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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侵华:源起与灾难之深

【摘要】:倭寇的发生,源起于古代日本向中国的海上朝贡以及贸易,明朝施行较为严厉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等相关问题。中国少数奸商、流氓为了同样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国家,加入“倭寇”的行列。“倭寇”对中国的灾害到嘉靖中世达到高峰。台州自倭寇侵华以来深受其害,倭寇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生灵涂炭,遗患无穷。

倭寇明朝长期侵扰劫掠我国东南沿海,直到岭南的广大区域的日本走私商贩勾结浪人[32],和部分中国沿海一些不顾祖国利益的奸商、流氓分子组成的武装组织。其为害时间之长,则自元末明初开始,直到明朝灭亡,前后几三百年之久;而遭侵扰劫掠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嘉靖中世,即16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其为害范围之广,则北起山东,南至广东,南北几三千里之遥;而倭寇侵扰最严重的地区则集中发生于苏、浙、闽三省。倭寇的发生,源起于古代日本向中国的海上朝贡以及贸易,明朝施行较为严厉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等相关问题。当时从日本到中国东南沿海主要有两条海道:一条从日本到达中国浙江、福建沿海,叫作南道;一条从日本到达中国山东沿海,叫作北道。因沿海季风的关系,南道较为顺利便捷,是日本人到中国的首选海道。日本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给“朝贡”者带来很大的经济得益和生产力发展的刺激,如明宪宗《成化实录》卷62成化五年正月记载:“丙子,礼部奏日本国所贡刀剑之属,例以钱绢酬其直,自来皆酌时宜,以增损其数。况近时钱钞价值贵贱相远,今会议所赏之银,以两计之,已至三万八千有余,不为不多矣。”这仅是朝廷“酬其直”的钱钞,如果算上其他贸易活动所得收入,则日本“朝贡”者带来的经济利益是非常丰厚,具有强烈的刺激海上贸易作用。当中国政府实行海禁政策,阻止外国从海上进入中国贸易时,就会产生冲破“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的问题。特别是当明朝正德以后,西洋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的势力逐步深入南洋,破坏了南洋与中国原有的“朝贡”关系,限制了中国沿海商贩的私人海上贸易,也限制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日本商人为了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进行武装劫掠。中国少数奸商、流氓为了同样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国家,加入“倭寇”的行列。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王直、徐海、陈东等,以王直的势力最大。就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载:“先是,徽人汪直以事亡命走海上,为舶主渠魁。倭勇而赣,其魁皆浙闽人,善设伏,能以寡击众,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而推直为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余帅,列近洋为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黄岩,四散象山、定海诸处,猖獗日甚,浙东骚动。”这些奸商、流氓利欲熏心,利令智昏、见利忘义,给“倭寇”作引线,伙同劫掠,就大大加深了“倭寇”对中国的灾害。“倭寇”对中国的灾害到嘉靖中世达到高峰。

台州自倭寇侵华以来深受其害,倭寇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生灵涂炭,遗患无穷。不但民生凋敝,而且国家主权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台州官民在抗倭斗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连台州地方官员也献出了生命。如武炜,嘉靖中知台州府事,时倭入黄岩,炜挺身率兵至钓鱼岭,力战遇害。建愍忠祠于巾子山祀之。王士性说:“倭以丁未寇浙,始以朱公纨巡抚。朱至,严禁巨家大侠泛海通番者。又立钩连主藏之法,以双樯大舰走倭岛互市向导者长屿人林恭等若干人正典刑,于是海上诸大族咸怨。少司马詹荣希分宜[33]指,覆犹豫,御史周亮遂劾纨擅杀乖方,遣给事杜汝祯就讯之,拟闽海道柯乔、都司卢镗死,朱惧逮,仰药。此浙立巡抚、杀巡抚之始也。代朱者止王公忬得善政,亦以他事死。其后张公经论死,李公天宠论死,胡公宗宪逮系死,十五年间,无巡抚得全者。至赵公孔昭,岛寇不来,始身名两全耳。”“倭寇浙始丁未(1547),止辛酉(1561)。破黄岩、仙居、慈溪、昌国……诸卫、县,围余姚、海宁、上海、平湖、海盐、台州诸郡县。十五年间,督抚踵死……丙辰,胡公宗宪雄行阔略,始败之于皂林、击之于梁庄,杀徐海,擒麻叶,降王直、毛海峰。而谭公纶与戚继光、刘显相继至,又有白水洋之捷,崇明沙之捷,浙人始力能胜倭,志在杀倭,至今称南兵,皆其遗也。故论浙中倭功,当首祠胡公、谭公以及俞(大猷)、汤(克宽)卢(镗)、刘(显)戚(继光)等,而戚……其方略又出诸将之上。”[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