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斗士陈然的油印与敌斗

2023-07-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陈然同志负责油印工作。早上五点钟，陈然印完《挺进报》，紧接着点着了蜡纸。陈然被捕后，几个狡猾的特务留在他的房间里，危险进一步威胁到了市委！陈然认识到自己对敌斗争经验的缺乏，立刻接受批评。黄显声是张学良将军手下的一位副军长，已被捕10多年了，是个赞同革命的民主人士。正静静等待的陈然，一阵激动，心怦怦直跳。几个月的狱中生活，使陈然获得了许多地下斗争的经验。

1947年秋天，重庆地下党秘密地发行了一份油印刊物——《挺进报》。这份报的编发工作是由地下党重庆市委直接领导，它是专为地下党员、地下社员和进步人士办的。有三名同志从事这项工作：一个负责收听、记录新华社广播；一个负责刻写蜡纸；一个负责油印。

陈然同志负责油印工作。党把这个工作交给他，是由于他的社会条件好，他是一家工厂的代理厂长，不易暴露。就这样，陈然同志白天是厂长，晚上就成了油印工人。在那个时代，他有着厂长身份，是不便向人请教的，从没搞过油印的他只好偷偷地学习这门技术。第一次接受任务，他铺好蜡纸就印，因为想尽快地让同志们看到报纸，所以也就没有检查一下印的效果如何，以至于印了许多张后，才发现字是反的。原来，他不懂得只有反铺蜡纸，才能印出正字来。开始，他技术不高，一张蜡纸只能印三五十份，慢慢地越印越多，几个月后就可以印到2000多份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在工作之余又学着刻写蜡纸。有一天，他把一张用工整的仿宋字刻写的蜡纸摆在市委领导面前，要求市委允许他又写又印——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工作。

市委同志考虑到，陈然同志的工作已经够累的了，一周有两三夜不能休息，白天又要照常上班，如果再加上刻写蜡纸，怕吃不消。

急不可耐的陈然拍着胸脯说：“我干得了，我才25岁，看我这身体，一定能干得了！”接着他又陈述了这样做的好处：第一，可以腾出一个同志去做别的工作；第二，可以缩短出版时间；第三，可以减少暴露的危险。

那时，正是敌人严密追捕、企图破坏《挺进报》的时候。市委同志望着这个为了党的事业不知疲倦的年轻人，终于微笑着同意了。可是，时过不久，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

1948年4月21日，上级派人来通知陈然：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要尽快转移。临走，又叮嘱他：“明天晚上，你印好这期报纸，后天早上八点整，也就是23日，我来帮你运走。这两天你要特别警惕，一有可疑情况，你就先行离开。”

22日傍晚，陈然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很显然，这是我党工作在敌人机构里的同志，获得消息后来不及报告市委，才冒险直接通知他，要他快撤走。可年轻的陈然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第二天早晨就可印出的《挺进报》，只一个晚上不会出什么事吧？只一个晚上就可以脱离危险了，只一个晚上……他抑制不住工作的热情，又走进了储藏室，只是让母亲在外边小门上上了锁。

陈然一进秘室，就匆忙穿上白罩衣，戴上手套，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如果出了意外，他可以迅速脱下罩衣、手套，大步走出去，别人不可能从他身上发现一点油墨痕迹……早上五点钟，陈然印完《挺进报》，紧接着点着了蜡纸。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陈然立刻明白了，他迅速关上灯，拉开窗帘，推开窗门，随手把准备好的扫帚，小心地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这一切刚完毕，还未等陈然走出屋门，门就被砸破了。几支枪口对着陈然，他被捕了。

陈然被捕后，几个狡猾的特务留在他的房间里，危险进一步威胁到了市委！八点整，市委的同志来了。四周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径直走向陈然住的小楼。猛然，他看到了陈然留下的表示危险的暗号——窗口外悬挂着的扫帚，立刻扭转身，从后门出去了。敌人隐藏了许久，一个人也没有捕到，如意算盘落空了。

敌人怕陈然把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播出去，特别把他单独囚禁在白公馆楼上一间小牢房里。殊不知，这间小牢房已被我们的同志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陈然接到狱中地下党的通知：把最近的胜利消息写成字条，秘密传下楼去。他高兴极了，就用党组织给他的工具：半截铅笔、一些包香烟的薄纸和一块破刀片，又开始了在白公馆编写《挺进报》的工作。陈然凭着记忆，用仿宋体把新华社的消息工工整整地写出来，还画了一个精致的刊头，上面写着：

挺进报第一期

白公馆出版×月×日

《挺进报》从秘密孔道送到楼下后，很快得到党组织的指示：第一，刊头立刻取消，不允许再写《挺进报》、期数和出版日期；第二，必须坚持写仿宋字。陈然认识到自己对敌斗争经验的缺乏，立刻接受批评。时过不久，他又得到通知：隔壁黄显声先生有报纸，从那里可以获得更新的消息。

黄显声是张学良将军手下的一位副军长，已被捕10多年了，是个赞同革命的民主人士。陈然利用放风的机会，拖着沉重的脚镣，踱到黄显声先生的窗口边。轻声说：“我在隔壁，我要看报……”黄显声把头扭过去，仿佛没有听见。陈然有些担心地回到牢房，他会不会向敌人告密？转而又想：不会的，既然党组织要我和他联系，一定是有把握的。

半夜，墙壁上发出轻轻的敲击声。正静静等待的陈然，一阵激动，心怦怦直跳。他小心地接过从密封的门缝下塞进的一张报纸，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不要讲话，报纸每天晚上准时送来，务必在天亮前归还。

陈然就着从门缝里射进来的微弱的路灯光，读着那一条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陈然早就会“翻译”国民党的报纸，能够从敌人的反动宣传中找到真实的消息。从此，每天的《挺进报》上都有最新报道。

并不是狱中的每位同志都能看到《挺进报》：为了保密，党组织的几个领导人看后，就毁掉了。其他同志都是听口头传达的。但是，有些文件太宝贵了，谁也舍不得烧毁，人们把它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就冒着危险，把它珍藏起来。当遭到毒刑拷打或受到疾病折磨时，读读它，就又生出无穷的力量。

问题就出在这里。狱中有位被捕多年，眼睛高度近视的难友，他叫宣灏，生了病，身体很坏。同志们把一小张《挺进报》塞给他后，他躲在墙角全神贯注地看着，兴奋得连放风也忘了。一个狡猾的特务悄悄地走到宣灏的背后，等宣灏发现，想把文件塞进嘴里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文件一并被带走了。

特务们知道宣灏不是共产党员，写不出共产党的文件，咆哮着，皮鞭呼呼地打在宣灏身上。宣灏想到自己的过失，决定不牵连别人，倔强地挺立着，一口咬定：“我写的！我写的！”

特务们研究着这张可怕的传单：“中共中央第七届第二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他们断定重庆地下党和监狱有联系，立刻在全集中营进行突击搜查。

几个月的狱中生活，使陈然获得了许多地下斗争的经验。每天的报纸按时归还，铅笔、薄纸和刀片用完都妥善地藏起。敌人来搜查时，一点线索也未找到。

敌人知道：共产党员绝不会让群众代替自己牺牲，就使出最毒辣的手段：摆出一切刑具，拷打宣灏，迫使写传单的人自动站出来。诚然，宣灏受刑，同志们无不为之难过。陈然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牺牲自己，保全难友。但是，他没有。在不断的对敌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陈然意识到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挺进报》是在楼下被截获的，而陈然是被独自关在楼上的。如果他站出来，那么，消息的来源、秘密孔道、楼下党组织全都可能暴露，牺牲的将不是陈然一个，而是更多的同志。

在这非常时刻，和宣灏同住一间牢房的共产党员许晓轩同志挺身而出。

最终，这位历经十年炼狱的老革命者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战胜了敌人，保全了自己和党组织。

当敌人抓住陈然时，见他说话温和、态度沉静，又找到了《挺进报》的油印机关，满以为这个年轻人好对付，可以轻易地从他身上扩大战果，他们欣喜若狂了。但是敌人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书生模样的青年，竟也是软硬不吃。他们采用了种种酷刑，却没有得到点滴情报。后来，无计可施的敌人拿出一张纸，要陈然写自白书。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书”，自然是难不倒陈然的。陈然提起笔，略一思索，就一气写出了那在心里说过千万遍的话：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面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