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动为信仰」：传承自侠者的信仰与行为方式

先秦以来一直到晚清游侠的发展史，足可以证明前文所述，崛起于乱世的这种特殊人群，确实是天地间怀有激烈情怀的代表。接着我们将着重从横向考察游侠的诸多特点。先就其行为方式而言，游侠大抵可以说是一批以行动为信仰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

先前论者，大多以为侠出于儒墨两家。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即以为侠出于儒。梁氏《中国之武士道》谓：“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者至矣”，“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按此正后世游侠之祖也”。鲁迅、闻一多、冯友兰等人则以为侠出于墨。闻氏《关于儒、道、土匪》谓：“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

儒家自代表人物孔子以下，无论从论知角度还是实践角度，确有与温让恭谦相对的另一面。如孔子讲狂狷，以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这种狂狷之士，依近人刘永济所说，“颇近于侠”（《论古代任侠之风》）。孔子及其弟子多讲“圣人之勇”，要求“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论语·宪问》），推崇“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君子（《论语·泰伯》），皆可见出这一派人士的耿厚仁勇。至于孔子随鲁定公赴夹谷会，在大敌环伺事起仓猝之际，底定于指顾之间，举袂斥退夷狄之乐和宫中之乐，使齐景公感惧而动，归还了所侵之地；子路志伉直，好勇力，平生所愿“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又“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当卫国大臣孔悝被劫，作为孔氏邑宰的他以为利其禄必救其难，奋然入府，临死前神色不变，结好冠带，安然就戮，都可说是具有游侠风范的。然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鉴于时人鼓吹异说，淆乱是非，力主正名，并希望通过对仁义、礼乐以及中庸之道的提倡，实现长幼有别、等级有序的理想社会。为此，如孔孟等人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来宣扬和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可称是理论家，理想主义者，志向高远，性情平雅，与情怀激烈的游侠应该说还是迥然有别的。

再看墨家，反对儒家“天命”和“爱有等差”之说，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因此主张“尚贤”、“尚同”、“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们甘愿摩顶放踵，亏己利人，这种救世热忱和急人之急的热肠，也颇近侠义。墨家代表人物墨翟，百舍重茧，裂裳裹足，由齐即楚，阻止楚国攻宋。这种守义争强，不避艰，不畏难的作派，隐然具侠义肝肠。受他影响，墨家徒众大多生活艰苦，纪律严明，如腹黄享护法杀子，孟胜受阳城君所托，为其守国，国破身死，其弟子一百八十人，随之殉死，简直是一幕悲壮的侠义剧。孟胜所谓“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可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活脱脱是游侠的声口。故颜之推有“墨翟之徒，世谓之热腹”之说（《颜氏家训·省身》），陆贾更说“墨子之门多勇士”（《新书》）。至于墨家主张以富济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墨子·尚贤下》），强调“赖其力者生”（《墨子·非乐上》），“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与游侠风格也有契合处。不过尽管如此，墨家作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出现，力主人与人平等相处，不应有贵贱亲疏之别，在强执弱，众劫寡、富悔贫、贵傲贱的大乱之世，人人兼相爱，交相利，上下尚同一义，共享乐利，并不是一味好以自我牺牲或尚气动武去制止暴力铲除不平的。并且，可能为避免别家别派以为他粗蛮，只知以暴止暴的攻讦，与儒家一样，它尽力向世人表明自己学说的平正可行，而于游侠“排摈不载”。所以，它也不能算以行动为信仰。

游侠则不同，他纯粹以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负责，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作出解释。并且，这种行为超乎社会一般成员的习惯和要求之上。就主观方面而言，游侠大多好以奇言奇行邀引世誉，以奇志奇节立威树名，对社会常规和世俗常理的抗拒，使他们超越于绳检之外，拥有一份自我解放，随心所欲可逾矩的快感。从历史上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他们是十分希望享有这份快感的。并且，为了充实和加强这份感觉，乃或在被拯救者或一般社会人群面前，树立一种英雄形象，他们不惜通过由保持与外人的心理距离，行为距离所获得的神秘感，来维持这种感觉的永恒存在。就客观方面来说，一般社会人群大多安于弱小，藉着期盼超人出现，代为主持和决断是非，实现理想中的正义的心理，也愿意看到并接受有一个由里到外都异于常人的拯救者，并乐于传扬他们的异事奇行。至于他们横行不法，时扌干文网，只要尚未危及自身，人们也总会站在非享利者的角度拍手称快，并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代偿的满足。游侠受到这种殷勤的鼓励，自然更将自己的这种特性发挥充分，乃或至于刻意为之，以称大众之意。他们独特的行事习惯和活动方式，就是这样在主客观两方面的交合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信仰，也正孕育和寄托在这些独特的行为上面。

具体地说，游侠行为方式之与众不同，首先表现在，或说最直观地表现为服饰佩戴的不同寻常。对于游侠的服饰佩戴，先秦典藉没有专门记载。孔子弟子子路好冠雄鸡，佩假豚，可能那时游侠的装饰是这样的。当日，韩非子论及儒侠，称前者“盛容服而饰言谈”，称后者为“带剑者”、“游侠私剑之属”，可知儒士大多衣泽鲜华，而游侠除佩剑之外，再无特殊的装束。以后，司马迁为汉代游侠作传，称朱家“衣不完采”，即破旧得连一处完整的花纹都找不到。郭解穿戴如何，干脆就没提到。但到汉末，情况有所改变。侠节折节为俭之风日渐荡失，他们中许多人再不愿敝衣苟貌，谦抑自处。如哀帝时大侠陈遵曾入公府为吏，公府椽史都乘羸车小马，衣服也极平常，不尚鲜明，独独他极舆马衣服之好，尽管同时仍有大侠原涉衣服车马才具，不示奢华，但崇尚鲜丽的消息已露。

汉以来，游侠的佩戴也不仅以剑为限，除主要是剑之外，还有弓和箭。如东汉末年董卓为健侠，他好带双革建，左右驰射。隋虞庆则尚气任侠，好身披重铠，带两革建，左右驰射，以弋猎为事。至于马本身的剽悍雄俊，马的络头鞍镫的精美，也是游侠颇为注意的。唐以来，游侠挟弓箭和刀剑，纵马驰骋的日益多起来，这又是他们的一种装束。以至我们在历代文人吟咏侠行的诗篇中，多可见到他们宝马宝剑纵横四方的雄姿英风。所谓“白马饰金羁，连翩起西北。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曹植《白马篇》）。此外，他们的衣饰更趋于华丽，李白《少年行》中“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的绚烂描述，很可以从历代典籍所载游侠光鲜其衣的零星记载中得到证明。

如果说，上述衣饰和佩戴还不能算太特别的话，那么，挟丸带铃则为游侠所独有。游侠挟丸多见于汉代，它与一般人的挟丸不同，王府《潜夫论》记载当时人多好“怀丸挟弹”，那是拿弹丸作游戏用。如跳丸之戏，是用手连着抛接若干个弹丸；捶丸之戏，由击鞠分化演变而来，专意在击球入窝；击弹之戏，则以鸟兽为施击对象。游侠的怀丸挟弹，是专门用来赌行击杀官吏之事的。据《汉书·酷吏传》记载：

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木包鼓不绝。

当然，我们不排斥他们也有用弹丸作游戏之具的，但用以赌行杀人之事，确实是他们好怀丸挟弹的主要原因。对此，历代文士的相关诗作也有反映，所谓“柘弹随珠丸，白马黄金饰”（何逊《拟轻薄篇》），“剑琢荆山玉，弹把随珠丸”（徐悱《白马篇》），弹丸之具正足以标别和加重游侠的身份特征。带铃见于汉末，三国吴时甘宁为游侠，不仅铺张声华，穷极奢靡，“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还好结闾里无赖少年，“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耳毛带铃。民间闻铃声，即知是宁”（《三国志·吴书·甘宁传》及注引《吴书》）。“耳毛”是一种羽制装饰物，甘宁用它装饰衣服，又挟铃而行，目的无非在自异其形，并由此收到了张扬威势，震摄人心的效果。

两晋南北朝以下，游侠的衣饰佩戴在鲜丽富华的同时，较之秦汉的朴素，有渐趋特别乃至怪异的倾向。唐时，李师道任用刺客行刺宰相武元衡，事发后，“京师大恐，城门加兵谁何，其伟状异服燕赵言者，皆验讯乃遣”（《新唐书·武元衡传》），可知当日游侠大多衣饰不与常人同，别有自己的特点。而“会昌中，……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肤，夸诡力”（《新唐书·循史列传》），更可见他们的刻意炫夸。宋元以降，游侠社会地位降低，社会影响日益减小，大多沦落民间，乃或为盗为寇，较之前一时期，在这方面似不大再刻意追求了。

游侠行为方式之与众不同，其次还表现在他们悖去常道的资财获取上。如前所说，游侠服饰鲜华，佩戴讲究，出入连骑，从者如云。那么，他们是如何获得资财，以维护这种生活的呢？卿相之侠、暴豪之侠，乃或豪强官僚兼而为侠者，或以食邑俸禄，或以田产收入，其资财来源都不成问题。有的游侠本人既非大僚，也非豪强，但赖祖上为世家大姓，豪宗强右，有丰厚的家产遗存，可以在自奉之外，大行义事以结人心。也有的游侠因声名在外，权贵豪富乐与交往，虽自己不乐常业，仍可顷致千金，如隋时游侠沈光“不拘小节，家贫甚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隋书·沈光》）。但一般乡曲布衣之侠，闾巷匹夫之侠，既不愿躬耕田亩，过自食其力的平淡生活，又没有上述权贵的馈赠和同道的资助，他们赖以维生的手段便不免越出正道，其方式较之常人，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地方。

剽掠，即强力劫取他人财物，是两汉以来几乎历代游侠都没少干的事，有的甚至以此发迹。如南朝宋时游侠王僧达、北齐毕义云为粗侠，都曾公行剽掠。有的剽掠对象不以富家为限，可谓等而下之。其次是椎埋，即将人椎杀，然后埋掉了事。杀人埋尸，或为恩仇，但也有为钱财的，故又有“推埋”一词。如唐肃宗时，新安豪侠沈千载就曾交结椎剽之党，公行劫掠，地方官不能禁（见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碑颂》）。一直到明清两代，“群聚为椎埋”还未绝迹（谈修《避暑漫笔》），这些人中也多游侠。再次是掠卖，即贩卖人口。如唐游侠郭元振“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旧唐书·郭元振传》）。与此相关的是劫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绑票。明人郑仲夔《耳新》一书，就曾记载潮惠有大侠劫富家子，“出贴通衢，令以多金赎取”之事。上述数者都属横夺人财，谋财害命的。发冢又称掘冢，则是所谓向死人要铜钱。秦汉以来，兴厚葬之风，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由于墓葬丰厚，掘冢之事自然就多了起来。这些盗墓人中，大多是一些失去常业的绿林草寇，闾里窃贼，或者是屯戍军士，但也有不少是游侠。汉代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史记·货殖列传》），其中即多游侠。曹操少时任侠，至老不改，《曹操列传》称其曾引兵入砀山，掘梁孝王墓，“破棺收金宝万斤”，其他乡曲闾里之侠，可想而知。此外便是盗铸、私煮与走私。盗铸指违反国家专门规定，私造货币。由于私造货币时可行奸巧，如以铅锡杂入白银中，获利十分丰厚，故行此者如云而起。郭解“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是游侠行此的代表。汉文帝时，吴王濞擅章郡铜山之私，私自铸钱，一时“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盐铁论·错币篇》），其中也多游侠。唐以后，国家币制渐趋稳定，盗铸一事才随之消歇。私煮也以汉代为盛，盐之为物，煮于海，晒于池，汲于井，成易而利厚。尽管历朝百代，盐法多有变更，但大抵以专卖为主。然私煮私贩者，为谋取暴利，不惜招纳亡命，聚集游手，出持兵器，与官府争锋，一批盐枭在此过程中开始产生。如唐末黄巢、王仙芝，五代吴越钱鏐、蜀王建，元末张士诚、方国珍，明王直，清谭阿昭、蔡牵，大者揭竿聚众，小者亡命江湖。这些人以及他们任用和招聚的亡命无赖中，就多游侠。一直到清末，好任侠行义，被人称作朱家、郭解之流的“关中刀客”，仍以此作为一项重要的收入。如其中著名的刀客“王狮子”王振乾好义任侠，家中就有四套大车两辆，大船六艘，专行贩运河东潞盐及茶叶。

游侠行为方式之与众不同，再次表现在他们对走马纵犬等少年之戏的喜好上。春秋时代，游侠先驱的日常活动，后人知道很少。至战国、秦汉以后，才经由历代史家实录，开始被人认识。综其活动大概，大抵有斗鸡飞鹰，走马纵犬，击剑骑射，博揜饮宴和冶游宿娼数事。斗鸡，包括斗鸭斗鹅是春秋时兴起的一种娱戏，风行于秦汉盛唐。几乎与此同时，走马纵犬也风行于民间。斗鸡意在较力，狗马主要用以出猎打围，或使其赛跑决胜负。此外，当时还有养鹰的风习。由于上述游戏既费时费力，又需要有相当大的花销，从它们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几乎为富豪之家或社会游手所垄断。游侠虽财势不及王公贵族，与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更不可较力，但如前所说，他们无需躬耕垄亩以求温饱，亲治常业以为生计，就可维持优于一般百姓的舒适生活，因有钱有闲，故转而呼朋引侣，相邀于此途，用以娱情遣兴，销漫长之永日。又由于斗鸡养鹰可以给人以强烈刺激，很容易引发天性刚烈轻骠勇悍的他们的兴趣。而走马纵犬，正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所言，“本足以厉尚武精神”，就更令他们着迷。由此，“东郊斗鸡罢，南皮射雉归”（陈良《游侠篇》）。如汉代游侠睢孟就好斗鸡走狗，汉末袁术、三国刘备、隋周罗日侯，皆好狗马鹰鸟。明代赵任喜飞鹰之戏，初选中书舍人，每逢休浴必携鹰出猎。某次鹰飞到朝廷宫禁之地鼓噪不止，为执法者追究，并因此被贬为县丞。与此相联系，游侠还好渔猎之事。如南朝宋时的何迈性素豪侠，陈时周迪为游侠，皆以此为事。北齐高乾平日只知以射猎自娱，隋麦铁杖不治生业，每以渔猎为戏，更具典型。

如果说走马纵犬正足以扬厉尚武精神的话，那么击剑骑射是更为直接的尚武活动，所以历代游侠大多对此十分偏嗜。游侠先驱如豫让、荆轲皆长剑术。汉代尚武之风不减，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喜用剑的游侠。楚地大侠田仲即好用剑，三国严幹、徐庶、鲁肃也如此。唐李白早年击剑为任侠，王之涣少任侠，从五陵少年游，也好击剑悲歌。不过击剑毕竟是古技，唐宋以后一般意义上的用剑才十分普遍。如宋游侠陈慥、明宋克、清石达开都好此道。至于骑射，许多游侠都十分拿手，前及鲁肃即善此术，十六国时成汉李庠更是弓马便捷。唐宋以降，游侠日趋社会化，他们常以自己的勇悍和孔武有力立名，并以此为本钱，最终投入军队，进入仕途，所以于此一途用力颇多，如宋游侠元达，元张柔、刘伯林即是。

博揜，即六博局戏和意钱之戏，前者是两人相博的赌戏，以得筹多者为胜；后者即俗语所称摊钱，指随手取钱若干放入盛器，以压得多为胜。博揜风行于民间，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好为之。但最热衷此道的，还要算那些游闲公子、市井浮手，所谓“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公子家”（王得臣《麈史》），此外便是游侠。当日，荆轲就曾与鲁句践博，因争道为鲁叱去。汉代著名大侠剧孟虽好趋人之急，赈穷济困，但“好博，多少年之戏”。唐游侠唐宪不治操行，好畋猎，从博徒游。李渊、李世民父子卑身下士，结纳豪杰，其中就多有博徒。也因为侠与此道有如此须臾不可离开的关系，所以人们还常将他们与赌徒等视连言，称为“博徒轻侠”。豪饮也是游侠十分喜好的消遣，故前人论游侠日常活动，多连言“饮博”、“蒲酒”。汉代大侠陈遵便是一个酷嗜杯中物的人，常常日出醉归，为此把公事都耽误了。且他还有一个好拉人同喝的怪脾气，似乎这样喝酒才出得味道。所以，每次开宴，都要让家人把大门拴死，把客人坐车车轴上的铜辖扔入井中，使其无法中途退席。以后他因事丢职，罢归家居，宾客愈盛，饮食自若，酒肉相属，竟有甚于过往。郭解不饮酒，在游侠中是比较少见的，故司马迁特为表出。他如晋裴挹、隋麦铁杖、唐刘叉、宋焦继勋、明宋克也大都如此。所谓“酣酒高歌，固才人悲愤故态”（吴见思《史记论文》）。

游侠还有一日常活动便是冶游宿娼。秦汉时，游侠行为狂放，时扌干文网，但尚不见亲近女色的记载。荆轲刺秦王前，燕太子为顺适其意，间进车骑美女；陈遵为河南太守，与弟过长安富人左氏家与寡妇置酒讴歌，这美女是否是妓，寡妇是否兼营风流生意，无从考稽。但此后，游侠出入烟花柳巷，嫖妓宿娼的就比较常见了。如北齐游侠卢宗道为行南营州刺史时，就在家中蓄妓。某次请客，座中有人对一女妓有意，他当意要将此妓馈送，人不敢受，他几乎强迫才成其事。由家中蓄妓，可以想见当日游侠与妓来往的密切。唐《开元天宝遗事》中所载一条材料，更能说明这一点：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师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联系唐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所谓“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骆宾王《帝京篇》所谓“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可知其所言非虚。再看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有“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之语，又可知唐以后，游侠仍频繁出入娼门，或与娼妓保持来往。

上述游侠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特点，皆与一般人不同，但尚不足以标别其作为社会人群最特殊的本质。下面，再来集中考察一下他们为人津津乐道的任侠义举，由此可更清晰地看出其以行动为信仰的独特性。

行侠是游侠最主要的活动。游侠行义任侠，有多种原因，多种表现方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行侠；锄暴安良，凭一己之力，以暴止暴，也是行侠。这一些是一般游侠常做的事，也为大多数人所了解。除此之外，依着他们对侠义的认识，乃或公众对他们的期待，如赈济贫弱、报德报怨、藏亡匿死、攻讦长吏等，也是他们自认属侠者当行之事。

如前所说，游侠本人多不治产业，但因种种原因，他们大多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唐以前的游侠，尤其如此。别的人将这份财产投于求田问舍，或从事商业、借贷等活动，以期不断增值生利。游侠却不屑于此，他们更乐意将之投诸人。一者用于结交天下豪杰，所谓轻财通侠，如北齐高昂“招聚剑客，家资倾尽”即如此（《北齐书·高昂传》）；一者便是用来赈济贫弱。如果前者是他们渴望同一社会人群认同，以获得一种群体归属感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他们为求社会大众的认同，获得一种荣誉感所做的努力。如汉代大侠剧孟就如此，他是洛阳人，洛阳在春秋战国时属周地，自来有经商的传统，至汉代仍余风不坠。但剧孟却不愿做这种事，而好以任侠立节。司马迁说他行为大类朱家，即经常赈人不赡，且不求报答。三国魏张邈、晋祖逖、北魏裴庆孙、唐卢祖尚、宋杨美等人，也都有此侠行，如杨美“任侠好施，凡所予赐及俸禄，尽賙给亲戚故旧，死之日，家无余财”（《宋史·杨美传》），大有汉游侠之风。当然，有的游侠行此义，是为了养私名，培植势力。如三国时鲁肃“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产，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时周瑜为居巢长，带着几百人来拜访他，向他要粮草。他家共有两米，各三千斛，见周瑜开口，当即指着一相赠。周瑜素闻他的名声，见此更认定他是奇才，遂与他来往，订为生死之交。袁术也听到了他的大名，委任他为东城长，他知袁术难成气候，遂“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三国志·吴书·鲁肃传》）。经周瑜引荐，任吴为显宦，以后继周瑜之职，成就了一番大业。可见，他之所谓“性好施与”，实在基于强烈的功利目的，与汉代游侠以赈人不赡作为显示自己侠义品性的举动不可同日而语。后者也有刻意为之的成份，不可谓脱尽功利，但最终目的，无非是想做好一个游侠，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地道或更有声望的游侠。而如鲁肃这样的人，其最终目的，已与游侠行义不再有太直接的联系。

报德报怨也是游侠行义的重要一项。有德必报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传统的伦理规范之一，《诗经》中就有“无言不酬，无德不报”之说。有德不报为负德，不仅非礼，而且被人认为可耻，所以小人怀惠，故人怀旧，总以惠不可弃，德不可忘为信条。不过，游侠于此信条实施得最为彻底，执行得最为无条件，也最为完善。他们自己可以大行侠义之事，不矜己功，不伐己德，施德于不报之所，乃至以德报怨，如汉代大侠郭解常如此行事。但倘若他们自己一朝受人恩惠，则报生以死，报死以力，必不退避苟且，所谓“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李白《结车袜子》），虽肝脑涂地，灰躯麋骨也无怨无悔。有时所谓感君恩重，不过是蒙人一时知遇，尽管如此，他们仍会终生铭感，人有急难，便以生赴之。当日，生活在战国四公子门下的游侠，其甘为驱使，有许多就是以此为动力的。两汉重视伦际，笃于恩义，荐举多视其人能否知义报恩而定，一般士人多注意行此大节，游侠更不必说了。如栾布就曾为其家主报仇，《唐语林》所谓“天宝以前，多刺客报恩”，这些刺客有许多是游侠充任的。

与报德相关，报怨更是游侠常行之事。如魏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五代钱鏐性好任侠，也常如此。依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报仇是正义之举。《周礼》和《春秋公羊传》均明言子复父仇为天经地义，孔子、孟子也都就此发表过肯定性的言论，孟子甚至有“恶声至必反之”之说，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专条论汉人如何轻身报仇，故荀悦说：“或问复仇，古义也”（《申鉴·时事》）。当然，倘纵使人任意复仇，势必危害法制，有碍王化，故古礼对此有限制性规定。唐宋以来，历代人对此还作过专门的论解，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邱濬等人，均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由于在复仇一事上存在众说纷纭的情况，历代行复仇之事的人就不能彻底杜绝。游侠恩怨分明，于此自然更是无所规避，甚至还可以说十分热衷。并且，他们根本不沿依古代礼制和当世法令，纯然任自己的性情意志行事。如原涉季父为人所杀，他自请解职为民，伺机替季父报仇。东汉赵熹的从兄为人所杀，从兄无子，他便代为复仇。后见仇家都病倒了，觉得在这种时候报仇有违侠者之义，告诫他们“尔遭若健远相避”后，放了一干人。后来仇家病愈，登门感谢不杀之恩，他拒不接见。以后寻得机会，还是将他们都杀了。最能体现游侠热衷复仇一事的是，他们常常代人报仇，所谓“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都市傍”（张华《侠曲》）。如郭解早年就常干“以躯借交报仇”的事。三国魏时典韦早年为游侠，曾替人报仇，在闹市杀人，然后堂而皇之缓步离开，市人见状，无不惊骇。当地豪桀闻知后，人人交口称赞，他因此很快有了侠名。正是由于游侠很多时候仅凭意气任行攻杀，扰乱吏治，违反法禁，令地方官十分头疼，势积一久，上达于朝廷，其成为统治者翦灭的对象，也就不可避免。

再说藏亡匿死。所谓亡命，是指脱去名籍，逃于深山大泽之人。这些人大多犯有死罪，至少是得罪了大人物，所以一般人决不敢容留。但游侠行此可谓不遗余力，故当日韩非子在《六反》篇中，已将“活贼匿奸”视为侠者特征之一。汉代大侠季布藏活豪士以百数，季布原是项羽将领，曾几次把时为汉王的刘邦逼入绝境，刘邦登基后，悬赏千金抓他，并明令再有藏匿者罪及三族。季布东躲西藏都不安全，最后投奔朱家。朱家不但容留，还通过关系说动刘邦赦免了他。此后郭解等人也曾做此事，故汉武帝特制定“沉命法”以制之。不过，这样的法令没有一以贯之实行下去，游侠也从未把它当一回事。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布衣时，也好任侠藏亡命，一时吏不敢到门。他如隋游侠刘权、唐游侠唐宪祖，都干过这类事。宋元以降，一直到晚清大都如此。倘再具体考察一下被他们藏匿的亡命的社会身份，可以看到，当中既有公卿权贵，也有豪杰义士。此外，便是作奸犯科的亡命之人，乃或杀人越货的剧盗暴徒。如北周游侠韦“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人有急难，投之者多得存之，虽屡被追捕，终不改其操”（《周书·韦传》）。游侠之所以甘愿如此冒险犯难，除有借以立侠名的考虑外，通过这种方式招聚同道，结成势助，不能不说也是一重要原因。近人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称游侠“最为人所归附之原因，盖以其动即容庇罪人，抵抗官府”，其实也道出了这一点。

游侠多行报德报怨之事，又常常藏亡匿死，收聚亡命，必然触犯法禁，扰乱吏治，故朝廷为整肃地方，常派干员前往弹压。如汉代地方豪猾势力膨胀，多武断乡曲，横行闾里，朝廷就曾派尹翁归、尹赏、王温舒等人前去惩办。王温舒为河南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竟达千余家之多。“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汉书·酷吏传》）。这些豪猾中，有不少就是游侠；有的人虽只是好使气任侠，称不上侠，但大多与游侠相交通，彼此多有来往，关系密切。这么一来，游侠与官府乃至朝廷的关系趋于敌对化，以致纷纷起来，对捕杀他们的官吏进行报复，攻讦长吏之事由此发生，前及《汉书·酷吏传》载闾里少年群辈杀吏，相与探丸挟弹，得红丸的杀武吏，得黑丸的杀文吏，就反映了这一情况。《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这些人中有地方豪杰强右，也有游侠不法之徒。东汉时，任延为武威太守，因逮捕当地放纵宾客子弟为奸的大姓田绀，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其子田尚竟“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后汉书·循吏列传》）。三国吴时，剡守贺齐斩游侠斯从，其族党遂相纠结，有众千余人，竟举兵攻县（《三国志·吴书·贺齐传》）。他如北齐游侠李景遗曾入州城劫出被御史以贿赂罪拘禁的兄长，州军追讨不能制，他因此大得侠名。劫持人犯，对抗官府，居然还能得侠名，也可见游侠与朝廷的对立，在两汉以后仍是异常尖锐的。当然，其间也有游侠因不满官吏弄权，愤而与官府作对的。如汉朝第五種“少厉志义，为吏，冠名州郡”，先后迁为高密侯相，兖州刺史。在兖州任上，因收举中常侍单超之子、济阴太守单匡，并将其宾客亲吏四十余人统统拘捕，上表朝廷，遭到单超的报复。朝廷不察，判他流徙朔方。这一判决激怒了他从前的属官孙斌，“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钟，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種，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后汉书·第五種传》）。

与攻讦长吏相联系，还有持吏短长，即抉发官吏隐私来要挟，也是游侠常做的事。游侠做这类事，通常是为情势所迫，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但在一般人眼中，却认为这是只有他们才能做的侠行。如汉武帝对游侠施行裁抑翦灭政策，曾诏捕有“京师大侠”之称的朱安世，可诏令下颁许久未果。时丞相公孙贺子公孙敬声恃仗自己是当今皇后的姊子，骄奢枉法，擅自动用军饷一千九百万，事发下狱。公孙贺为救儿子，主动向朝廷请求，揽下这件棘手的事。不久，朱安世果被抓到。当他知道事情原委，冷笑道：“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从狱中上书，告发贺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又使人行巫蛊之事，把木偶埋于地下，用巫术诅咒皇上。武帝闻听大怒，下公孙贺于狱，经过查实，公孙父子都被诛死。他如汉宁成“为任侠”，也曾“持吏短长”（《汉书·酷吏传》）。阳瞿轻侠赵季、李款多蓄宾客，擅作威福，因“持吏短长”，竟能“纵横郡中”（《汉书·何并传》）。一直到隋朝，仍有豪猾任侠之徒“每持长短，前后守令威惮之”，后王文同为恒山郡丞，才将这些人制服（《隋书·王文同传》）。唐宋以来，由于法制日渐健全，游侠攻讦长吏、持吏短长的事情渐渐少了，但要说全然没有，不免于事实不符。因为不忍重压，奋身反抗官府，乃或因种种原因杀了长吏的事仍时于史。后世武侠小说家，正是赖此获得启发，创作出许多敢与官府作对的栩栩如生的豪侠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