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东吴与东晋王朝南迁对台州的重大影响

其原住民就是所谓“山越”的生存方式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亦较低，到东晋时代中原居民大量南迁，据《晋书·王导传》载：“俄而京洛^[2]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3]者十六七。”临海郡也涌入了大量的北方难民，当然也来了一些士族（贵族）仕宦，这就加快了临海郡的大面积开发。这种开发给临海郡的经济产业与社会内部结构带来的新的变化，如产业生产者身份的变化、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生产方式的升级并由此导致生产关系的转变，像北方盛行的庄园堡垒制，到临海郡则有了改变，原先较为固定的庄园主与其依存者的关系由于战乱逃难而解体，自由生产者（自耕农）数量增多。又由于新的环境需要抵抗山越的反击而结成新联盟组织（坞堡）等等。由于东吴和东晋王朝均属于偏安江南的“半壁江山”，在其保障自身生存与抗御北方（不完全是北方，但主要是北方）敌人的过程中，东吴依托东南沿海水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向外寻找新的合作（主要是从战略上考虑）伙伴或新的资源（土地与人口等），成为国家战略，像东吴派出人力经营岭南、交广，又北上跨海与辽东的公孙康割据集团相联结等，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实践案例，在这一过程中，不经意地发现了夷洲^[4]，使得祖国大陆对宝岛台湾有了新的了解，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台湾行使主权。其意义自然是重大而深远的。

临海郡的社会快速发展变化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是其基本的动力与三国时代东吴立国江东，东晋王朝南迁，两者均建都江南的秣陵、建康^[5]，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有因果关系。可以说是北方移民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也促进了临海郡社会文化状态的快速变化。

（一）北方移民的涌入对临海郡农业开发的巨大推动

我国历史上移民特别是大规模移民的直接原因多是发生战乱、灾荒或者疾疫。中原地区每发生战乱或者灾荒，其平民便向四处逃难，躲避祸殃，形成难民潮。这种“难民潮”固然不是只向某一个方向流动，但是我国历史上中原难民的主要流向是江南。所以北方难民迁徙的目的地大多为江南。临海郡处于偏僻的东南沿海，群山连绵，流水湍急，陆路崎岖险峻，水路曲折幽深，交通不便，对于逃难者来说，倒是一处难得的乐土。从西汉末的绿林、赤眉起义，到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中原难民开始纷纷涌向江南。三国纷争，经久不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导致平民大量死亡与逃亡。曹操《蒿里行》诗中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中原的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灾难，从曹操诗中自可想见。相对平静的江南便是理想的避难所，这就是我国国内移民史上移民数量大多向江南流动，移民方向大多向南方迁徙，移民定居大多选择江南的内外因素。东晋范宁说：“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迩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6]这些从中原逃难到江左的人民本来都想返回家乡的，但是落脚江南后时间一长，便安居下来，成为本地居民，也难以返回北方了。进入隋唐时期（7—8世纪）以后南方仍然是北人迁移的首选目标。经历多次人口南移，到安史之乱（754）后，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俨然形成。到北宋初年（980—989），南北户口比例约为6比4；到明朝初年（14世纪后期）南北户口之比约为7比3。大量涌入临海郡的北方人口，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农业生产因而有了长足进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蚕桑纺织等经济开发速度加快；并由此带动了经济社会前进的步伐，改善了人民生活的状态。

三国时期（3世纪）以前，临海郡的社会发展水平尚处于较低程度，经济比较落后，大多过着“火耕水耨”的生产方式，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低下，停留于“不待贾而足”的状态。所以呈现“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的贫富相对均匀，社会安定，但整体经济实力不够殷富的局面。从汉末三国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后，临海郡以农业为主干的自然经济也较之此前有了较大发展，这一点完全可以断定。东晋偏安江南时期，浙东的农业生产状态多呈地主庄园经济，许多平民都依附于庄园主，形成堡垒式的农村。《晋书·山涛传附孙遐传》载：“（山）遐字彦林，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月，出户万余。”豪强大族私自收留那些无法自存的贫民，作为其佃农家丁诸役，其生产的结果与这些“私附”数量的多寡必有因果关系。临海郡的情况虽不同于余姚^[7]，但是同属浙东，其一般状态应当有一定的共同点。《南齐书·州郡志》载：“晋元帝过江……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是当时过江难民一般的选择与生存状态，就是依附大姓。那些被流民投靠依赖的大姓则都是有势力有地位或者有名望的权贵豪强、世家大族，有力量保护和“团结”流民聚坞堡生存立足，徐图发展。如《南齐书·虞玩之传》载：“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问勇懦，署位借给，巫媪比肩。弥山满海，皆是私役。”临海郡的流民与大姓应当也是如此的关系，这种生活方式就给世家大族的兴起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与肥沃的土壤。经过由中原移民的开垦拓荒，浙东的农业生产与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即以东晋而言，东晋末期孙恩暴动时席卷浙东，东晋王朝派遣军队进剿，孙恩“乃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惧官军之蹑，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8]。从孙恩军队溃退时为了给追击的官军制造一些混乱障碍，迟滞其追击的速度，就把抢来的物品和女子扔得满地都是，琳琅满目，可见浙东的物质生产已经达到相当不错的程度。临海郡自然也有长足的发展，民间的经济生活随之水涨船高，殷实人家在所多有。1984年12月，临海县更楼乡下塘园村出土了一批窖藏汉代铜钱，总重66公斤，估计原入藏铜钱个数在3万枚以上。铜钱的类别有汉半两、五铢、新莽钱和无文小钱等等，应当就是当时那些世家大族的家藏财富。1986年2月，椒江市兆桥乡祝昌村“发现古钱币二百九十余斤”，“初步鉴定为西汉到南朝”的钱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黄岩县曾出土以五铢为主的古钱六箩筐，内有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这批出土的古代钱币以汉朝货币为主，六朝货币为辅，数量较大，应当视为当时社会商品交换中流通的实际货币，那么可以推知原先以自给自足为社会常态的临海郡经济从三国以来已经产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商品交换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货币自然就成为人民生活中价值的坐标和财富的尺度。

东晋南朝定都建康，境内形势较之北方相对平静，加之中原难民陆续涌向江南，呈现生产增长，经济发展的局面。临海郡境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较有说服力的事例，是《宋书·臧质传》：“（臧熹）为建威将军、临海太守，郡经兵寇，百不存一。熹绥辑纲纪，招聚流散，归之者千余家。孙季高袭广州，路由临海，熹资给必遣，得以无乏。”从臧熹履任临海郡，整顿战乱之后的破败凋敝局面，安抚民众，恢复农桑，发展生产，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致社会安定，流亡群众才会纷纷投靠。“归之者千余家”，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足以说明臧熹抚御有方，局面安定，才会赢得流亡者的信任。而临海郡为政府军长途奔袭广州提供后勤保障，让这支部队及时得到充足的粮秣补充，也足以说明当时临海郡所掌握的物资相当可观，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较高水平。据《宋书·武帝纪》载，此次孙季高将军奔袭广州之部队有兵士三千，时在晋义熙六年（410）。而臧熹上任之前不久，临海“郡经兵寇”是在晋元兴元年（402），孙恩率领“五斗米道”信徒为主体的暴动队伍攻打临海，导致临海郡民众遭受重大劫难。《晋书·天文志》载：“元兴元年，孙恩寇临海，人众饿死，散亡殆尽。”在如此重大灾难之后，短短数年之间，就能够恢复元气，人民过上相对富足安定的生活，的确可以推知临海郡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就生产的情形而言，当时农业种植技术可能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复种指数，主要农作物水稻的种植比较普遍，并且出现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如《临海水土异物志》载：“丹邱谷，夏冬再熟。”“丹邱”即丹丘，是临海郡的代称；“再熟”即两次成熟，一年收成两次。今人或解“再熟”为双季稻。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说：“言其土所宜也，夏熟者曰早禾，冬熟者曰晚禾。其最早者曰六十日，曰随犁归。”“早禾”即早稻，“晚禾”即晚稻；“六十日”指生长期为两个月光景，“随犁归”是形容生长期短，随着犁回家就可收获了。从宋朝台州的耕作常态，上溯东晋时期，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临海郡手工业的发展

在农耕时代，人民的营生除了农业生产最为重要以外，就是手工业了。手工业不但是农业经济的补充，更是人民解决日常生活用品，用于商品交换的主要物类，可视作农业产业的升级。临海郡手工业在该时期的表现多姿多彩，其产品也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如陶瓷制作、蚕桑纺织、冶金、造纸等等都有可圈可点的业绩。

1.陶瓷制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临海郡手工业的主要种类是陶瓷烧制，临海郡的陶瓷业制作名声虽远不如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的“越瓷”响亮，但从现代出土的古代陶瓷窑址与出土器物来看，其生产规模与产品工艺水平均有值得重视之处。现代发掘的该时期比较有名的古窑址有15处，原台州地区文管会金祖明先生把它们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为三国两晋，该时期窑场大多分布于临海郡郡治章安附近，产品种类有罍、罐、瓶、钵、壶、碗、洗、炉、鼎、砚、盘等十余类二十余种，其特征是“胎骨粗厚坚实，呈灰白色，火候较高，击之声音铿锵”。而临海鲶鱼坑口窑烧制水平最高，产品“胎釉细致，结合紧密，浸釉均匀，釉质玻化程度强”，“釉色滋润光泽，尤以淡青色釉更佳，其色如缥，透明似镜，似在清水中缥洁”。后一时期为南朝（宋齐梁陈），该时期产品以盘口壶为大宗，其他有鱼形瓶、盆、碟、带流把水注、虎子、两耳或四耳罐等，亦呈“色泽滋润，光洁鉴人，工艺精湛，素雅古朴”。文博专家徐三见先生认为临海郡陶瓷制作水平不在越窑之下，他说：“从台州各市县文物部门征藏的器物来看，有不少的罐、钵、水注、谷仓（魂瓶）等器物的胎、釉、造型、纹饰都相当精美，可与名传中外的越窑的上乘产品相埒，甚或过之。”^[9]

2.蚕桑养殖与丝绸纺织

蚕桑养殖与丝绸纺织是另一类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产业。桑叶栽培种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部分，它是养蚕的基础，也是丝绸纺织的前提。三国以来至南朝时期，浙东蚕桑业发展迅速，如从临海郡分置不久的永嘉郡“有八辈蚕”^[10]。又从刘宋时期开始，随着刘裕消灭后秦政权，携带大批手工艺人到达江东，进一步提高了江东（江南）的经济发展。如纺织业中的织锦工艺就是从此时传到江南的。据《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锦》引《丹阳记》云：“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从前民众日常生活，“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其蚕桑纺织之普及，纺织工艺之提高，对于民众生活而言，是惠及百姓的事情。而浙东蚕桑纺织取得成效，见诸史志记载。可见包括临海郡在内的浙东蚕桑养殖与丝绸纺织业在该时期逐步发展，已经走向兴盛，并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而吸收其他地方的生产技术、工艺，促进了纺织业新的发展。

3.开矿冶金

浙东矿冶业来历久远，其著名的产品如先秦时期即有杰出的越王勾践宝剑，20世纪出土后仍然未锈蚀，锋利如初。源自远古的干将莫邪铸剑传说就发生于越国，也可作为浙东矿冶业开发的一个写照。在南朝时期，浙东矿冶生产水平当有新的提高。《晋书·庾亮传附弟翼传》载：“时东土（东土指浙东）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这些从浙东逃避赋役到广州的民众竟然成了广州的“高级兵工技术人员”，为广州兵工“开发”并传递生产技术与“诸夷”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4.造纸业

再有一种事关文化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手工业门类造纸，在浙东有悠久的历史与著名的产品。下文所举传说中“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实际是当时一个普通的造纸手工业工人入天台山采取造纸用优良原料，而与仙女相遇结婚的历险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汉蔡伦（传说中造纸术的发明者）出生一年之后^[11]：“汉明帝永平五年，判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榖皮，迷不得反，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12]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榖皮是榖树的皮，榖树又名楮，又叫小构树，是一种灌木，广泛分布于江南丘陵，是古代造纸和纺织的优良原料，浙东山区榖皮资源十分丰富，为造纸业的兴盛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到东晋时期，浙东造纸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如裴启《语林》记载：“王右军为会稽^[13]，谢公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一次送给友人的纸张就有“九万枚（张）”之多，说明了什么？当然是会稽郡造纸行业发达的生动而有力的证据。判中民众到天台山采集榖皮以供造纸之需，可以推知其时判中与临海郡的产业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临海郡的造纸也应当是民间主要的手工业经济收入之一。宋朝时，台州所造的纸张叫作“天台玉版纸”，其身价堪与当时知名品牌澄心堂纸比肩，足见临海郡造纸是建立于本地拥有丰富的优质造纸原料的基础之上，毗连郡县多出产良纸这样的产业链上，肯定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