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深远影响

2023-07-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外来文化的佛教在天台山发展成了第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教派——天台宗，成为天台山文化最有影响力与辐射力的代表。它的思想从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天台山文化的内涵与导向。这是天台山文化具有包容性的表现之一。“寒拾”交往事迹后来被人称为“和合”思想，今人则进一步把它提高到“文化”的层次，冠之以“文化”的桂冠，遂号称“天台山和合文化”云云。

天台山是宗教圣地，文化名山，这座名山在吸收三教九流各种文化上来者不拒，兼容并包，显示其独特的消化能力与博大襟怀，就像鲁迅曾经说过的从前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所显示的强健的胃口与强大的消化能力。天台山无论对本土宗教还是对外来宗教一概接收，从不排斥，自汉朝以来逐步形成的儒道释三教传播到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数千年来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共生共存，共同提高。还有浙东本地的原始宗教与民俗文化无不吞吐其中，熔为一炉。虽然总体上看外来宗教佛教赢得了更多中国广大基层民众的欢心，也就是佛教在诸种文化载体的交锋或者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未发生教种、教派信徒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未出现过西方那种异教徒之间的战争。即使作为统治者治国“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也未倚仗其权力对佛教发起暴力行动^[82]。因此就天台山而言，它的胸怀很宽广，定力很深沉。外来文化的佛教在天台山发展成了第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教派——天台宗，成为天台山文化最有影响力与辐射力的代表。它的思想从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天台山文化的内涵与导向。

佛教天台宗就宗教发展派别的教义来源与思想倾向而言，属于一种主张调和各派，融合诸家学说的佛教宗派。它吸收了印度传来的和中国发展的各派思想，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基本立场，对各派思想重新组合排列，形成新一套的思想体系。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天台宗把如来所说的经教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称为“五时教”，意为佛陀所说的经教不出这五个时期的范围。它又根据佛教东传各宗派对佛教教理的理解深浅程度，把它们划分成四个层次：即藏教、通教、别教和圆教，通称“化法四教”。藏教指声闻小乘教；通教通前小乘，通后大乘，通大小乘的大乘初级名为通教；别教指纯大乘教，以分别诸法各别有碍名为别教；圆教是大乘圆融无碍、圆满无缺的法门。是从浅到深为次第的四个层次。加上天台宗根据佛陀说法机感之不同，将佛的教法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四种，称为“化仪四教”，合称“八教”。天台宗的观法（修行的观法）有所谓“三观”，就是“空观”“假观”和“中道观”，天台宗认为这“三观”可以于一心中获得，所以名为“一心三观”。“三谛”是“真谛”“俗谛”“中道谛”，这“三谛”可以举一即三，虽三而常一，说三说一圆融无碍，所以称为“圆融三谛”。这个“一心三观”“圆融三谛”是圆教的教义，说明诸法无碍、事理圆融。而天台宗实以本宗为圆教，其他宗派属于前三教，即定自己为佛教教理最高级别的地位。天台宗的教义是在总结以前各派的思想倾向，不排斥任何一家一派，将佛教的教义参合中国的文化加以精密的调整，给每一家一派都以一定的地位，包容百家诸法，特别是发展了大乘圆教理论，展示了具有独创意义的大乘思想。这是天台山文化具有包容性的表现之一。

在天台山文化中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著名的隐逸诗人寒山子与国清寺僧侣拾得这一对“莫逆之交”的动人情谊，他们的深厚交情与心灵相应一直被传为佳话，成为民间信仰中“和合文化”的象征，融合于民俗之中，广泛流传。甚至于外地也千方百计地附会寒拾故事，敷衍成寒山与拾得共同爱上一女，因念友情而让爱情，一避于寒山寺，一追至寒山寺而“和合”的“新传说”，可见“寒拾”事迹对于中国社会中的基层民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寒拾”交往事迹后来被人称为“和合”思想，今人则进一步把它提高到“文化”的层次，冠之以“文化”的桂冠，遂号称“天台山和合文化”云云。

“寒拾”事迹在民间俗传最广，影响最大，两人的故事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传颂，是有其缘由的。寒山是唐朝屈指可数的几个白话诗人之一，也许出身富家，“不知何许人也”，其身世一直是个谜，后来不知为何原因寻觅到天台山隐居，作些劝人行善积德、“以人为本”的诗歌，隐居在天台西部的寒岩，《台州府志》本传载寒山子“本无氏族，以其于寒石中居止得名。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屐，时来国清寺，就拾得取众僧残食菜滓食之”，过着极其艰苦而简朴的日子；拾得出身则更加贫苦——他是国清寺僧丰干在寺外到赤城途中路边（今名拾得岭）捡到的弃儿，“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遂唤作“拾得”，又是地位卑微的小和尚——国清寺伙房里烧火的“伙头僧”。此两人现实生活的凄苦与辛苦应当是他们互相同情、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惺惺相惜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宋以来寒山拾得的诗作受到文人如黄庭坚等人的高度评价，其影响不断扩大，地位随之提高，深受百姓喜爱，被尊为“和合二仙”。因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敕封寒山为“妙觉普度和圣大士”，同年敕封妫山禅师为“妙觉普度合圣大士”，后人将“合圣”移戴于拾得头上，遂成定型。（见文前彩页“雍正敕封和合二圣谕”）寒山拾得两人能够被后世奉为“和合”的象征，给他们冠以“和合二仙”“和合二圣”诸如此类的称号，获得极高的声名好崇高的美誉度，其原因应当在于两人相怜相惜，悲天悯人的淑世情怀与纯真无邪的友谊有以使然。寒山曾经本求功名，只是“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屡试于场屋，连战连败，后来可能还遇到家庭变故，遂心灰意冷，看破红尘，流浪江湖，退隐天台，过起“风扫地，月当灯”的深山野人生活。而这种远离人群的独居生活虽然摆脱了原先世俗家庭的许多烦恼，却又带来了新的原先没有的烦恼，最直接的便是现实生活的吃饭穿衣这个最基本的保障。

寒山拾得的“和合”首先是对人的亲和与同情，它的主要表现是：拾得在寺院里是烧饭的和尚，虽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尚能保证有饭吃。可寒山子就不同了，寒山子隐居寒岩，生活比较艰难，温饱也难以保证。《寒山子诗集·闾丘胤序》和《志南记》所载寒山子的生活状态，是相当贫困，温饱难以保障。《闾丘序》称寒山子是“贫人风狂之士”，“且状如贫子，形貌枯悴”，营养不良，面有菜色。因隐居地寒岩的偏僻幽闭，人烟稀少，物质条件太差，难以果腹，“每于兹地（寒岩），时还国清寺（时常往还国清寺）”就是交代寒山十分窘迫的处境。当寒山子遇到吃不上饭，不得不到国清寺的厨房里讨些残羹冷炙果腹时，拾得基于自己悲苦的身世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与怜悯，每次都将积攒起来的剩余饭菜装在背篓里让寒山子背回去，“（拾得）寻常收贮余残菜滓于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而去”。这样的隐居生活实际上是经常蕴含着难堪与辛酸的滋味。在此等情形中，拾得对于寒山子的支持就显得十分可贵了。他是以实际的行动，帮助寒山子加餐“养命”，渡过难关。如果不是给予深切的同情，具备悲悯的胸怀，恐怕也难以结下如此深厚的情谊。寒山子自己的诗云：“一自遯寒山，养命餐山果。”可是山果也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日常不免挨饥受冻，甚至于乞食，如其诗中云“谁能借斗水，活取辙中鱼”（《少小带巾锄》），落泊困顿，状甚艰难狼狈。

寒山拾得之所以为人尊崇，为民俗礼拜，首先是两人都不为物质生活的艰辛所拘囿，人穷志不短，反而更激发起追求精神生活的超越。在闾丘胤的眼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表现：“或长廊徐行，叫唤快活；独言独笑”，有的僧人不解寒山的行藏，“时僧遂捉骂打趁”寒山，寒山“乃伫立拊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与常人的行为很不相同，可知其精神状态“反常”。这种“反常”行为，实际是一种“超常”，基本的含义是超越了贫苦的物质局限，坦然以对，以苦为常，以苦为乐，以苦为功的人生态度。对此寒山自己也有明确的表达：他在诗中写道：“惯居幽隐处，乍向国清众。时访丰干道，仍来看拾公。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就是他来国清寺不仅是为了果腹，更重要的是来寻求知音，寻找精神上的同道，探索“源穷水不穷”的情感力量。其次是寒山精神境界穿越社会等级阶层诸壁垒，与人交往无圈子无障碍，颇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如他“或长廊唱咏，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轮回’；或于村墅与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顺，自乐其性”，这种行为非寻常之人所能做得，更非寻常之人所能解得其中之味，所以闾丘胤说“非哲者安可识之矣”，是道出了寒山子心中块垒的。其三是寒山子的行迹虽有些奇怪，类于风狂之士，而其“一言一气，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隐况道情。凡所启言，洞该玄默”，是在奇怪风颠的外在行为中蕴藏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意涵，令人回味，令人咀嚼，耐人寻味。犹如陈年美酒，细细慢品，愈觉醇厚有味，绵缦悠长，道理深奥，引人沉思。所以寒山子后来声名广播，不仅文人喜欢这位落泊的隐逸诗人，就连普通民众也喜欢他，把他的形象与拾得连在一起，作为“和合”的化身，给予两人各种雅号，如“和合二仙”“和合二圣”“和合之神”等等，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这些雅号本身就是一种包容儒道释三教的称呼。

追溯天台山“和合文化”的起源，恐非始于《和合图》，而是原始于古代文化人对天台山的深刻认识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故欲谈天台山的“和合文化”，就不能不从天台山的宗教；欲谈天台山的宗教，就不能不谈天台山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发展宗教的联系。然后才能比较系统地认识前贤在天台山的修炼中所领悟到的“和合文化”内涵。

“和合”的思想非起始于唐宋时期天台山宗教鼎盛阶段，当然更不是在此之后，而是产生于此前的源远流长的佛教和道教思想教义中。并且不仅方外人士深体“和合”之义，即俗世之人亦无不深体此意。不仅匹夫匹妇知晓“和合”之可贵，前贤云“和为贵”嘛，商人以“和气生财”为经商准则等等，即为民之长者，治国之君王无不深体“和合”之义充盈覆载之间，而为经国理民之必不可缺的重要思想。隋炀帝杨广早就对此了然于心，他在与天台山僧众智越（智越时为国清寺主持）的信札中曾经着重强调这种思想，把佛教的教义与治国理民的思想联系起来。他说：“师（指智越）等离有为法，求无上道，弃俗诸漏，鉴在雅怀。犹须奖训未学（胡案：未学当作末学）修净行，俾夫法门等侣，咸归和合；诸佛禁戒，毕竟遵行。”（《国清百录·敕度四十九人法名第八十九》）

溯“和合”之源，早在唐朝之前，先哲就已经对此概念有了明确的用途，也说明有了准确的定义。就是联合、包容接纳、调和相融之意。如婚姻之事，称为“和合二姓”；《周易》卷四：“九三：賁如濡如，永贞吉。”晋人韩康伯注：“处下体之极，居得其位，与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润，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饰，又得其润，故曰贲如濡如也。永保其贞，物莫之陵，故曰永贞吉也。”又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雷以动之。”引晋人荀爽曰：“谓建卯之月，震卦用事，天地和合，万物萌动也。”后来意义引申有交融会合之义，如宋人倪天隐《周易口义》（系倪氏述其师胡瑗之解读心得）卷七：“夫雨者，阴阳和合之所致也。”此义用于人与人之间，每表示“心气和同，上下协合”之意。如宋人倪天隐《周易口义》卷四：“必得威明之人，施刚断之才以制之，则奸伪可以刑服，强梗可以放逐，而君子之道得行，上下之志和合也。”由此推溯天台山和合文化的象征——“和合二仙”（寒山拾得）的生平交往经历，可知其初义本重于对人生之态度，充满悲天悯人之心，对不幸身世之人给予深深之同情，尽力予以帮助，施以援手。

【注释】

[1]武氏虽改国号为周，然未改大唐制度，最后归政于唐，故并唐而言之，不做分别。

[2]或称项斯为江南人、台州人，都是地名大小不同的缘故，江南指唐朝江南道，江东是江南东道的简称。其乡贯实为浙江仙居，今仙居尚有项斯坑村，即为项斯故乡。

[3]详见《台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第67页。

[4]《蛮家》：“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不逢寒便老，相问莫知年。”

[5]见徐倬：《御定全唐诗录》卷八十二。

[6]彭定求，等：《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62页。

[7]欧阳衮，字希甫，宝历元年（825）及第，官侍御史。

[8]彭定求，等：《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9页。

[9]郑薰，字子溥，生卒年不详，擢进士第。历宣歙观察使。懿宗初，召还太常少卿，累吏部侍郎，进左丞，后以太子少师致仕。号所居为隐岩，莳松于庭，号七松处士。

[10]台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台州地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0页。

[11]项斯诗收于《全唐诗》中者共98首。

[12]石崇（249—300），字季伦，西晋巨富。

[13]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

[14]见费衮：《梁溪漫志》卷七。

[15]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16]陈起，字宗之，号芸居，自称陈道人，钱塘人，擅长诗文，与当时江湖诗人相唱和，编刻《江湖集》行世。其子陈解元，名续芸，承继父业。陈氏刻书以唐宋人集为主。《江湖后集》中周端臣《挽芸居》云：“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传世有《周贺诗集》《王建诗集》《朱庆余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等。陈氏刻书卷末刊刻条记题“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或“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世称“书棚本”。

[17]戴氏生卒年采用吴茂云《新发现〈戴氏家乘〉中戴复古家世和生卒年》之说，见《台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8]这些新逃来的人口在户籍中称为“客户”。

[19]每石约合50斤。

[20]见戚学标：《风雅遗闻》卷一。

[21]又作弱齐。郑虔的字，传世文献从正史到地方志均为弱齐或若齐，无论台州的还是浙江的，以至于河南的地方志，无一例外。

[22]指郑虔的诗歌、书法、绘画均臻于极高的水平。

[23]官学是官方建立的教育设施，也是管理机关。

[24]见林表民：《赤城集》卷五。

[25]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世称陶隐居。南朝著名的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

[26]或作王默，又称王洽。

[27]顾况系唐苏州海盐人，即今浙江省海盐县人。

[28]指韩滉，因韩滉受封晋国公。

[29]今安徽新安，与婺源本俱属徽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婺源划入江西。

[30]宋朝程颐程颢兄弟是洛阳人，伊水洛水俱为流经洛阳的水道，故后人遂称二程理学为伊洛之学。《宋史·道学传》载：“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沈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

[31]第一次是在宋乾道九年（1173）五月。宋孝宗对朱熹相当赏识，下诏曰：“朱某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与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便居住。”第二次是在淳熙十年（1183）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观。台州崇道观即天台山道教圣地桐柏观。

[32]官会指官方印刷发行的纸钞，相当于后来的纸币。

[33]林鼐字伯和，黄岩人，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终承议郎，通判筠州。事迹见水心先生叶适所作墓志铭。

[34]师夏字志道，师渊之弟，绍熙元年（1190）宗室特科进士。历大理司直，知南康军抚州，朝散郎知西外宗正事。

[35]师端字知道，淳熙十一年（1184）宗室特科进士。历大理寺主簿，知徽州，司农寺丞，度支郎，淮东转运判官，终知婺州。

[36]池从周字子文，黄岩人。嘉定七年特科进士。

[37]宋濂，字景濂，明朝文学家。

[38]胡三省实为台州宁海人，以长期生活于庆元而为何氏归于宁波。

[39]时在淳熙二年（1175）。朱熹偕东莱吕公至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子静来会。

[40]师雍字然道，淳熙十四年（1187）宗室特科进士。历通判嘉兴府，主管官告院，宗正寺主簿，今以朝散大夫知通州。

[41]师蒧字咏道，师雍之弟。

[42]适音括，非今简化字之适。

[43]郡名，治今甘肃天水

[44]八行者，孝、友、睦、姻、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试补太学上舍。

[45]安车是古代给予年高德劭者隆重礼遇的车子。

[46]吏部对官员业绩的考评。

[47]斯蒂芬·欧文：《盛唐诗》，贾晋华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页。

[48]即李白也十分想投托的“韩荆州”。李白《上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像韩朝宗这样的人当时“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可见由名人推荐人才在当时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49]曹唐（797？—866？），字尧宾，广西桂林人，隐居天台山多年。

[50]支遁（？—366），字道林，河内林虑人（在今河南），本姓关氏。支遁隐逸于判中东山，与谢安所隐相同，后入沃洲小岭建精舍，晚移石城山栖光寺，太和元年（366）终于判之石城山。

[5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2—595页。

[52]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53]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54]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页。

[55]相当于现代的海关、边防军和地方官员。

[56]以上是天台宗的最重要的经典，号称“天台三大部”。

[57]两千年前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建立的高句丽王国，与日后出现的高丽和朝鲜族不能混同。高句丽及在公元8—9世纪出现的渤海国，皆属中国唐朝直接管辖的郡。高丽国曾统治朝鲜半岛的北半部以及中国东北的大部，高丽王朝从前37年存续至668年。之后，渤海国继承了高丽国，于698年立国，直至926年被契丹人所灭。

[58]张蠙，字象文，清河人。登乾宁二年进士第，为校书郎，栎阳尉，犀浦令。入蜀拜膳部员外，终金堂令。

[59]孙望：《全唐诗补逸》卷七，载《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6页。

[60]“一阐提”出自《楞严经》，“一阐提人”指善根丧尽的人。

[61]本句出自崔尚的《天台山新桐柏观之颂并序》，本文被收入《唐文粹》卷第二十一。崔尚是久视元年进士，大中大夫行尚书祠部郎中。这句话的大意是：到了唐朝，有司马承祯道士居于此观。景云年间皇帝下令重修桐柏观。以弘扬玄元皇帝老子的伟大业绩，保佑大唐政权永固万年。

[62]陶弘景传王远知，王远知传潘师正，潘师正传司马承祯，是谓三传。

[63]卢藏用曾经隐居终南山，武则天时被征为左拾遗。

[64]见刘煦《旧唐书·文苑传·贺知章传》。

[6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5页。

[66]杜光庭字或称宾圣，或作圣宾，《十国春秋》作字宾至。此名字相应，于义为安。故从之。

[67]符箓是道教一大派系，源于早期道教，以画符念咒为人治病，驱邪禳灾为修炼主要内容。

[68]隋同安郡，唐武德四年改为舒州，治今安徽怀宁。

[69]张氏故居在今临海城内紫阳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