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乱时事中的公正和良知

2023-07-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因为遭遇缓急之事的人亟需获得帮助，这帮助是否可从朝廷、官府和国家法令中得到？他认为吏治的昏暗，是导致游侠诞生，并愤而代天下人厉行公道，主持正义的原因。如知法犯法，甚至执法者违法之事，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杜绝。游侠见此，有一种不能坐视的冲动，奋然挺身抗拒强暴，甚至为此得罪权贵，干犯法令也不在乎，这便是救人缓急，脱人于难。

游侠作为社会存在，从未被封建统治集团认可过，也没有得到他们任何的道德鼓励，他们随封建皇权的巩固而日趋式微，有的甚至很悲壮惨烈地死去，然而他们作为一种独特社会人群的存在意义，并没有真正消失。一般说来，倘从正统的立场出发，讨论游侠的存在意义自然有些不适宜。但是，正如司马迁所说：“缓急人之所时有”，当人们把眼光落实在特定的生活场景，甚或基于切身的生活感受，有时不用作什么高头讲章式的讨论，其意义反而分明起来。

因为遭遇缓急之事的人亟需获得帮助，这帮助是否可从朝廷、官府和国家法令中得到？倘能，一切免谈；倘不能呢？这时，他能指望得到哪一种人切实有效的拯救？此其一。其二，这所谓“缓急”是怎样产生的，是人主观招惹的，还是外界的挤迫？所以，自司马迁开始，历代人立足于“缓急人之所时有”角度讨论游侠的存在意义，实际上先把人导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即游侠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政治清明、世道祥和的年代，并不需要游侠。在这种清明祥和的社会里，国家纲纪不乱，官吏守职而人民安乐，间或有局部利益冲突，也可通过秩序化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当这个社会某些成员受到不公正待遇，或遭逢厄难，国家出为主持公道，赈济抚恤自属当然，即这个社会其他成员也会秉着一种良知，设身处地分担其痛苦，在内心道德信念的指引下，自觉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尽管，基于一种急公好义的天性，不能排除仍会有人尚气任侠，但那只意味着他在做一种高于群体道德水准的先进行为，而基于这种行为之上的独立人群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的。特别是随着封建国家的发育完全，各种体制机构运作的上轨道，一方面士人的出路可通过种种渠道分流，既可由荐举、科考入仕为官，也可研经、治史、积学为儒，而无须像春秋末、战国初那样，因失职而放为游侠；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弊端被规定只能在制度机构内部消解，个人倘要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一定会受到来自法律和礼俗两方面的责难甚至追究，游侠的存在几乎没有可能，即偶有存在也会因多余而迅速消亡。然而事实是，游侠并没有消亡，相反绵延不绝，无代不有。这便不能不让人转而注视整个封建时代共有的社会锢疾，去发现社会的黑暗，不公正与游侠产生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早在几百年以前，就有一些头脑清楚的士大夫论及此意。如明人陈子龙说过：“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他认为吏治的昏暗，是导致游侠诞生，并愤而代天下人厉行公道，主持正义的原因。由于他们为了这正义两字，敢于抗击强暴，不畏权势，得到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敬重，只要吏失职之事还有，他们就不会灭绝。陈继儒很同意这种说法，在为友人洪世恬《侠林》一书作的序中，特为引用，并说：“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辟斗非侠不解，怨非侠不报，恩非侠不酬，冤非侠不伸，情非侠不合，祸乱非侠不克”。想来在他看来，这所有一切都是官府所不愿或不能解决的。并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官府还会造成上述种种令人郁忿难平的现象的不断出现。因此，他认为是世道需要游侠存在。游侠的出现，一方面表明社会的极度动荡和混乱，非世道之幸；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万民之幸。所以他在文末又说：“然人间多怖而失箸者，则侠林震世之力大矣！”所谓“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也即此意也。稍后，方以智《任论》一文将此意说得更为直捷明白：“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把矛头直接指向朝廷，指向最高统治者。本来，吏治是否清明，是朝政是否清明的一个表征，吏失职自然是上失道的一种表现，因此，这种将游侠产生的根源指向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说法，实在是前及二陈之说的合理延伸。所以，一直到近世还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如黄侃就说：“苟强种不除，暴政不戢，富人不死，侠其得群黎百姓之心乎”（《释侠》）。

在这方面，说得最为具体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末尾总结性地指出：

闾里之游侠，其武士道之末运乎！上焉既无尚武之政府以主持奖厉之，中焉复无强有力之贤士大夫以左右调护之，而社会不平之事，且日接于耳目，于是乎乡曲豪举之雄，乃出而代其权。太史公曰：缓急者人之所时有也。夫生于专制政府之下，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民之良懦者，其平居或往往不得衣食。委转沟壑。在上者既无道，焉以振拔之矣，而法网严密，为陷于国中，或偶触犯，而非有意也，或并未触犯，而干缑之怨挟之，枉曲之吏从而罗之，则宛转无所控告，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己耳。于此时也，有人焉能急其难，致死而之生之，则天下之归之如流水也亦宜。故游侠者，必其与现政府常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太史公曰：侠以武犯禁，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

他以为专制政体带来的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是导致人民不安其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游侠挺剑愤起并得到人心支持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这种论述是接触到问题本质的。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结构发育之充分，在其他民族中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在这一元集权化体制中，皇帝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等级式权势结构的顶点，其它诸如政府、监察、军事、法律等系统无不为其统摄。由于这一结构不断成熟，失去制衡，其自身锢疾也就不断被重复，一元集权化体制中一些结构性软点和脆点，也就根本无法得到避免。如知法犯法，甚至执法者违法之事，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杜绝。对此，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曾着力予以纠正，希望从体制内部，将这种种问题消解掉。但由于要保证这种消解不会越出固有专制体制的边界之外，所有更张和改革的结果，只产生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特性的那种新成份，所以，实际上仍不能消除原有的锢疾，并阻止新的弊端的继续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政体是产生一切社会不公正的最终根源。“政治不修，法令不直”，即所谓“上失其道”，良懦之民“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即所谓“无以属民”。游侠见此，有一种不能坐视的冲动，奋然挺身抗拒强暴，甚至为此得罪权贵，干犯法令也不在乎，这便是救人缓急，脱人于难。《七剑十三侠》所谓“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指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也道出了这一事实。显然，较之朝廷和官府权威，游侠这种急公好义具有更大的实效性和感召力。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会在《史记》中辟专传，对其予以高度的评价。正如明人何良俊所说：“《史记·游侠论》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傅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暴数百，何益于事？”（《四友斋丛说·史一》）。

自司马迁以下，魏晋六朝人对游侠也间有好评，这从留存到今的大量题咏游侠的诗中见出一斑。当然，诗歌中吟咏游侠，与生活中的游侠有时有很大的距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倘作者对游侠心存恶感，是不会把诸如尽忠报国、慷慨赴死、急公好义、忠于知己等公认的美好品德托附在他们身上的。至如唐人张祜，性狷介耿直，不容于人，虽屡蒙举荐，始终未沾寸禄，因此颠狂九州，以豪侠自命，则还亲自动手撰作了《侠客传》。宋人刘克庄作《杂述》组诗，对毛遂、荆轲、博浪壮士、朱家、田横、剧孟等人，也予以专门表彰。此后，有明人洪世恬作《侠林》，曾得当时著名文人陈子龙和陈继儒的称赏。比洪氏早一些，屠隆在所作《义士传》中，对春秋至明代一百多位义士，一一予以评赞，其中也包括豫让、虞卿、贯高、栾布、灌夫、楼护、孙斌、孙宾硕等游侠中著名人物。游侠一然诺而万人必往，一叱咤而千人皆废的豪气，还使人觉得可以借以树节励志，故李日华会说：“读罢剑侠书，壮气增百尺”（《夏日题白罗松》）。傅山会说：“贫道岑寂中，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杂记三》）。李贽甚至要仿效程婴、聂政、栾布等人的行事，求“天下第一等好死”（《杂述·五死篇》）。

纷乱时事中的公正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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