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人士: 地理学成就巨大，助推中国地理学进步

明清两朝，台州人士在地理学上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助推中国地理学迈上新台阶，成为古代中国地理学上巍峨的丰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朝王士性所作的游记（含纪游诗）《五岳游草》《广游志》和《广志绎》，今人整理编成《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和清朝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前者在人文地理学上达到了当时世界上领先水平，王士性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文地理学家，堪与明朝自然地理学家徐霞客（名宏祖）并驾齐驱；后者是我国地理学史上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后又一部记载清朝全盛时期全国水道（江河湖海）的巨著，纠正了郦书详于西北而暗于东南的缺陷，保存了我国方舆记载中许多珍贵的水道资料，堪与郦道元前后辉映，并有许多创新，后来居上。

（一）王士性及其人文地理学研究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滇西隐吏，台州临海人。王士性自幼好学，读书过目辄成诵，胸有大志。万历五年（1577）登进士第，《明史·王宗沐传附王士性传》：“士性字恒叔。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迁吏科给事中。”此后出为广西参议，云南澜沧兵备副使，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历太仆少卿，调南京。久之，就迁鸿胪卿，卒年五十二。王士性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文造诣深湛，即以其游记而言亦记事明了，文笔简洁；他在仕宦生涯中对于治国抚民均有独到的见解，敢于立说进言，如王士性任礼科给事中时就“首陈天下大计，言朝廷要务二：曰亲章奏，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有司文网，督学科条，王官考核；兵戎要务四：曰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多议行。”王士性立朝有正气，凡事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论亲疏，如他上疏弹劾杨巍与申时行邪媚勾结，有失大臣之谊，这个被劾的申时行就是王士性的恩师座主；他还上疏建言“朝廷用人，不宜专取容身缄默，缓急不足恃者。请召还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邹元标、黄道瞻、蔡时鼎、闻道立、顾宪成、孙如法、姜应麟、马应图、王德新、卢洪春、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等人回来，重振朝纲，“忤旨不报”。这样的奏疏都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特别是对他个人的“前程”，但是只要不利于国家的人和事他就要坚决维护国家的利益。王士性一生奔波仕途，在京在外，经历全国各地，舟车所及，虽风尘劳顿，而每喜登山临水，饱览祖国壮阔，更加激发起为国操劳之志。王士性自称“余少怀向子平之志，足迹欲遍五岳”（《五岳游草·岳游上·嵩游记》），在他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除福建省以外，游踪几遍全国两京十二省。以其宏愿，是想游遍全国，到他作《五岳游草》时仍对福建之游心向往之，欲以闽游作为一生旅游的压卷之作：“披图九曲，是为武夷。幔亭云气，恍惘霏微。莽莽寰区，纵余所如。嗜而未食，惟闽荔支。俟将以闽游终焉。”凡是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与地方文化之关系详加访问观察，广事搜罗，所成著作有除上述《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外，还有《玉岘集》等。《康熙临海县志》称王士性的一生是“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其墓在临海双港（今白水洋镇）保宁寺东，原临海东湖湖滨立有“德业匡时”“文章经国”二碑坊，为邑人纪念王士性而修建，后被毁。

王士性的游记既记山川景色，更重人文思考，总结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旅游而言，他从文化上对古今贤愚的层次做了分析与概括，并将其提炼成三大类型：“太上天游，其次神游，又次人游，无之而非也。”这三大类型的分层是：“上焉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举形留；下焉者神为形役。”他还举例说明，以见其旨趣所在：“若士汗漫于九垓，是天游也；轩辕隐几于华胥，是神游也；尚子长敕断婚嫁，谢幼舆置身丘壑，是人游也。”这样的旅游文化分类，实在包容宏大，范围万有，足为古今言旅游者所宗尚，且迄今亦难出其右，虽数百年而下，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如《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庸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又载浙江全省各地人文之差异，分为三大地理区域，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王士性的游记，对于家乡颇多关注。如他在《广游志》卷下《洞壑》中记载：“道书所载洞天福地，在余台者十之一。如委羽为大有空明洞天，赤城为玉京清平洞天，括苍为成德隐真洞天，盖竹为长耀宝光洞天。福地则黄岩有石磕源，天台有灵墟，有天姥岑。今遗踪淹没多不存，仅有其名尔。此真神仙灵秘，不以示人。”而王士性游记虽重视人文现象之观察与分析概括，也有不少极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分析事例，如其有关雁荡山成因的剖析，就极具科学范型：“雁荡一山，说者谓宋时海涛冲击，泥去石露，古无此山也。审是，则必洼陷地下然后可尔，今此山原在地上。或者又谓：乾道中伐木者始入见之。今左自谢公岭，右自斤竹涧以望，奇峰峭壁，万仞参天，横海帆樯，百里在目，何俟伐木入者始见耶？若海涛冲激至雁荡之巅，温、台宁复今日有人？第谢康乐守永嘉，伐木通道，登临海峤，业已至斤竹涧，有诗，而亦未入。此见与不见，又所未晓。”^[20]这是一则短小而极有深度的分析雁荡山成因的文字，实是对宋朝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关雁荡山成因的质疑与否定。而现代地理学的分析判断证明，雁荡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典型地形地貌，与大水冲激，土去石露无关。沈括所作分析是中国宋朝科学探索的一个典型事例，虽与实际距离较大，而前贤对自然地理探索的历史功绩，不可因此而一笔勾销；王士性的质疑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它的成因认识，更加接近雁荡山成因的真面目，是中国地理学史上应当提起的后出转精的科学分析，值得铭记。

王士性的游记不仅所游所记多为前贤所未及，读之令人开阔眼界，顿起向往之志，即其文笔亦简洁清明，顺畅得当，就如清初著名学者潘耒所评：“先生夙植灵根，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远，超然埃壒之外。”“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五岳游草》序）如《五岳游草·入蜀记下》：“次日甲子，行次木马驿，犹然丹山绿水也。一宿而过彭山，再宿而过眉，三宿而入青神之中岩。中岩去县十里，峙江之东。上水月楼，俯长江，玦抱胸次；洒然下楼，傍溪入东北里许，青壁十仞，下瞰细流，为唤鱼池，僧呼则鱼出。过桥上丹磴里许，为罗汉洞，崖头刻佛像数千。又前里许为玉泉亭，泉自岩窦出，泠泠也。坐泉上久之，幽怀入梦，恍然身在层城阆风间。”又如记犍为油井：“癸酉，还自峨眉，宿犍为，犍有油井，其水见火即燃。”这样的记载，都是极富新鲜感的罕见罕闻之事，犹如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对国外的事物心向往之一样。故在很长时间里，王士性的游记令文人爱不释手，获得好评。此后沉寂了好长的时间，被埋没于无闻之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学术活动重新兴起，才有学界卓识之士抉发王士性在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1985年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徐霞客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指出：要建立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就必须重视和研究王士性的著作。他把王士性与徐霞客做了简要比较，指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此后王士性的名字及其地理学成就开始受到重视，一批中青年学者对王士性的研究兴趣被激发起来，王士性的遗著也在20世纪90年代被整理成《王士性地理书三种》重新出版，为系统研究王士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材料，王士性的人文地理学成就不断得到揭示和印证，他的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受到赞赏与肯定，他在中国人文地理学上的崇高地位得到尊重，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鼻祖。王士性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走在当时世界的前沿。

（二）齐召南及其《水道提纲》

清朝天台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是继北魏郦道《水经注》之后的又一部中国地理巨著。齐召南（1703—1768）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台州天台人。雍正十一年（1733）召举博学鸿词，齐召南以副榜贡生被荐，乾隆元年（1736）廷试二等，改庶吉士，充大清《一统志》纂修官，授检讨，充武英殿校勘经史官，又充《明鉴纲目》馆纂修官，擢中允，署日讲起居注官，迁侍读，以丁忧归籍，家居间奉命在籍编纂经史，分撰《礼记》《汉书》考证等书，服阕仍复原官，充《大清会典》纂修官，晋侍读学士，充《续文献通考》纂修官，擢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续文献通考》副总裁，兼勘定《通礼》。乾隆十四年（1749）以马惊坠地，伤重濒危，乞解职回籍，南归后养病之余，从事《水道提纲》撰述。后任绍兴蕺山书院山长，旋任杭州敷文书院山长，前后达十一年之久，因材施教，造就良多。以堂兄齐周华案牵连，被逮至京，不久卒，年六十六岁。齐氏幼有神童之目，读书过目不忘，学贯四部，经史考据，尤所擅长，著作等身，精于舆地之学，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有机会阅读《皇舆全图》等秘籍，欲补郦道元《水经注》之未备，据齐氏自序：“臣初久在志馆，考校图籍，于直省外，又专辑外藩、蒙古、属国诸部，道里翔寔，是以志成之后，亦尝条其水道，惟图无可据者阙之。及蒙恩告归台山，杜门无事，养病余暇，时检箧中旧稿，次第编录，共成二十八卷。”可谓后出转精之作。是书首列海水，次叙各省水，次及西藏、漠北、西域各水。体例以巨川为纲，支流为目，考古证今，溯源竟委，了如指掌。纠正了《水经注》明于西北而暗于东南的缺陷，是我国古代地理学上的一大贡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国朝齐召南……历代史书各志地理，而水道则自《水经》以外无专书，郭璞所注，久佚不传。郦道元所注，详于北而略于南，且距今千载，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诸水，亦多非其旧。……召南官翰林时，预修《大清一统志》，外藩、蒙古诸部，是所分校，故于西北舆地，多能考验；又志馆备见天下地图，乃参以耳目见闻，互相钩校，以成是编。……水之源委，往往袤延数千里，不可限以疆域。召南所叙，不以郡邑为分，惟以巨川为纲，而所会众流为之目。故曰提纲。大抵源流分合，方隅曲折，统以今日水道为主，不屑屑附会于古义，而沿革同异，亦即互见于其间。”可以说《水道提纲》所载乾隆时期全国（含外藩、属国）水道，不仅为中国水道记载之集大成者，更是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管辖疆域之宝贵记录与可靠证据，具有多方面之意义与价值。如东北水道嫩江原来叫作“嫩泥江”，图们江原作“土门江”，又如黑隆江水道记载有：“有一河合两源，西北自大兴安山（即今地理所谓外兴安岭是也）东南流来会。”自注：“此大兴安山土人曰阿母巴兴安，甚高大。自此绵亘而东，直抵黑龙江入海处。山之南为喀尔喀界，山之北为鄂罗斯国界。山在西六度半，极出地四十八度六分。”西南水道拉楚河：“又西南百二十里曰拉楚河，折正西流三百余里，有藏文岭北水……又西北数十里，经札什冈城西南，又西北折而正西，曲曲九百余里，受北来水四，至尺克则庙南，又西至拉达克城南境，又西百里经必土克庙北……狼楚河既会拉楚河，水势益盛，又西南流三百里，经毕底城西”，自注：“阿里最西地。”此地今在印占克什米尔境内了。又如记载西藏高原最大湖泊滕格里池（今纳木错）：“滕格里池在卫地喇萨西北二百二十余里，藏地日喀则城东北五百里。其东北隔山即潞江源之布喀诸池，其北隔山即大流沙也。池广六百余里，周一千余里，东西甚长，自西二十五度五分，至二十六度八分。南北稍狭。自极三十二度至八分。蒙古呼天为滕格里，言水色同天青。”又如记载朝鲜水道还有当时其境界的可靠资料：“国东南西三面滨海，南北长而东西狭。”自注：“北自长白山，东十一度四分，极出地四十二度弱。南至东南角海中之对马岛，西南角海中之汉拏山，极出地三十四度。”下文又记载：“隔海东南径三百数十里为对马岛，大岛也。”自注：“岛形自西北斜盘，而西南尖长内向，中有枝芽西指，似关刀状。自北尖至西南尖，有长山绵亘如脊，长三百里许。广中百里，前后数十里，尖处十余里。自东十四度，极三十三度八分，至东十五度弱，极三十四度四分。盖朝鲜东南海防之要地也。”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更不必说有关全国大小水道的完整记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都具有极高的历史考据价值与国境范围珍贵记载的意义。《水道提纲》前贤都从记载全国水道胜于郦道元《水经注》明于西北而暗于东南这一最为突出的缺陷来着眼，实际上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水道提纲》大大地超越了《水经注》，成为一部信实全面，载及海洋的水道巨著。大而言之，略有以下数端。

一是着眼于统一国家全局与限于分裂时期局部之别。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南北朝分野如斯，北魏局限于北方一隅，其疆域、眼界、经历、当时所据资料等所及均属北方为主，江南非所能及，仅据若干历史记载水道资料写入《水经注》中，已属超范围之举了，所以暗于东南，实出无奈，不得不然。到大清乾隆全盛时期，国力强大，疆域宽广，声威遐震，九译来朝，齐召南得以参与编纂《一统志》等便利，读到许多职方志乘，还有最新全国地图，记载翔实，是前所未有的，加上其博闻强记，勤于著述，所据全国方舆资料，远胜南北朝时。

二是重视实用与炫彩呈博之别。水道专书《水经》是首创，郦道元作注是对《水经》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国水道著作的重大贡献，但记载水道存在沿袭前人多侧重于水道之文史，炫彩呈博之风，最著名的就是《水经注·江水·三峡》，写得文笔生辉，情采并茂，令人难忘。但也存在繁称远引，穿凿附会之处。鲜有立足于实用，令人展卷即得者。就像齐召南在自序中所指出的以前人记载水道有：“志在艺文，情侈观览，或于神怪荒唐，遥续山海；或于洞天梵宇，揄扬仙佛；或于游踪偶及，逞异眩奇，形容文饰，祇足供词赋采用，以为美谈。从未有将中国所有巨渎经流，实在共闻共见，可筏可舟，不枯不涸，如孟子所言原泉混混，放乎四海者，用《水经》遗意，上法《禹贡》导川，总其大凡，芟除地志繁称远引，分名别号，附会穿凿之陋，务使源委了然，展卷即得，此《水道提纲》所以记载今日实有之脉络、山川、都邑，并用今名，略识古迹，取其质不取其文。如河经数徙，济淮入河，汉有别支，江源非一，黑水未知谁是，积石原在羌中，前贤早有辩论，无烦复赘，取其实不取其虚也。”可以说《水道提纲》在记载水道上深切地感受到传统地志乃至水道专书的务虚、眩彩的弊端，而着眼于质朴实用，摒弃浮华，求真务实，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水道专书记载模式，值得后人取则。

三是水道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有了更高的认识。以前中国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腹心地带，其水利建设之于农业生产、民生事业发展关系最为密切，但自隋唐以降，随着大运河开挖，江南粮米、丝绸等大宗物资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日益显现，后世所称的“漕运”愈来愈牵动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关注水道之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便成为朝野共同的话题。同时对于水道的研究管理，到清朝乾隆时期，认识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所以对于水道的家底清理盘整自然成为应有之义。

四是进一步加强河防事业的需要。历代河防，关系重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黃淮冲决，水到之处，乡邑一片汪洋，田庐沉入水底，人民成为鱼鳖，影响至为重大。治河之法，自传说中的大禹导河，到元朝以前，遇到大水肆虐，皇帝钦差大臣持“金龙白璧”临河祭奠，地方官员、河道官员亦派遣下属或者亲自到坍塌之处祭奠。到元朝以后，似乎日益重视人力治河，少有“投龙璧”之事。若明朝潘季驯治河则十分重视向沿河百姓请教，总结经验，是以被誉为有明一代最成功者。直到清朝，黄淮运三河大灾，仍往往惊动皇帝，甚至驾临河工之所，动用国库帑金，跨越数省，而效果每不如人意。即如水道记载最基本的要求是写明水流的源委，一条水流之始为源，其归为委。大河如黄河河源发于何处？长期以来都存在很大疑惑，一直到元朝才有人做了初步的考察与记述，而到清朝也没有完全探索清楚，直到当代才利用现代化的工具，搞清楚了黄河、长江等发源地的基本情况，这才有了“三江源保护区”的建设管理。而河源的情况对于做好治河工程，无疑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不仅在《水道提纲》中，还屡见于元明清以来诸多治河水利书籍中。

五是加强国家漕运建设，保障京师物资供应与民生的需要。自隋唐以来，中国的首都无论建在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大都），都离不开漕运这一交通大动脉。像元朝依赖漕运供应大都，元末方国珍占据浙东沿海，张士诚占据吴中，漕运中断，海运亦断，京师物资奇缺，朝廷陷入困顿之中，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做了重要的铺垫。明朝水利著作中每载及京师岁漕东南粟米四百万石，一旦漕运不通，国脉阻塞，国家面临重大危机，就不是局部小事了。历代治河的重要工程就是治理黄河与运河，兼及淮河，合称“三河”，运河主要供漕运，兼及灌溉与水利蓄泄。可以说中国水利史的一大半是“三河”治理史。这是郦道元时代远不可与清朝相比的话题，也是清朝对于漕运更加需要水道研究梳理的重大原因。

六是水道记载对于国防安全与疆域管理的意义进一步突显。郦道元处于局部水道之时代，有时连考察一条水道源委都要“出国”而成为难以实现之事，到清朝大一统，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四夷降服，如齐召南所说当时国家敉平叛乱，开疆拓土，“踰流沙而开四镇，荡平伊犁、回部，拓地至二万里，西域并入版图，濛汜咸受正朔，此岂汉唐元明盛时宾贡享王所能较量阔狭乎哉？”这样“伟大”的时代，不用说南北朝时期所难望项背，连号称强大的汉唐时期都无法比拟，因此管理疆域如此广大的国家，亟须掌握国家的自然地理“家底”，就如后世所谓普查，即为摸清基本数据，供国家各种决策之用，《水道提纲》的编纂正是适应时代重大需要的产物。

《水道提纲》在齐召南一生众多著述中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他的代表作，主要还是因为此书对于中国水利史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巨大价值得到显现的，并且其意义还在发挥深远的影响。戚学标《台州外书》卷七：“息园宗伯为翰林时，多阅内府图志，以郦道元《水经注》详北略南，黄宗羲《今水经》又知南而不知北，乃作此书。以巨川为纲，而以所会众流为目。故曰《提纲》。大旨以今日水道为主，不屑屑附会古迹。”难怪后来李诚评论道：“天台齐息园先生具综今博古之才，校书天禄，得内府舆图，伏而读之，仰而思之，参以职方诸书，为《水道提纲》二十八卷，以征今为主，而又不戾乎古，煌煌乎巨制也。”

清朝台州又有黄岩李诚著《万山纲目》，以与齐召南《水道提纲》相配。李诚字师林，号静轩，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补云南姚州州判，历署鲁甸通判、新平知县、曲靖同知、云南同知、南关通判、普淜州判、邓州知州、顺宁知县等职。其说经参酌汉宋，尤精地理，旁及历算、医术，尝谓：“记水之书，自郦道元而下，代不乏人，而言山者无成编。”《民国台州府志》称：“因齐召南有《水道提纲》，乃作是书以配之。起自冈底斯山，分海内之山为三大干。此为舆地有用之书，非寻常山志侈谈名胜，广载诗文者所可比。今存北干十三卷、南干八卷，刻入《台州丛书》续编中，余佚。”“又谓齐书网罗既富，不无讹缺，作《水道提纲补订》二十八卷。”可惜《订补》亦大多已佚，未有全本传世。另著有《蒙古地理考》《云南水道考》等地理著作，是继齐召南之后有创新有见识有作为的地理学家。著名考据学家临海洪颐煊著《汉志水道疏证》四卷，有刻本流传。

以上为该时期台州地理学之标志性人物，其著作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载前人所未载，戛戛独造，见识超卓，乃至于震古烁今，彪炳史册，自有不可掩盖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