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路形成的原因

据有关研究人员统计，在《全唐诗》所收2200多名诗人中，到过判中（今浙江嵊州市、新昌）天台一带的诗人就达400多人，占了将近六分之一强。而到过台州天台的唐朝诗人绝对数要少于越州判中，但是就台州天台与整个浙东各州相比较而言也是为数十分可观，为仅次于越州的文人墨客喜爱之地。早在南宋晚期台州学者林师蒧及其子林表民选辑了三国东吴到宋前文人吟咏天台（台州）之作编为诗集《天台集》，其中收录唐朝到五代诗歌312首（含赋一篇），诗人138家，而这些诗人诗作还不是吟咏天台山的全部。据我从清人编纂《全唐诗》、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所收唐诗统计，以今存唐朝诗人实际而言，唐朝诗人到过天台山（台州）和写到过天台山的约两百余家，作品则远不止三百多首。至于宋朝以来吟咏天台山的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由于这已经逸出了唐诗之路的范围，此处就点到为止，不予赘述。这不但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奇迹，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的奇观。其中著名的诗人有骆宾王、王勃、李邕、宋之问、沈佺期、贺知章、张子容、孙逖、崔国辅、孟浩然、綦毋潜、李白、杜甫、李嘉祐、刘长卿、寒山、顾况、张祜、李绅、元稹、白居易、曹唐、方干、项斯、任蕃、贾岛、李郢、罗隐、贯休、齐己、皎然等等。我们誉之为奇观奇迹，是因为浙东唐诗之路所经之地在唐朝全国而言，它的面积极小，位置偏僻，远在东海之滨的东南丘陵地带，交通不便且有危险，外地的游人通常不愿意至此旅游。可是偏偏这样偏远而且危险的浙东山水之乡，竟然成为文人雅士、达官显宦以及方外人士的向往胜地，其中必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原因。简单地说，浙东的越州台州这一带地方自然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发展经济的条件）都不太好，它既不是政治中心，远离全国政治中心的西东两京长安洛阳；也不是经济中心，浙东发展自然农耕经济的条件远不如浙西，可耕地少，多为山地，发展农业的条件差；也不是交通中心，更不是文化中心，可是为何还有如此众多的文人愿意到此地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呢？以笔者孤陋寡闻学识浅薄的见解，推测这条名声在外的诗歌之路、文学之路与求仙拜佛之路形成并兴盛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浙东山水的召唤

浙东山水的特色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既有接近人间与社会沟通的“近世”（涉世）一面，又有不同于人世间与社会不相混同超凡出俗的“远世”（出世）一面。因此对于文人墨客来说浙东山水既有山水形胜的自然美景作为基础，又有佛道宗教的巨大影响及其宗教领袖与当时政治的紧密联系，是沟通“俗世”与政治的一座非常可行的桥梁。

（二）宗教文化的吸引

浙东宗教到唐朝主要是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这两大宗教都在南朝时期得到发展，开宗立派，而在隋唐时期其影响力达到高峰。这种影响力对文人墨客来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务实，想通过天台山宗教领袖人物的关系获得实际利益。道教为唐朝国教，其政治地位与政治影响高于儒佛，故唐朝士人来天台山，每与道士关系密切，交游甚多，就是这种背景下的行为选择。唐太宗下《令道士在僧前诏》：“至如佛教之兴……终风靡于朝廷。遂使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况朕之本，系出于柱史。……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天台山有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皆为才华横溢，学道有声，致身帝师。这就为那些科举考试屡试屡败者和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资格者寻求进身途径，开了一扇小小的方便之门。二是务虚，欲从方外人士修炼方外之功获得长生久视之生命力。道教以修炼丹药为关键，以服食丹药实现羽化登仙的目标，即获得长生久视，身列仙班了。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也大量地吸收儒教与道教的内涵，像道教追求长生久视对于健身养生的独特途径与方法，为己所用，也重视治病健身与养生的作用。所以唐诗之路诗人不仅与道士交游，也与和尚来往，学习修心养生，自然有其缘由在。

（三）曲线入仕的动力

唐朝诗人不远千里万里，历尽艰辛来此地的直接动力都是窥见这两大宗教的宗派领袖人物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想走“曲线入仕”的道路。如李白、孟浩然等人即有此远大“规划”。天台山的一批杰出道士都曾经以其高超的道教造诣获得朝廷的重视，如王远知、叶法善、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其影响自然如窗口吹喇叭——名（鸣）声在外，加之这些人物可以对朝廷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由他们推荐的人士可以超越科举的“瓶颈”，法外入仕。特别是以司马承祯为代表的天台山道教杰出人物深受唐朝皇室的尊重，就成为许多文人追慕的目标，攀附的对象，也自然成为招徕其他隐逸人士的旗帜。即以“诗仙”李白而言，他之所以来浙东天台山，正是因为他出蜀到江陵与司马承祯一见如故的“夙缘”：“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他在浙东天台山时所作的《天台晓望》一诗明确地表达了当时那种追求羽化登仙的心愿：

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

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

凭高一登览，直下见溟渤。

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

风潮争汹涌，神怪何翕忽。

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

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

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

李白在天台山与道教人士来往特别密切。他不仅与司马承祯有“前缘”，而且与当时隐居于浙东的另一位道教名人吴筠关系紧密，虽然未入道籍，未受道箓，而与吴筠等人情好日密，有逾于老道者。后来吴筠被唐玄宗征召到长安，就是携带李白一起入京，并且被破格擢用为“翰林待诏”。《旧唐书·隐逸传》载吴筠“东游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判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既至，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当时一介书生毫无从政经历和资历的李白平步青云直升供奉翰林，除了吴筠推荐的因素以外，当然其中还有贺知章等人的“合力”推荐“有以致之”。《新唐书·李白传》载：“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李白到天台山来“寻道”获得丰硕的成果，成为后来许多书生纷至沓来天台山的重要标牌，他们都想步李白之后尘，继李白之踵武，希望也能像李白一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一步登天，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李白的入仕道路为后来者构建了一种“李白模式”，令无数欲走李白类似途径的诗人不禁为之“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跃跃欲试，而产生了重走天台道，鲤鱼跳龙门，能否走得通？就要看其努力，更要看其造化了。

孟浩然（689—740）字浩然，唐山南道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早年崇尚佛道，慕汉庞德公之为人，与张子容一起隐居于家乡鹿门山，埋头读书，但是仕途上很不得意。他是被李白称为“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具有“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高尚情操，似乎与李白那种飘逸潇洒可以同调。但是实际上孟浩然也是要食人间烟火的，他在入仕上没有希望和行动吗？不是。孟浩然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游洞庭湖，作《岳阳楼》诗献著名文人当朝大臣张说；到开元十四年（726）前漫游于襄阳、扬州、宣城等地，结识了也是浪迹江湖寻找入仕机会的“诗仙”李白；开元十五年（727）冬天赴京都长安，应翌年的进士考试，科举考试落第，遂滞留京洛，饱尝风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开元十七年（729）秋，从东都洛阳经汴水到京杭大运河漫游吴越山水，于杭州樟亭观钱塘江潮，泛舟镜湖，探寻禹穴，游若耶，上云门寺，礼拜判县石城寺（今新昌大佛寺），登天台山，宿桐柏观，然后南游永嘉（今温州），探望好朋友张子容。张子容此时任温州乐城（今乐清）尉，翌年返回襄阳。开元二十二年再度赴长安求仕未果，从此灰了科举入仕之念。开元二十五年（737）尚书右丞相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荆州治所正在襄阳），辟孟浩然为幕僚，署为从事。孟浩然一生未尝中举，美国人斯蒂芬·欧文说得很有趣：“孟浩然似乎从未达到严格的正规文体所要求的程度。他在这种正规文体方面的修养极差，而他在进士考试和寻求援引方面的失败，说明了在个人诗歌才能和对于纯熟技巧的功利赏识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47]但他在仕途上的想法与多方努力还是不容置疑的。譬如他在长安于太学赋诗获得众多诗人的推崇，王维邀请他入室密谈，碰到唐玄宗临幸，但不善于应对而失去了机会。他杰出的诗才让他在家乡结识了享有盛名的山南道采访使荆州刺史韩朝宗^[48]，韩朝宗带孟浩然到了长安，想举荐他到朝廷“为国效力”，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孟浩然还在酒店里与朋友酣饮，说：“业已饮，遑恤他！”（我们已经喝得高兴了，哪里顾得上别的）弄得韩朝宗很不高兴，求封疆大吏推荐的行动就此失败了。至于张九龄到荆州担任长史，辟孟浩然为从事，孟也成为入幕之宾，实在是落泊文人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鸡肋”之职。由此也不难揭开披在孟浩然头上的“风流天下闻”的隐士面纱，只是科举之路难通时的痛苦选择。正因为此路不通，所以想到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曲线入仕”道路。他在荆州时就与李白等人过从甚密，相互推崇，为后来远赴判中天台寻求“曲线途径”做了铺垫。

舟中晓望

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

舳舻争利涉，来往任风潮。

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

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

寻天台山

吾友太乙子，餐霞卧赤城。

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

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

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

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

只是孟浩然虽在天台山费心交游修炼，与其友太乙子等来往，但最终无果而返。

（四）晋宋文士的引领

唐朝诗人对于晋宋名士的出处行藏，尤其是其崇尚自然，不与朝廷合作之风度十分欣赏，不少诗人成为追踪晋宋遗风的效仿者。晋宋高人名士对浙东山水情有独钟，往往爱其山水之美与爱其宗教之深奥，不愿移家别住，只愿住在浙东（主要又以会稽郡为清流士人雅集之地）。如谢安隐居上虞东山，高尚不仕，然一出山而安天下；王羲之誓于父母墓前，挂印而去，归隐金庭，遍游东中诸山；西晋张翰因思念家乡江东的鲈鱼脍和莼羹，看到秋风起来，就挂印而去，弃如敝屣；东晋王子猷在山阴，大雪夜乘小船访戴安道，造门不前便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刘宋时谢灵运居官而率性游山，创为山水诗，成为中国山水诗开山鼻祖，等等。这些名人或者清峻通脱，或者高尚放达，或者率性求真，概而言之，都是为了超越礼法，顺其天性。所以赵宋孔延之在《会稽掇英总集》卷四《判中》中说：“道经云：‘两火一刀，可以逃。’言多名山可以避灾也。故汉晋以来多隐逸之士，沃洲天姥皆其处也。”此类晋宋人物言行风尚对于熟读《昭明文选》和《世说新语》的唐朝诗人来说，都是如数家珍，从小钦羡。像李白就是追踪晋宋风流的典型代表。以他的诗歌为证。“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判中。”（《秋下荆门》）李白又说：“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送友人寻越中山水》）然后登上天台山，高歌“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凭高一登览，直下见溟渤”（《天台晓望》）。杜甫也是摸着历史的线索，一路追踪而来，他在《壮游》中做了十分清晰的叙述与评价：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

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

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

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

枕戈忆匀践，渡浙想秦皇。

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另一位盛唐诗人孟浩然是逗留判中天台良久不回的追踪者，他写判中天台诗的数量是唐朝诗人中十分突出的，而且好诗多，名句多。如“缅寻沧洲趣，近爱赤城好。”“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宿天台桐柏观》）孟浩然对天台山的向往真是特别的热烈：“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寻天台山作》）他在天台山上享受到摆脱世俗尘网的愉快：

“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鸡鸣见日升，每与仙人会。来去赤城中，逍遥白云外。”（《越中逢天台太乙子》）“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舳舻争利涉，来往任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舟中晓望》）他的这种心思，集中体现在其《题云门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一诗：“我行适诸越，梦寐怀所欢。久负独往愿，今来恣游盘。台岭践磴石，耶溪溯林湍。舍舟入香界，登阁憩旃檀。晴山秦望近，春水镜湖宽。”其他诗人诗作多不胜举。

晚唐诗人罗隐在《赵能卿话判之胜景》一诗中说：“会稽诗客赵能卿，往岁相逢话石城。正恨故人无上寿，喜闻郎宰有高情。山朝佐命层层耸，水接飞流步步清。两火一刀罹乱后，会须乘兴月中行。”可见在唐人看来，就如风水先生指点“迷津”一般，要奉为圭臬，作为行动指南。所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说：“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判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他的“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就有晋宋那些文人藐视礼法，追求人生贵在适意的影子吗？孟浩然在荆州刺史韩朝宗提携他到长安，推荐面试时，孟浩然与友人吃酒正在兴头上，孟说：“业已饮，遑恤他？”就没有去，韩朝宗很不高兴，此事就无果而终。这不也可见晋宋文士通脱任性的影子吗？

（五）遇仙传说的魅力

浙东这块地方，之所以成为隐士向往的“乐土”，前述其山水风光与众不同，固然是招引外来隐士的原因之一，然而不仅于此。浙东丘陵地貌，山重水复，回环映带，风光十分旖旎，宜于文士探索，但交通却极不方便，信息交流亦很缓慢稀少，民众来往艰难，甚至多有跋涉风险。正因为如此，这块地方就容易产生传说，实际上也是产生了许多有名的传说，如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袁相根硕赤城遇仙等“遇仙”传说，王质入山砍樵遇仙弈棋的“烂柯”传说等。尤其是刘阮遇仙传说是风靡南朝以降文学史中的最为文人瞩目的典故。这些传说中的仙女实际上是浙东山水之乡女子的化身，对于中原及其他地方文人自然有耳目一新的审美激情，所以创作了数量很多的赞颂“越女”的诗歌。如李白《越女词》：“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玉面耶溪女……两足白如霜。”《采莲曲》：“若耶溪边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杜甫《壮游》：“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判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张籍《酬朱庆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涌现于浙东诗路的天台山遇仙传说令人着迷，对于激发诗人创作的灵感而言，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唐朝才子无不闻而欣然欲往。并且唐人还以此打趣，告诫其他诗人到了浙东诗路也不要在山路溪边乱跑，以免被仙女逮去。施肩吾就是一个著例：

晚春送王秀才游剡川

越山花老剡藤新，才子风光不厌春。

第一莫寻溪上路，可怜仙女爱迷人。

至于唐人以刘阮遇仙为典故写入诗歌者就更多了，如元稹的《刘阮妻》二首：

仙洞千年一度开，等闲偷入又偷回。

桃花飞尽秋风起，何处消沈去不来。

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

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

又如白居易的《酬刘和州戏赠》：

钱唐山水接苏台，两地褰帷愧不才。

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

双蛾解佩啼相送，五马鸣珂笑却回。

不似刘郎无景行，长抛春恨在天台。

以刘阮遇仙为题材集中创作为组诗者，是晚唐诗人曹唐^[49]。他将刘阮遇仙的传说，以唐诗的典范形式格律诗写了五首七律，分别是《刘晨阮肇游天台》《刘阮洞中遇仙子》《仙子送刘阮出洞》《仙子洞中有怀刘阮》《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以下举其首尾两首：

刘晨阮肇游天台

树入天台石路新，云和草静迥无尘。

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梦后身。

往往鸡鸣岩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

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

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

再到天台访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尘。

笙歌冥寞闲深洞，云鹤萧条绝旧邻。

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昔年春。

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天台山方外志》称曹唐这一组诗“脍炙人口”，也是不过誉的。浙东诗路本身就充满了山水神秀的审美类型，加上遇仙传说的曲折离奇，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如真又幻，其作用于文人心里，无疑摄人魂魄，引人入胜，让人想一探究竟。

（六）隐逸传统的熏染

唐朝诗人喜欢来浙东，还与浙东唐诗之路有悠久的隐逸文化传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姑且不说先秦时期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耻，而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东汉以降，就有严子陵归隐于富春江；梅福归隐于此；东晋南朝则有以王谢为代表的隐居名士高卧东山，隐居判中，浙东诗路沿线名山多有隐士高栖之迹，如支遁^[50]。其人其事前文已述，此处不复一一胪列。兹举唐朝归隐于此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寒山子为例以证之。寒山子是因隐居于天台山寒山而得名的（见文前彩页“寒山子隐居像”），属于唐朝两大白话诗人之一（另一人为王梵志），生平事迹难以详考。他的诗流传至今的还有三百余首，其影响在唐朝以后日益扩大，20世纪以来还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欧美曾经掀起寒山子崇拜的热潮，美国的崇拜者甚至把寒山子评论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大体上明白如话，无须注解，诗中又融入许多人生哲理和佛教的教义，通俗易懂，便于流传。

如：

寒山深，称我心。

纯白石，勿黄金。

泉声响，抚伯琴。

有子期，辨此音。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又如：

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

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溪涧石楼台。

桦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绕山回。

自觉浮生幻化事，逍遥快乐实善哉。

寒山的诗以往学者们较多注意到的是其自然因素，较少注意到其隐逸传统对隐士的规范和影响。很明显，这两者实际上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不可偏废的。浙东的山水正是在其优美自然风光的基础上，赢得了文人的好评和赞颂，又张扬了浙东山水的自然品质，融合了人文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使之脱离单纯的山水属性，具备文化内涵，并且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吸收新的人文因素，这样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成为名播遐迩的“山水之乡”，隐逸逃名之渊薮。

唐诗之路的影响，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唐诗之路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唐诗之路的唐诗大多属于山水诗，它与唐朝其他山水文学体裁一起，互相映衬，成为我国山水文学创作上的一个新的高峰（前一个高峰在晋宋到南朝时期）。仅《唐诗之路唐诗选》一书就有诗人177人，作品620首；竺岳兵《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则收诗1505首。

二是唐诗之路为宗教与文学结缘做出重要贡献。唐诗之路的形成深受浙东佛道宗教的感染、浸淫，唐朝诗人中宣扬佛教天台宗成为一种常态，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时尚，又通过他们的作品进一步宣扬了其教义，引发社会的普通阶层对佛教天台宗的信仰和崇拜，为宣传天台宗、弘扬浙东佛道宗教提供了良好的不可替代的条件，促使文学同浙东宗教结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是唐诗之路促进了台州的文化教育。唐诗之路为古代高雅的文学体裁——诗歌走向世俗走向社会甚至走向国外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量的文人墨客络绎来游浙东天台，其中有些是至此任职的官吏，如骆宾王、李嘉祐、郑虔、元稹、郑薰等。他们吟哦风月，逍遥山水，显得潇洒超脱，丰采斐然，令社会下层心生羡慕，自然会激发其学习模仿的动机，对于促进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起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同时，有些官吏也采取了发展文化教育的有力措施，带动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所以唐诗之路的形成对于浙东地区士习民风之改良，崇文好学精神之培养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唐诗之路的作家作品不仅通过文学，而且通过宗教的渠道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传播到海外，把浙东的山水推介到更大的范围。

四是唐诗之路让浙东山水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常见题材。唐诗之路在充满宗教氛围的浙东形成，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让浙东的山水风光进入文学审美的观照视野，为进一步宣传浙东山水，使浙东山水风光成为文学写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书画创作中常见的题材，贡献甚巨。

五是唐诗之路因山水而吸引宗教，因宗教而吸引文人墨客，又因文人而反作用于浙东山水，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其中又以佛教天台宗对来游此地的文人影响最为巨大而且显著。这些来游此地的文人墨客在其纪游诗文中大都写到自己的游历经过，都是宣传天台山也是宣传台州的极好材料，是弘扬天台山文化的极好材料。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浙东唐诗之路在浙东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普及和宣传；使之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与平民阶层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这就有力地促进了佛教天台宗在社会基础阶层中地位的提高。

六是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兴盛让台州比较稚嫩的地方文化得到更多接触中原先进文化的机会，吸收营养。一个很好的事实是：中唐以前台州还没有本土诗人，晚唐时期台州涌现了以项斯为代表的诗人，而且一登上诗坛，便显得不同寻常，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加上罗虬的创作及其在北方国防前线的逸事，对他的诗歌的传播也起到了助益。成为台州籍人士，进入大唐诗人之林，即有出色表现，对以后台州文化发展与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是唐诗之路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交流。浙东历史上是北方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区，在唐朝这种局面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学习北方的态势。如农业生产技术、造纸技术、纺织技术、酿造技术等等。李肇《唐国史补》中就记载了唐朝浙东妇女纺织技术不良，后来地方官员命令浙东军人娶北方女子为妻，推动了浙东纺织技术的跃升。

八是唐诗之路弘扬天台山文化。浙东山水之乡，山水之美已经在前唐时期即广泛地传诵于文人学士的口头，牢记在心头。到大唐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兴盛，交通的开拓，天台山文化就进一步令国内外的文士神往，天台山的风物在诗人的眼中变成诗歌创作的优良原料，天台山的风景在诗人的眼中变成梦幻般的图画，天台山的优美遇仙传说成为触发诗人创作灵感的源泉。大唐中央派往周边属国的使节与官员，属国的留学生、留学僧、遣唐使、民间交通商人等等无不是传递唐诗的邮递员与宣传员。以至于后来外国人来到大唐，指名要某某诗人的诗集，携归国内，作为范本。如此等等，可谓传播天台山文化的理想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