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历史学的辉煌成就

台州史学传统来源于浙东史学，代表性人物当然是宋末元初的胡三省了。明清时期，台州史学呈复兴之势，史学史著不断涌现，其中逸出群伦者，则以明王宗沐，清齐召南、洪颐煊、王棻等为代表。

（一）临海王宗沐与《宋元资治通鉴》

主要活跃于明朝嘉靖年间的王宗沐（1523—1591），是一位在理学、史学、交通运输与海洋航运开拓、地方总志编纂诸方面均有较大建树的代表性人物。王宗沐字新甫，号敬所，台州临海人。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中举，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与同官李攀龙、王世贞辈以诗文相友善。后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任江西提学副使，修王阳明祠、白鹿洞书院，引诸生讲习其中，多所造就，人文蔚起，一时称盛。三十九年（1560）升任江西按察使，辑“宗禄、水利，下及陶冶事，凡七篇，曰赋书、均书、藩书、实书、险书、陶书、溉书，合名《江西省大志》，以资考镜”（吴观周《续台学源流》卷三）。四十年（1561）升任山西右布政使，寻丁父忧。隆庆元年（1567），起为山东左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万历三年（1575），官至刑部左侍郎，巡视山西、宣大边防，卒赠尚书，追谥襄裕。王宗沐立朝有守，取法甚高，以古名臣自期，欲有作为以报国家：“自束发登朝，即以古名臣自期。居比部，则精研狱律，称名法家。已督学江粤，则倡道东南，称名师。飏历藩臬，凡一切条布，具为世程，称名方岳”（《敬所王先生文集》张位序）。其后“归卧天台者十年，用荐起，寻晋大中丞，控制江淮，总转输大计”。这是王宗沐一生从事南北水上运输的起因，更是开拓海上运输通道的起点。王宗沐的史学代表作《宋元资治通鉴》，还有《十八史略》；海运专著有《海运详考》一卷、《海运志》二卷。

王宗沐明于吏治，遇事敢言，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请开胶莱河，宗沐以其功难成，不足济运，遗书中朝止之。其一生在水运事业上有过难得的探索，史载王氏见漕运艰阻，常遇中断，而探索海运。传统上我国由于造船业上在材料、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在南北水运上视海运为畏途。西方人对于内河航运与海上航运的看法，要较之我国开放清晰得多。如“相较于内河航行，海上航运在许多方面都更具优势。借风力之助，在短时间内可达的一段航程是内河航行无法企及的”^[21]。一次是在隆庆六年（1572）二月，宗沐任山东布政使时，胶河淤塞，王条议海运之法十二利，山东巡抚梁梦龙采用其法，发米四千石，试运，抵达天津，送上奏其议于朝廷。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勇气与胆识令人敬佩。同年七月，又刊刻海运新书《海运志》，此书在《海运详考》的基础上，增加了《海运图》以及海运路程、奏疏事宜等，是明朝珍贵的记载海运的专著，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另一次是在王宗沐官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时，其疏载所著《敬所文集》中。王宗沐以河决无常，运道终梗，欲复海运。上疏说：“夫东南之海，天下众水之委也。茫渺无山，趋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龙窟宅，故元人海运多惊，以其起自太仓、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东，引登莱以泊天津，是谓北海，中多岛屿，可以避风；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气与水气相搏映。石而成石气，能达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浅，是其明验，可以佐运河之穷，计无便于此者。”因条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进秩，赐金币。而南京给事中张焕言其海运危险，人米俱失，非大臣之谊。万历元年（1573），王宗沐督海运至即墨，遇飓风大作，七舟倾覆。都给事中贾三近、御史鲍希颜及山东巡抚傅希挚俱言不便，遂罢海运。这是明朝不多见的探索南北水运新通道的经历，王宗沐在元人已经尝试海运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实验，取得初步的成功，可惜朝中反对者众，导致浅尝辄止，前功尽弃，实在是中国古代海运史上值得铭记，值得借鉴的事件。后世有的学者批评王宗沐是想“侥幸功名”，讥笑他请复海运是“纸上谈兵”：“不知儒生纸上之经济，言之无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也。观于宗沐，可以为妄谈海运之炯戒矣。”《台州府志》记载临海巾山脚下原建有纪念王宗沐的祠堂：“襄裕公祠，在巾子山麓，祀明刑部侍郎王宗沐，天启间建。”现在早就荡然无存了。

王宗沐在史学上最著名的作品是编纂《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明朝学者有鉴于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数百年无续书来记载，就有了续写《通鉴》的想法，编纂成书的有两大部：一是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另一部即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都是仿效司马光的编纂体例，上接《通鉴》，续记宋元史事。王氏《宋元资治通鉴》的编纂肇始于“嘉靖乙卯^[22]”，而集中精力编纂在癸亥至丁卯间。癸亥（嘉靖四十二年，1563），时其父病重，因告归还里，家居杜门，埋头著书，成于隆庆丁卯（隆庆元年，1567）。王氏《通鉴义例》说：“先《资治通鉴》体制，年经事纬，其间……崇王贱霸，内夏外夷，大旨皆温公所自定。故今续编，悉尊用之，不敢有改焉。窃谓《通鉴》之书，编次年月，则盛衰沿革易于考证，简辑全史，则卷帐稍省，易于供携。”其书记载年代始于宋建隆庚申（建隆元年，960），终于元至正丁未（至正二十七年，1367），编纂其着眼点在于探究宋元两朝其兴亡治乱之故，兼顾辽金夏三姓的历史，供后世朝廷借鉴前车，建立规章所取资。如王宗沐将宋朝历史大势概括成“元祐绍圣，治乱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有治乱之界，而后启金；有存亡之界，而后成元。以中国之不治，然后夷狄得乘间而主中国，有国者不可全以腥膻之毒委之天数”云云，实在是历史留给后世的惨痛记忆，深刻教训。又计算元朝立国从宋开禧二年（1206）“蒙受大号”，至元朝灭亡（1368），共计“实一百六十二年”，总结元朝历史的特点，其“君臣所为汲汲者，惟用兵作佛事二者而已。即有建立改更，亦不过东支西掩，以度一时，而人民涂炭，纲常坏乱之祸，盖不览其全史，未易知也”。因为编年的延续性，不能割断历史，就“撮其大都而略其细旨，为书一十二卷”，来记载元朝历史的梗概。由此可见，《宋元资治通鉴》一书以记载宋朝历史为主体，元朝历史为偏裨。记载史实，遵从记载大臣要分别忠邪之分；记载人物不完全是帝王将相，也有官位不甚显贵，而文章道学足以垂后世者；记载时所采用史料要作考证，而取其中合理者；记载皇帝即位之始，必记其元年而略前帝之末年；记载历史有正统观念，别夷夏之分，如辽金元三国皆夷，王宗沐以为元“自至元庚辰（至元十七年，1280）以后不得不以正统与之，固无容论。其辽金与元世祖以前君亡，俱称国主名之，示不得与宋并夷之也。斯正统有所专矣”。另外是书载事之法还借鉴了朱熹《通鉴纲目》的方法，即“关系大而议论多者，则先提其纲而后原其详”，这样记事是能够“使览者知其稍别于他事”。朱熹所著《通鉴纲目》实际是其门人黄岩赵师渊所作，也可知王宗沐对于前代郡人学者颇多学习研究，并取精用宏，发扬光大了。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一书虽未见称于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在若干《续通鉴》书中亦未必最佳，然而毕竟为撰述宋元两朝历史做过重要贡献，为清朝毕沅编纂《续资治通鉴》提供了取资的材料，也提供了参照得失的样品，成为后者走向成功的阶梯。万历辛卯（万历十九年，1591）卒于家，年六十九。天启改元，赐谥襄裕。王宗沐还编纂有《江西大志》《十八史略》《台州府志》等史部著作。

（二）天台齐召南与《历代帝王年表》

齐召南博闻强记，才富学健，是以治经史之学为基础，广泛涉猎四部，可谓凡所着力，无不卓然名家。齐召南入翰林时，适逢“天子右文稽古”，开馆编纂多种大型文献，是以多年任职编纂，擢副总裁，注经考史，一时号称“大著作”，为《四库全书》所著录者就有《群经札记》《通鉴纲目三编》《续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等，其诗文则有《宝纶堂诗文集》行世。而于史部，著述尤多，《历代帝王年表》《史汉功臣侯第考》《汉书考证》《后汉公卿表》是其中较著名的几种著作，而尤以《历代帝王年表》有补于治中国史者，故备受学界推崇。此书所记年代“始自三皇，迄明洪武”，载事于“周以上以世，秦后以年，纵横列之，统闰别之。惟地与事附而系之，如镜眉目，循挈裘领”。齐召南称自己本意是想仿照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目录》之意，将二十一史^[23]做一番提纲挈领的梳理，以便初学者得一入门阶梯，但未成功。后来改作总表，“自秦六国，下至明洪武，皆以年序，亦略识其治乱得失，使数千年间兴亡分合，一展卷而瞭如”，作为方便初学者之一助。学者评说从古至今数千年历史，人物事情多得不得了，读历史者要读数百家史书纪传，能遍读吗？能以一书以载数千年历史大略，让读者识得数百家著作的纲领，这就是齐召南的《历代帝王年表》，并且它还兼有“《史记》年表，《通鉴》目录及吕、王两家大事记之体（裁），援据甚要，经纬甚远”（见童槐序），只是记载历史截止于元朝明初，未及明朝全史，在清朝学者看来为美中不足。所以到道光年间，又由阮福补充明朝历史，合成一编，刊刻行世。此书分“三王五帝三代表一”“秦六国年表二”“秦年表三”“前汉年表四”“后汉年表五”“蜀汉（附吴魏）年表六”“晋东晋（附十六国）年表七”“南北朝（附南宋齐梁陈，北魏齐周）年表八”“隋年表九”“唐年表十”“后五代（附十国契丹）年表十一”“宋南宋（附辽金蒙古）年表十二”“元年表十三”，加上阮福所补“明年表十四”，共十四章，道光四年刻于广州，是较通行的版本。

齐召南考史多有精到处，见解超卓，令人获益。如《进呈〈前汉书考证〉后序》说到古代书籍从抄写到雕版印刷的变化，就导致了书籍传播过程中文字错讹脱文等等方面的增加：“自唐以前，书皆钞写，而校对极精。讹脱相承，不过数处。其有版本^[24]，自宋淳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版本染印，日传万纸，于人甚便。人间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袭，校雠稍疏，辗转失真，‘乌’‘焉’成‘马’。故书有版本，而读者甚易；亦自有版本，而校者转难，固其势然也。”齐召南还编纂《温州府志》、改编《天台山方外志要》等书，都是其史学方面的遗产。

（三）临海洪颐煊与《诸史考异》等

洪颐煊生平见下文学术研究。中国的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一直保持修史的传统，未有中断，但记载历史如此漫长，事情如此纷繁复杂，“修史者各因前人之《实录》，一事而先后不同，一人而彼此各别，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此考异之不可少也”（程霖序）。洪颐煊饱读经史，著述丰富，晚年总结自己读史校史之所得，著成《诸史考异》一十八卷，是深有感于二十四史卷帐浩繁，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降，历史书编纂者每由朝廷组织编纂班子编修成书，因此“成于众手，其讹舛固所不免。厥后篇帐浩繁，校刊匪易，辗转改变，讹谬滋多”（洪颐煊自序），给读者带来许多疑问与困惑，需要学者给予校勘与考证。清朝学术昌明，考校史籍空前兴盛，在洪颐煊作此书前，已有多位学者从事于此，若王鸣盛有《十七史商榷》、赵翼有《廿十二史札记》，特别是“嘉定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参互考校，精审不苟”，在考校二十二史上成绩斐然，成为“史考”的经典之书。洪颐煊从广东回籍告老以后，空闲时间多了，就取来《三国志》到《南北史》作为考史对象，因洪颐煊有关《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考校见解已经刊载于《读书丛录》之中，“条其异同，辨其得失”，以为“扑尘扫叶，聊补钱氏之阙”（自序），其所考校者，每“于前人一字之谬，一句之讹，皆旁通曲引而辨证之，洵有功于列史”。洪颐煊一生学术尤其精于考据之学，在杭州敷文书院与诂经精舍就学时就已经得到阮元、王昶和孙星衍诸位先生的赞赏与肯定，后来所著之书多与考据相关。其读书之细密，考校之周详，兹举一二以见全豹：卷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两刘岱”条：

“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注：“《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国人，以司空长史从征伐，有功，封列侯。’”颐煊按：初平元年，兖州刺史刘岱，注（此指《三国志》裴松之注）：“岱，刘繇之兄，见《吴志》。”与此别是一人，而同字公山。

两个同名同姓而且同字的历史人物，一般读者极易忽略其差异，视同一人，而洪颐煊能够从中发现非是一人，无其学博思周，考证绵密，难以至此。又如钱大昕是考史旗帜性人物，所作《廿二史考异》也是“史考”著作的标杆，而洪颐煊的《考异》中，屡见纠正或者批评钱大昕的疏失之处。如卷一“司金中郎将”条：

《王修传》：“行司金中郎将。”钱氏大昕曰：“陈琳为袁绍檄：‘操特置发邱中郎将、摸金都尉。’即谓此也。”颐煊按：《韩暨传》：“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就加司金都尉。”《张裔传》：“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魏蜀皆有此官，不必如陈琳所指。

一对比就不难发现洪颐煊考证功夫之老辣，引证史料之得当，直接痛快，而钱大昕之说则有所偏颇，有曲为之说之嫌。洪颐煊考校史籍之精明，清朝学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多有评说，如：“予于戊午日记，曾疑东汉《袁闳传》言字夏甫，而《黄宪传》又称字奉高，谓古人有二字，始见于此。今阅洪氏颐煊《读书丛录》，言奉高是袁阆字……予于各史，自谓于范书^[25]最留意，乃亦未曾检出，看书卤莽，深可婢汗。自来读史者亦无人纠及，诗文家遂相承用，以奉高为袁闳。夫古人无二字，闳传又言其恬静不事交游，后遂居土室不出，固与《黄宪传》中所言不符。顾非洪氏指出，世无觉者，甚矣，读书之难也！”洪氏写作此书，还有为列史整理出一个“荟粹群本，择善而从，刊一定本”，供读史者所用的“善本”梦，其著作志向令人敬佩。所以洪颐煊的学问根基深厚，屡见称于同辈与后学，声名非偶然得来，是真才实学的功夫使然。本来洪颐煊的《诸史考异》完全可以与上述王、赵、钱三家并列为四而毫不逊色，但通常难以见到将洪书与三家相提并论呢？只是因为洪颐煊长于治学，而短于考试，未由进士出身，止于拔贡而已，后来入赀（出钱买）为“直隶州州判”之资格，南下广东，做过地位较低的幕僚小吏，在当时极看重进士出身的风尚中，自然大大限制了其学问的影响与传播。除了《诸史考异》外，洪颐煊涉及“史考”之书还有《读书丛录》等。《续修四库提要》评《读书丛录》道：“其例严而其义慎，其考详而其订约。方之钱氏竹汀，王氏石臞，殆亦无多让焉。”即谓《读书丛录》一书与清朝著名读书考据著作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可以相提并论。故洪颐煊位虽不高，其学问水平高，得以传播于后世。

（四）王棻与《台学统》

《台学统》一百卷，晚清黄岩王棻撰。王棻字子庄，号耘轩，家住黄岩柔桥，少受庭训，从同里姜文衡学，治《说文》、经史，为诗古文辞，长有著述之志。同治六年（1867）举于乡，然恬于仕进，一意著述，以发明学术，表章先贤，启迪后进为职志。其论古今学术大别有四：曰性理，曰经济，曰训诂，曰词章。而其归有三：性理者，志于立德者也；经济者，志于立功者也；训诂词章者，志于立言者也。四者皆有用，但当辨其真伪，不当互相是非。其思想为其晚年所作《台学统》奠定基础。是书裒录台州先哲自晋以来至于近代，凡三百三十余人^[26]，略如学案之例，分为六派，曰气节、曰性理、曰经济、曰词章、曰训诂、曰躬行，而归重于气节、躬行。立传记事，俱首记事迹，次遗书，次诗文，采集诸书，征引颇博。台州僻处远离政治中心的浙东沿海，儒家思想学术到达较晚，如王舟瑶在《台学统序》中所言：“吾台人物自后汉洎五代，虽间有表见，然无派别统系之可言。至宋二徐、陈宗正、罗提刑出，始传安定之学。南渡以后，克斋石氏首交考亭，一时如林、杜、赵、潘、郭、池、吴诸贤咸执贽朱门，闻风兴起，儒术之隆，称小邹鲁。宋景濂所谓‘晦翁传道江南，而台特盛’也。考亭既逝，鲁斋继来，上蔡讲席，从游甚众，流风所被，历元及明，延绵不绝。虽宋之然道、咏道并及象山之门，筼窗、荆溪兼受永嘉之学，逮明正嘉，服膺王学，尤不乏人。其间气节、勋名、经术、文章之彦，亦有无所师承，能自树立者。而要之台学之真传，以考亭为宗主，宋之立斋，明之逊志，其尤著也。”这是简明扼要地概括台州儒学自宋及明发展的大略。《台学统》所载台州儒学人物从《气节之学》的晋任旭以降，到《躬行之学》的最后一人晚清王维祺止，采用人物形象展览式的结构，加以记载与展示，是台州一部规模宏大的儒学史，也是继明金贲亨《台学源流》之后研究台州儒学的集大成者，很明显其最大的特点是破除了明朝金贲亨《台学源流》所设置的儒学门户，兼容并包，均予收入。若是看成浙东学派的力作，亦属允当。瑞安孙诒让有《读柔桥集书》后，称其“为文章不事雕琢，而持论名通，援证详确，足与谢山、堇浦诸集并传”。惟全稿中不经意之作，似尚不少，宜严加简择，以求完粹。宋人集率多芜杂，不足效也云云。

王棻其他有关史学著作还有《史记补正》三卷、《汉书补正》三卷、《重订历代帝王年表》十五卷、《明年表》一卷等。他还是晚清著名的方志编纂名家，有《杭州府志》《光绪黄岩县志》《黄岩集》《光绪仙居县志》《仙居集》《光绪太平续志》《方城遗献续编》《青田县志》《永嘉县志》等。又著有《黄岩志校议》一卷，《九峰山志》五卷。其别集曰《柔桥文集》四十六卷，《诗集》十卷，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