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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忧何求?敬答刘勇先生

【摘要】:王财贵《深圳商报》于5月30日刊出刘勇先生《揭开王财贵追随者之虚伪面纱》一文,为儿童教育苦思焦虑,提醒家长要有眼光,呼吁教师要有良心,生怕有一孩子不得善教,不能善成。我想,只要刘先生深入了解读经理论和读经的教学现况,就不会有这些担忧了。从文章之多方指点看,若说刘先生对读经理念及读经界情况不了解,似乎不妥。刘先生特别强调读经必须解经,此无足怪。但兼顾可有两种方式,一者跟进,一者搁置。

王财贵

深圳商报》于5月30日刊出刘勇先生《揭开王财贵追随者之虚伪面纱》一文,为儿童教育苦思焦虑,提醒家长要有眼光,呼吁教师要有良心,生怕有一孩子不得善教,不能善成。见得作者对人生对社会之悲悯,对教育对文化之关怀,令人赞叹,令我动容。我不禁想:如果像刘先生这样有学问又有热诚关心教育之仁贤,出来从事读经推广或读经教学,真是国家教育之大幸,天下学子之厚福也。

据我对刘勇先生大文粗浅的体会,主要有几点意思:第一,读经教育只教人读经,没有教人理解经义;第二,读经的教材只用原文,没有注解,学生无从了解经义;第三,读经教育因陋就简,教师无才无学,“乱搞一气”;第四,读经推广者说让孩子读原典,可以深种善根终身受用,是“高明”的“鼓动诱惑”;第五,读经私塾学堂不良的问题甚多,但消息被压制,王财贵也一语不发,是不负责任的;第六,总结地说,有许多读经的家长痛心疾首,作者是“为那些被耽误了的孩子们深深叹惋”。

以上所指出的读经之种种缺陷,大体是在“了解文义”上着眼,在我看来,这是现实上的担忧。其实与我和所有推广读经的朋友以教育培养人才的理念,并没有真正的冲突,那表面的不同是可以化解的。在此中国文化满目疮痍的时代,我等孤臣孽子相扶相持都来不及,何苦相诽相诮?我想,只要刘先生深入了解读经理论和读经的教学现况,就不会有这些担忧了。

从文章之多方指点看,若说刘先生对读经理念及读经界情况不了解,似乎不妥。但所注目的观点,集中在“只读经,都不理解,怎么成才”的问题上,若说刘先生对读经理念及读经界实情有深入的了解,又好似未足。

吾人建立读经教育理论,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解破“懂不懂”的迷思。科技教育以懂为唯一标准,其他学问不必以懂为唯一标准。很明显的,我们定位读经,是为智慧和文化打基础,智慧和文化,其性质不同于科技,而且读经教育的对象又是以儿童为主。儿童的理解力及人生经验不足,但他们的记忆力和酝酿能力特强,所以世界上各大重要文明的传统语文基础教育,都以记诵为主,不以理解为主。而若要记诵,则记诵经典更具有文化智慧的价值。所以吾人的主张,是应合教育本质和人性发展规律的。即使是成人,他想增进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一反体制学校边读边解的模式,先将经典原著读熟,再求解释,仍不失为一个简捷方便而有效的途径。

当今世界教育的主流不仅对成人强调理解,对儿童也强调理解。在科技教育上,为了顺应儿童的理解力,从2加2等于4学起,是合理的;但若认为语文也要顺应其理解力,从猫猫狗狗花花草草教起,则人生记忆和酝酿的黄金时期就被浪费了。而语文是一切学习的基础,语文能力孱弱,其他科目的学习也提不起来。此百年来中国的儿童教育“少慢差费”,国民的语文能力和文化教养日渐滑坡之主因也。吾人推广读经,泰半是针对此一教育盲点而发。

当然,所谓“学以致用”,读书的目的在于解义与运用,这是人们很容易想到而且固执不化的观念。刘先生特别强调读经必须解经,此无足怪。但这么深的经典,不知如何向理解力未开的儿童作讲?于是,当前社会上的读经教学,分成两类:一是坚持“读经”,从论语入手,只读不讲;一是转为“国学”,从蒙学入手,边读边解。从蒙学入手者,一面可以走出猫狗花草之浅俗,又可立竿见影地收到理解之效,两面皆可满足,所谓“兼顾”也。

“兼顾”,本是一种聪明的选择。但兼顾可有两种方式,一者跟进,一者搁置。跟进者,一面读经,一面解经;搁置者,先读,再解。读书当然要解,现在就只差先解后解而已。我固然不反对跟进法,但倾向于搁置法,以13岁为界,建议13岁以前以读背为主,13岁以后以理解为主——说“为主”,是一种本末主次的考虑,不是截然的去取。

到底是跟进法好,还是搁置法好?是很难遽下论断的。但如果我们把心放平想来,把眼光放远看去,识得人生百年成长的规律,老天既然安排人类先发展记忆力再发展理解力,记忆是有时限的,而理解是可以一辈子的。故小时候记多记少,对一生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一时的理解不理解,实在不必太过着急。所以,我宁可推广搁置法。

读经,是以一点带动全面、一元带动多元的教育,不全是为了所谓“经学”。我推广读经,非一两年,乃已20年,前期业余的少量读经的儿童,或已长大。据我所见,他们长大了,有幸遇上解经的老师,便很得老师的喜爱。如果不幸没能遇上,他们的语文程度和其他功课也都有特出的表现。直到近五六年,才有较具规模的读经私塾出现。那些全日大量读经的孩子,表面看来,似乎只会背书;但若读经一两年,回到体制,其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很快就有超前的表现。若到书院,据去年10月15日我所主持的“文礼书院”开学以来的观察,原来只是背了许多书的青少年,我要他们从论语解起,给他们《四书集注》《论语集释》《论语新解》等古今注书,让他们自行移注解读,他们兴致勃勃;让他们习古琴、练书法,他们也兴致勃勃;教他们文字学、训诂学、逻辑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他们同样兴致勃勃。

对于一个把几部经典都读到肚子里去的孩子,解经的工作是简单又有趣的事,基本上是不用教的。如有经师在座,也是“备问”而已,不必一一讲授也。我估计这些书院的学生,一两年之后,解读古籍的能力必远远超过一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一个人只愁所背经典不多,经典背多了,想解经,有何难哉?所以一方面我既悔恨,年幼时期没有人教我咿哑读经,另一方面我又很高兴,因为我看到文化复兴的希望。我怎敢不勉力以教下一代赶快咿哑读经呢?

曾经有许多人问我,何以这么努力推广儿童读经,是不是我小时受了读经之益?我说不是,正好相反。我是因为后悔自己小时没读经,长大后学无所成,我期待下一代比我好,所以孜孜而不倦。从这里,可以推知那些反对儿童读经的人,可能是认为自己虽然小时没读经,但长大也有相当的成就。一个人如果满足于他的成就,当然就不屑于让儿童读经了。遇到这种人,我都想跟他说:“如果你小时多读些经,现在的成就当不止于此。”历史不可重演,这种推断不能实验,只好见仁见智了。

再落实来说,如果一面读经,一面解经,岂不甚好?但这是不现实的。首先,当今天下被认为堪当解经的人,寥寥无几;其次,那些堪当经师的人,都是皇皇学者,谁肯屈身来教幼童?所以我说那些阿猫阿狗的老师也可以来教幼童。他们虽然不能解经,但如果只是让学生“小和尚念经”,他们就能教。而这样教,正是为那些可以讲经的学者培育了好苗子。我奉劝像刘先生那样有才有学之人,接手去做第二阶段之培育,不要袖手旁观,专责读经教师无才无学也。

故为今之计,一来应劝开学堂者慎选教师,以有学有才的老师为优先。二来应劝所有已经在教读经的老师加紧自修。但这两层意思,谁人不知,谁人不愿?我在做读经教师培训的时候,都再三呼吁,再三期待。但若一时间不能尽善,那是孟子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事啊!

人间有两件事不能等,孝亲是不能等的,再等,就来不及了;教育是不能等的,再等,就来不及了。何况文化教育已经断层百年,现在是在废墟中重兴教育与文化。这些读经老师,是迫不得已,必须立即上线。请给予这些成长中的读经老师,一些时间,一些帮助,一些鼓励吧。有学问有才华的人们,是否可以以你们的悲悯之心,体谅当下人间之困苦,时代之不幸,应责备有才有学的人不出来教读经,而不是责备那些无才无学的人教读经。

但即使有才有学的人出来教读经了,希望他们也尽量只教儿童背诵,不急着讲解。我不是因为今日的阿猫阿狗没学问,才因陋就简只说读经而不强调解经,此中实有对人性的另一层体会,有教育哲理的另一层深意,唯天下之定静者思之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