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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天台山的传播与天台宗的创立

【摘要】:佛教在浙东传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从佛教传入到天台宗的诞生,也是历经交锋冲突的曲折过程。这与佛教在中土其他地方传播的经过大略相似,是外来文化必须经历的磨合“程序”,方能与本土文化“和平共处”,并催生新的文化。即使以天台山而言,南朝隐居于天台山的著名文人顾欢就是一个典型。所以说佛教传播南朝晚期在浙东天台山传播获得重大成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典范,那就是天台宗。

佛教西汉东汉初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冲突,得以改造发展,逐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新品种,成为最受中国民众欢迎的宗教,信徒遍及朝野,影响之广泛深远,是空前的。曹聚仁先生在《名教与佛教》中说:“如鲁迅所说的,佛教东来以后,释迦牟尼在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广大崇高地位,那是圣人所不能企及的。虽说每一县城都有那么一所孔庙,比之佛寺,简直太寒酸了;南京城中,有那么一处夫子庙,却有四百八十处佛寺呢!”[32]曹氏还认为佛教思想“影响我国社会文化之深,成为思想的主流,也远在儒家之上。隋唐两代,第一流的思想家都是佛门弟子;和魏晋玄学,吸引了才智之士一样,显得儒家真的寒酸不足道呢!”传统儒道释“三教”中,儒道均属本土文化之产物,唯独释教为自“西天”取来之“经”,竟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度里受到广泛的欢迎,甚至在其本土都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仍然在中国如火如荼,长盛不衰。

佛教在浙东传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从佛教传入到天台宗的诞生,也是历经交锋冲突的曲折过程。这与佛教在中土其他地方传播的经过大略相似,是外来文化必须经历的磨合“程序”,方能与本土文化“和平共处”,并催生新的文化。这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

从传统思想学术层面,正统文人对于这种新的外来文化给中国原来思想界带来的冲击持抵触批判态度者大有人在,如韩愈《原道》所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即使以天台山而言,南朝隐居于天台山的著名文人顾欢就是一个典型。南朝齐朝隐士顾欢隐居于天台山,在山中写下了著名的《夷夏论》,表达了当时文人对佛教与中国原有主流思想之间的立场和主张。他说:“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意思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学说就是相当于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如果说儒道的学说不是佛教,那么谁能担当这个角色?他说佛教教人“下弃妻婿,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佛;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批评佛教不婚不娶,不祭祖宗,不敬君亲,有违名教。据《南齐书》本传载,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今浙江省海宁)人。[33]又据《天台山志》载:南北朝名士顾欢,博学多才,齐高帝践祚,征至都,称山谷臣不仕……隐居于此,后人为纪念他,溪称欢溪,岙称欢岙,乡以此名。欢山烟雨,为天台山小十景。[34]这是佛教教义与中华传统伦理观念(如天地君亲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纲五常等观念)相左之处,极易引起中国文人反感,也让普通民众难以普遍接受。后来佛教竭力吸收中国文化予以改造掩饰。

从世俗原始信仰原始宗教层面(当然这当中不排除先到此地发展势力的道教),对于佛教也不是热烈欢迎的,而是抵抗不了,不得不让出地盘。这可以从浙东流传或者记载下来的一些佛教故事传说来看,也可以解读当时佛教传播的情形。如《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五《人物门》四载:

昙猷,敦煌人。兴宁中(363—365)至天台。旧传赤城有五百大神居之,言辄降祸。猷至,遇一妪问途,忽有负而投诸渊者,猷飞锡救之,水立涸,今干溪是也。方诵经,有猛兽巨蟒交见,猷不动。后有神诣猷逊谢,愿他徙,于是鼓角凌虚而去。

南朝祖冲之《述异记》载:

章安县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余丈。晋泰元(376—396)中,有外国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屡遣狼怪形异声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诣之云:‘法师威德严重,今推此山相与,弟子更卜所托。’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几时?今若必去,当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可憩,将来欲还会稽山庙。’临去遗信赠三奁香,又躬来别,执手恨然。鸣鞞响角,凌空而逝。

天台宗在佛教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极其巨大而深远,曹聚仁先生对此做了高度评价:“佛家教义到了中国,有了十三宗,而天台宗比之印度本土,还完成了更大的胜业。”[38]天台宗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以后,不仅在宗教本身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与飞跃,把一种外来的文化融合于本国固有的文化,并取得新的进展,达到新的境界,为此后其他门派的问世开辟了新路;更为此后天台山文化在海内外的熏染播扬提供了一个极具魅力的武器,成为台州文化对外宣传与传播的最有力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