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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俗化在临海词调中的体现

【摘要】:2006年,台州乱弹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临海词调从演员来源、表演形式、演出场合、不取报酬诸方面来看,便是文人深入俗文学的创作、表演、传播的鲜活范例,但保留着较为明显的文人特点,是观照文人被迫走向俗文学活动的一个难得样本。

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向来是并称的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精华的种类,只是元曲(包含杂剧和散曲)相对而言影响偏于通俗,与平民百姓的联结更加紧密,这是元朝文学的一种特点,也是当时社会文化潮流自然的表现。就更能展示文人才华的传统文学体裁的诗歌散文来说,元朝的文学成就都呈明显萎缩,未有出色的诗人,也没有杰出的散文大家与唐宋才人比肩量力。这固然有元朝相对短命(从南宋灭亡到大明王朝建立大约九十年)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元朝统治集团对汉族文士的歧视、压制与迫害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文士的科举之路不畅,文人只得将其精力转移到生存的基点,为糊口而“鼓与呼”,因此而一方面加强了与社会底层的联系,加深了生活艰难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深受社会底层民间文艺的熏陶,并吸收其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学创作元素,糅合为一种新的文人生存模式与创作道路,于是来自下层的戏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源自民间的说唱文学形式逐步演变为元朝文学的代表样式,并由地域因素形成两大流派——杂剧和南戏。浙江省是南戏的发源地,台州、温州是南戏的主要活动传播之地。有的至今尚延续于民间,如台州乱弹,临海词调。南戏在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以后,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都较先前的民间艺术形式有了提高。南戏的代表作是永嘉(今温州)瑞安人高明的《琵琶记》,以及施惠的《荆钗记》《拜月亭》,无名氏《刘知远》《杀狗记》等。高明字则诚,号东嘉,又号菜根道人。约生于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卒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曾任处州(今丽水)录事、福建行省都事、庆元路(今宁波)推官等职。任内,遇元人虐待汉人,则委曲调护;与幕府论不合,则避而不治文书。元末动乱,即隐居于庆元路城东之栎社,以词曲自娱,朱元璋即位,使使征之,佯狂不出。《琵琶记》为其晚年之作,故事叙说东汉文学家蔡邕[3]求学京都,与妻子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作品的结尾虽然让赵五娘与蔡伯喈团圆,但通过赵五娘寻夫的经历,深刻地揭露了元朝黑暗的政治现实,热情赞颂了中国下层妇女善良勤劳、坚韧尽责等美好品质。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其别具一格的结构,细腻的心理描写,符合个性的语言等,都属南戏的典范。由于台州没有出现像高明那样的南戏作家,故中国文学史上就未记台州与南戏一笔。而实际上遗留至今的地方戏曲样式“台州乱弹”即其孑遗。

台州乱弹又名黄岩乱弹,约成形于明末清初,曾经流行于台州、温州、宁波、绍兴、金华、丽水等地,迄今已有近400年历史。盖自南戏衰歇,演变而成。2006年,台州乱弹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是现存中国戏曲中历史最悠久、演出形态最古老、剧目最丰富、表演艺术最具特色的剧种之一,是珍贵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

临海词调又称台州词调、才子词调,是浙江台州的曲艺曲种之一,属于台州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曲调以“词调”为主,分散板、中板、流水板等,唱词所用的语言道白,均为台州方言书面语。所用的乐器有二胡、洞箫、竹笛、三弦、琵琶、扬琴、檀板、碰钟等,以二胡为主要乐器。演奏节奏以婉约平和为主。音乐轻柔婉转,优美动听,声腔悦耳爽心,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曲艺艺术。除临海外,还流传于黄岩、温岭、天台、仙居等台州各地。清中叶,临海词调颇为盛行。道光年间县令离任,词调艺人度曲送行,可窥一斑。光绪年间(1875—1908),涌现了宋淑兰、杨月悟、周新甫、秦月波等词调名家。从词调历史看,清朝后期是临海词调旺盛发展阶段,达到巅峰。据项士元《慈园音乐琐谈》载:“吾台音乐集团有成文、近圣二社。成文社之组织始于清道光、咸丰年间,以词调名,其学传至天台。”自乾隆、嘉庆以来,临海词调的集社有杨月悟“昭德社”、杨吾生“成文社”、陈建华“近圣社”等七社,入社成员有近百人,多以文人学士、有闲子弟者组成,称为“长衫派”,故有“才子词调”之称。而后期入社成员因出身清贫,则称“短打派”。

临海词调是一种坐唱曲艺。表演时,多则十多人,少则三五人,团团围坐,自拉自唱。在风清皓月之夜,乘兴集结,自娱演唱。佳节到来,有时轮家演唱,为诸文人雅士消愁解闷。有时应邀为富贵人家贺喜祝寿后助兴,每次只唱一、二出戏,多则谢绝;唱后不取分文,但须盛宴招待,以示其身份之高雅。所以临海词调从演员来源、表演形式、演出场合、不取报酬诸方面来看,便是文人深入俗文学的创作、表演、传播的鲜活范例,但保留着较为明显的文人特点,是观照文人被迫走向俗文学活动的一个难得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