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划分：不得侵犯私权的特殊利益诉求

2023-07-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公私划分、公权不得侵犯私权这一政治法律理念，源于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诉求——私领域的主导规范优于国家制定的规则，维护私领域的主导规则是公权的宗旨。在他们看来，私法至上才是核心，公私划分是以私法至上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宣扬排除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避免资产阶级逐利的自由被限制。然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未丧失其主导地位，危机高潮过后，其依然认为危机是因为国家干预过多导致。

公私划分、公权不得侵犯私权这一政治法律理念，源于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诉求——私领域的主导规范优于国家制定的规则，维护私领域的主导规则是公权的宗旨。可能有人会问，这种理解难道不对吗？不是与我前面用于理解权利的图4.3差不多吗？图示似乎表达的就是，即使不明确划分公私领域，国家权力制定的法律也不过是私领域规则的一种表达形式。我要强调的是，图4.3突出的是法形成和运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体以及权利义务划分的意义，主要针对的是图4.1关于个人和国家关系、权利的理解模式的缺陷，并没有涉及法律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秉承公私划分的人，很多人支持“私法至上”“私法优位”“私法是经济领域的根本法”。在他们看来，私法至上才是核心，公私划分是以私法至上为基础的。“私法至上”体现了一种规定性，以它作为判断法律正当性、合法性的标准，框定了法律的内容。

亚当·斯密塑造了比较明确的“私法至上”理念，在《国富论》中，他根据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活经验和需求，塑造了一个“经济学世界观”：一方面，逐利心理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逐利是个人活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虽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但“无形的手”会自觉地调控人们的行动，使每个人都得益，社会目标也能自动有效地达成。也就是说，只要私人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地从事逐利活动，个人的生活目标就能得到满足，社会财富就能增加，国家就能繁荣，社会便会朝着和谐美好的方向发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个人逐利的自由，尊重“无形的手”，政治国家的作用就是通过明确界定产权、维护自由交易、强制契约执行来尊重和保障前述经济法则。有没有觉得这套理论很耳熟？不错！这与洛克《政府论》中提到的核心内容——个人签订社会契约建立政府以保障私有财产权——很类似。其实，斯密的经济学是洛克学说的一个新版本。洛克通过“自然法”“自然权利”将——私有财产权至上——神圣化为人人应当遵循的法则，通过社会契约论，将政治合法性立足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作为“宪政”规则确立下来。在洛克那里，国家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应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套政治说辞，无非是“私法至上”的化身。类似地，斯密把资本主义私人经济活动的经验视为私人经济领域的“规律”，甚至上升为社会发展必循遵行的“规律”，界定了经济（私）领域和政治（公）领域各自的功能——政治权力应服务于私人经济领域的“规律”，实质上就是“私法至上”。这一套内在统一的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奠定了私法至上、公私划分的理念。自由主义宣扬排除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避免资产阶级逐利的自由被限制。只要逐利自由不被限制，其他的自由被限制并不是特别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这套框架里没有它们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的话语里，政治自由主要局限在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上，而这两种形式的自由在西方国家也是以类似于资本主义市场逐利自由的方式来理解和运作的。还记得关于公民联合会诉选举委员会案的讨论吗？多数派法官认为企业、组织投钱给竞选宣传活动不应受限，因为要保障意见自由市场。而没钱投入市场的人是否能享有同等的自由以及其自由是否因有钱人的优势而被限制这些问题是无需关注的，是无关于自由的，毕竟，在他们眼中，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人皆有意志自由和选择自由，只有国家权力的限制才是需要被排除的限制。逐利自由至上的原则贯彻到整个政治体制中，总统、议员、法官的选举，主要依赖竞选资金的竞争，人们投入政治献金支持中意的候选人和党派，为的是追求自身的利益，为的是争取立法、司法判决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决定。在这样的环境和语境里，逐利自由被认为是本能，是天生正当的，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诸如社会公正等问题，要么被异化为“自由即公正”，要么被认为是与“自由”相冲突的而被忽视，被贬低，不被认为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将其推给“无形的手”处理，至于“无形的手”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真的无所不能，是不是真的会处理社会不公正问题，似乎无需担心。

从17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由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起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上述理念未发生过本质变化。新自由主义作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指导思想，盛行至今。^[12]其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人鼓吹“大市场、小国家”的意识形态，塑造个人自由和国家干预的对立以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对立，坚持有市场才有自由，计划只能导致奴役，坚持“私法至上”排除国家干预的立场。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和世界战争，曾使西方国家一度偏离“尽可能排除国家干预”的轨道，采取凯恩斯主义，增加国家干预，扩大政府投资，促进就业，增加针对富人的税收，提高福利，管制物价，以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同时缓解收入不平等，缓和了阶级矛盾。世界大战结束，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就开始采取措施对工会进行打压，削弱工会政治力量。^[13]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石油危机等因素导致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此陷入低增长阶段。新自由主义鼓吹者认为危机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干预过多导致的问题，倡导排除国家干预，认为只要赋予资本更多的自由，降低其逐利成本，便可增加资本投资意愿从而自动拉抬经济增长。这一与斯密理论如出一辙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政府在政策上不断放松资本管制，为富人减税，放松劳动力市场的管制，采取货币政策来处理经济问题，促使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社会不平等逐渐扩大。资本投机越来越膨胀，陆续引发规模性经济危机，资本更多投向可攫取高额利润的金融、军事领域，实体经济衰退，直至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全球性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虽危机明显是放任导致的，新自由主义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但危机发生后，不得不由国家来兜底，为挽救资本损失，不惜以财政税收来拯救濒临破产的大型银行、企业，造成的开支又由政府债务和针对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开支收缩来支撑。然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未丧失其主导地位，危机高潮过后，其依然认为危机是因为国家干预过多导致。债主银行要求更多的公共开支收缩，以确保政府还得上债务，政府不得不继续缩减福利方面的公共开支，造成收入、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生活成本、失业风险变高，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更深的困境。顶尖富人在危机后的财富增长甚至超过危机前，而中下层群众的收入下降。^[14]凯恩斯主义确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只要私有制存在，生产就只能围绕生产资料所有者的逐利目标进行，而不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而进行。凯恩斯主义只能以增加社会公共开支和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再分配的力度，通过提高福利帮助资本消化劳动力成本，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又可通过消费刺激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在富人税收较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历史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要好于20世纪70年代富人减税、收入不平等扩大以后的历史时期，维持高税收的西方国家也比美国表现要好。^[15]一旦发生危机，经济增长水平下降，资本家要求自身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只能以更具强制性的手段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资本投机机会的方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正是适应于资本家的要求而生的，是使资本家的利益得到维护却排除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从根本上解决可能性的一种方式。新自由主义主导政策以来，低增长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正是它拖延、扩大了危机，却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干预。

虽然自由主义给自己营造了一幅厌恶国家干预的面孔，但“私法至上”要求排除的只是对逐利自由不利的干预，并非所有干预。针对资本活动弱化国家干预，针对与资本逐利自由相悖的力量加强干预。^[16]在资本主义发展、资本逐利的过程中，一直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在支撑，为其排除逐利自由的障碍。对内打压工会，维持低工资水平，为富人减税，对外通过霸权拓展市场，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虽然抨击别国采取计划手段发展经济，自己却通过各种计划手段如补贴、债务国有化、建立贸易壁垒等方式来维系本国资本的利润。计划和自由体现的是发展经济的不同手段，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将二者极端化、相对立，是自由主义建构的以适应意识形态对抗的思维，同时也是为了遮蔽其实际目标。自由主义的实际目标是保护资本逐利自由，但与本国资本逐利自由相悖的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限制，不能自由。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经济危机，非洲国家的债务危机，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拉美各国采取了一些保护民族工业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外国资本能更加自由地进入拉美投资，在利率上涨时将投入的资本迅速回笼，导致拉美外债增加，陷入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同样地，独立解放后，非洲很多国家经济发展一直维持高水平，但是自80年代接受外国资本借贷起，就发生了逆转，为了还债，减少种粮，大量种植咖啡、棉花等经济作物，卖出市场需要的初级产品，随着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债务越来越多。^[17]债台高筑压垮了经济，饥荒战乱频繁，影响至今。对于当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东南亚国家，西方国家要求其放松资本管制，以有利于资本的进入，其后“热钱”投机活动促生了金融危机。我国对于资本的管制向来比较严，西方国家一直批评我们不够“自由”，但对于他们来说“不自由”的举措，恰恰使我们免于前述亚非拉国家的遭遇。

表面上看，西方国家要求放松管制是为了自由，实际上是要求其他国家为西方国家资本的逐利自由而（必须）选择“自由”，“自由”不过是西方国家给其他国家施加限制的做法。尊崇逐利自由、私法至上的内涵是放任资本逐利自由，带来的影响是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持续扩大，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所作的《21世纪的资本论》引发热潮，他发现资本回报增长的速度始终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财富不平等的不断扩大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收入、财富的不平等，全方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经济上的不平等，使那些贫困群体缺少资源来参与政治活动，而社会上层群体则拥有更强势的资源和能力来影响政治风向，将其偏好的政治议题置放于立法者眼界和社会舆论的中心，排除社会下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公众作出选择的可能性被限制在上述议题范围内，投票选举也只是一种虚有其表的形式。符合上层群体利益要求的法律政策出台，会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特别是最贫困群体参与政治的动力。收入越不平等，越下层的群体政治参与效能越低。^[18]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越严重，在犯罪率、公民健康状况、学生素质等反映社会发展优良程度的指数上表现得越差，美国的情况就比社会平等程度较好的国家糟糕得多。^[19]在危机深化、不平等扩大、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的社会形势下，为稳定秩序以保障资本逐利自由这一核心利益，统治阶层在政治上就会变得越保守化，越来越强调权威，牺牲对于他们来说“不重要”的自由。

以上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历史事实之间的差距揭示出来的正是“自由主义”“私法至上”的实际目的和功能——掩盖资本特权群体的利益目标，创造服务于该目标的政治神话。西方学者喜欢探讨的“消极自由（权利）”（个人拥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权利）与“积极权利”（要求国家权力介入保障的权利）、“积极自由”（体现个人积极自主性的自由，主要包括自主参与社会治理的自由），以及，何者应被视为真正的权利或权利的核心^[20]，始终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自由、权利，众多学者坚持消极自由、权利具有核心地位，与自由主义坚持自由至上、排除国家干预的立场有关，强调积极自由、权利的学者和政治家则往往是偏“左”派学者。忽视“私法至上”隐含的意识形态并以它来支持公私划分，显然是极大的错误。^[21]

公私划分：不得侵犯私权的特殊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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