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驱动因素分析经计算，长三角城市休闲化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及排名如表6－11、图6－4所示，显而易见国控主要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是最能影响城市休闲化发展质量的因素，而星级饭店数量的多少与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好坏的关联度最弱。由此可见，“休闲生活与消费”“休闲空间与环境”与长三角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关联度最高。......
2023-07-17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分析与优化
【摘要】：2010—2019年长三角27座中心区城市休闲化发展的耦合度及耦合阶段如表6－8所示。从整体上看，除了个别城市出现小幅度倒退之外，长三角城市休闲化的协调发展水平一直是停滞不前的。最后，安徽省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协调水平不太理想，除了省会城市合肥外，全员处于严重失调阶段。
(一)耦合水平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城市休闲化的耦合发展情况，作者借助学者孙平军等的研究成果，将耦合度分为4个阶段：0．0＜C≤0．3为低水平耦合阶段；0．3＜C≤0．5为拮抗阶段；0．5＜C≤0．8为磨合阶段；0．8＜C≤1．0为高水平耦合阶段。2010—2019年长三角27座中心区城市休闲化发展的耦合度及耦合阶段如表6－8所示。
表6-8 2010—2019年长三角27座中心区城市休闲化发展耦合水平
(续表)
(续表)
如表6－8所示，2010—2019年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和合肥的城市休闲化耦合发展始终处于高水平阶段，换而言之，这些城市休闲化内部的5个子系统已经形成比较良好的协同和互动。分析其原因，2010年以来，尤其是在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后，国内外游客的蜂拥而至给上海的商业经济和服务产业提供了喷发的机遇，而上述城市多与上海为邻或为省会城市，具有2～3小时舒适出游距离的优势，成为旅游者们次选的目的地，使得这些城市的旅游总收入在短时间内迅猛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变得“有钱有闲”，产生城市休闲需求。同时，这些城市察觉到了休闲旅游产业给城市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增添休闲设施、优化休闲环境、加强休闲服务等，把握住经济产业与城市建设相互繁荣的窗口期。另外，温州在2013年从磨合阶段提升到了高耦合阶段，并且常年保持这种好状态，说明该城市的5个子系统间合作得越来越频繁。而无锡于2013年从高耦合阶段转变为磨合阶段，铜陵也于2014年从磨合发展阶段转变为拮抗阶段，说明这两座城市在休闲化发展中5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反作用力。究其原因，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城市问题不断涌现。城市人口的激增让城市资源被抢占一空，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休闲的供需结构施加了巨大压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只会加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迫使他们放弃休闲权利。同时，人口的扩张对休闲空间数量和质量也带来了极大压力，环境污染和破坏绿地等问题日益凸显，固然打破了当地居民已养成的休闲方式，最终导致城市休闲化水平的骤然下降。最后，如江苏省内的南通、盐城、扬州，浙江省内的湖州、绍兴、金华，安徽省内的滁州、池州、宣城等城市10年内一直在磨合子系统间的连接关系，以期更好的发展。
(二)协调水平
为了更直接地判断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协调水平，作者借助学者吴玉鸣等有关协调度等级划分的研究成果，根据测算出的协调度大小，采用均匀分布法来划分协调度的区间与等级(见表6－9)。
表6-9城市休闲化协调度等级划分
表6-10 2010—2019年长三角27座中心区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水平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如表6－10所示，长三角27座中心区城市2010—2019年休闲化协调发展中，没有城市进入勉强协调及协调程度更高的阶段，简而言之，长三角城市休闲化尚未完全处于协调发展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状态。从整体上看，除了个别城市出现小幅度倒退之外，长三角城市休闲化的协调发展水平一直是停滞不前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长三角27座城市之间休闲化协调发展的差距在慢慢减小，各城市间的年协调度差从2010年的0．272下降到了2019年的0．255，虽然变化微小，但也是长三角城市休闲化整体趋于协调发展的信号。其中，上海、南京和杭州属于第一梯队，处于轻度失调的发展阶段；无锡、常州、苏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金华、台州和合肥属于第二梯队，处于中度失调的发展阶段；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湖州、舟山、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和宣城属于第三梯队，处于严重失调的发展阶段。
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度高于其余26座城市，是唯一一座迈入濒临失调阶段的城市，一是因为上海人均生产总值已于2008年超过10 000美元，随着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进一步丰裕，居民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居民的休闲旅游意识不断增强，休闲消费水平得以不断提升，逐渐缩小与经济基础和休闲水平的差距，从而使得上海城市休闲化进程进入到濒临协调的良性发展阶段。二是借助2010年世博会这一契机，中国馆、世博中心、东方艺术中心等一大批休闲文化场馆的拔地而起为市民的文化休闲活动创造了条件，进而拉动文化产业、休闲产业、旅游产业等相关产业，同时政府开始注重对城市环境的建设，休闲基础设施得以快速更新，公共绿地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均大幅提高，从而使得休闲基础、休闲产业与休闲消费间的协调程度进一步提升，进而影响综合协调程度。其次，杭州和南京的城市休闲化协调度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主要因为随着沪宁城际高铁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车，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得以在城市间畅通无阻地流转，直接辐射于这两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从而改变了居民的休闲理念，推动了城市休闲化的有序发展。最后，安徽省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协调水平不太理想，除了省会城市合肥外，全员处于严重失调阶段。这些城市应当想方设法去利用好城市当地的休闲旅游资源，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来带动城市休闲化其他子系统的协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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