之授戒，赐名“得真”，号“显奇”，嗣后回香港，把纯阳宫改建成“青山禅院”，为首任住持，先后着意培养了七位越南门徒，传天台宗教观到越南。是为天台宗南传之首站。嗣后又传到新加坡，主要人物有谛闲法师的弟子宝静法师，还有天台宗僧人乐果、晓云、大雄、慧僧等人。改革开放以来，天台山佛教传播在东南亚亦有进一步扩展，从历史上的越南等少数地方扩展到缅甸、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总之，天台宗通过持续努力，弘扬教观，传承台宗一脉衣钵，在东南亚诸佛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同时天台县国清寺外的天台山中华佛教城，专门以研制雕刻佛像为职志，采用传统“干漆夹苎”技法造像，它拥有的“金漆木雕——干漆夹苎法”被工艺美术界认定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工艺美术一大门派之瑰宝，法人代表汤春甫1992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佛教大会上广受好评，被授予“佛艺大师”称号。这种工艺制作佛像来源于东晋时隐居于判中的高士，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雕塑家戴逵，他是吸收有关工艺，用于佛像上，制成“木心干漆夹苎”和“泥心干漆夹苎”佛像，当时号为“绝品”。戴氏之法流传于台越一带，后来随鉴真东渡日本的台州开元寺僧人思托，便用此法为鉴真大和上制作“干漆夹苎彩色坐像”，成为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塑，日本国宝。宋朝天台张延皎、张延裘兄弟用此法制成“优填王释伽瑞像”，由日本僧人带回，供奉于清凉寺，是如今所知最早从天台山制作而传播于东洋的佛像。从20世纪60年代初，汤春甫跟随天台山华顶寺释广弘学习“干漆夹苎、金漆造像”技艺，深研传统，提炼创新，令这一古老工艺焕发新的生机。1999年汤春甫制作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像”获得国家“世纪杯”金奖，为故宫博物院珍藏。2006年汤创作的“九龙大屏风”为中南海收藏。五十多年来，汤春甫创作的佛教造像及其他作品先后荣获国家级及以上金奖六十余次，如“中国历代杰出帝王像”展出于新加坡，“中华历代杰出人物”618尊大型群雕像为台湾省新竹历代名人馆收藏，“儒教孔子七十二弟子”为台湾孔庙收藏，并为泰国制作“泰国历代圣王像”，珍藏于皇宫圣皇殿。2010年，汤春甫制作“和合二仙像”，2012年制作“澳大利亚历任总理塑像”参加“澳中文化年”活动，为澳大利亚名人馆收藏，还为澳国新南威尔士州制作历任州长像47尊。2016年与瑞典诺贝尔博物馆合作，用干漆夹苎法制作八百多尊诺贝尔奖获得者塑像等。成为当代天台山文化对外传播上的亮点。20世纪80年代开始，天台山佛教城制造各种大小佛像数万躯，行销于我国大陆、台湾省、香港、澳门；东洋日本、韩国，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西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天台山造像产品的身影，把天台山佛教造像工艺传播到世界各地，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天台山佛像是一个重要的载体，拉近了天台山与佛像销售地善男信女的距离，促进了解，也引来不少佛教信众到天台山观光旅游，在无意中开拓了中外交流的新通道，扩大了天台山文化对外的影响。从文化传播、交流与发展的视野来看，佛教从西天传入中土，经过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后，又向东洋、南洋传播，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演化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迄今仍然是世界上佛教的最大根据地。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他又说：“自西汉末以来，印度佛教曾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以至民间风俗习惯都有深刻的影响。而到七、八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了，至13世纪基本湮灭。但正是隋唐以来，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情况形成了若干影响极大的佛教宗派，使佛教得到了重大发展，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以及越南等地。”^[3]

海上交通与天台山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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