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大变局中的再起

2023-07-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可谓开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掀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至于他与京师大侠、大刀王五的交谊更为人熟知。又计划分武汉、大通等五路同时举事，失败后，唐才常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捕获。在起义过程中，又收编了许多会党人物和绿林豪侠。

游侠在明清后日趋衰替，以至沉沦民间为边缘人，但他们可能没想到，他们这种蹈死犯险，无所规避的侠义精神，在晚清情怀激烈的仁人志士身上，得到了大大的彰扬。

清代自乾隆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至同治年间，这种腐败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可谓开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具有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因此也从原来的封闭帝国，转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伴随着这种转变的是，一方面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因割地赔款数额上升，人民所承受的捐税、浮收增多，封建社会本身固有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太平天国起义得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响应，正是基于这种深刻尖锐的矛盾。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掀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革命派经此变故，逐渐摆脱了对君主立宪的幻想，由爱国御侮转向了革命排满，废除帝制。他们前赴后继，纷纷起事，为推翻清廷腐朽统治进行了不息的斗争。由于无论是保守的维新派人士，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谋事之初，手中都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愤于国事不可为和清廷的软弱腐败，奋起从事在一般人看来大逆不道的革命；又由于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充满危险，甚至一时并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十分需要一种富有牺牲精神，忠于信仰、敢于任事并不惜献出生命的义士，作不计较声名、报酬的纯然的奋斗和献身，所以他们大抵都用历史上的游侠义士相号召，以激发时人的勇气，砥砺他们的斗志。如当日有维新改良思想的郑观应，因前人集唐五代侠义小说成《剑侠传》，又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搜辑剑侠故事，并请人配上图像，题为《续剑侠传》，与原书合刊行世。在为该书作的序中，他明白地道说了自己编此书的宗旨，“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稍后，谭嗣同著《仁学》，也以侠义精神相号召。他认为，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内和外应，号称一治，多赖游侠之力。“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察也。”

又由于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受列强及先进资本主义文化的启迪和影响，尤其是受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背景最相似的日本的影响，特别推崇具有刚毅坚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梁启超甚至援其名，撰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对自春秋而及秦汉游侠的生平行事予以专门彰扬，此书有杨度的序。在序中，杨度比较、总结了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差异，指出：

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于外则拒蒙古，胜中国，并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若吾中国之所谓武士道，则自汉以后即已气风歇灭，愈积愈懦，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数千年来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权利任其铲削，任其压制，而无丝毫抵抗之力；于外则五胡入而扰之，辽金入而扰之，蒙古、满州入而主我。一遇外敌，交锋即败。至今欧美各国，合而图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敢痛苦，柔弱脆懦，至于此极，比之日本，适为反对，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象之反如此，此其何故哉？

所以，他们在倡导向东瀛学习的同时，大声疾呼，要求振兴几于荡失的游侠人格和游侠精神，以为革命之助。

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游侠的精神，自己就是一位好任侠的热血之士。他少历坎坷，备受人世艰辛，好读《墨子》，倾慕游侠为人，乃至学骑射击剑之术。二十岁后离开家乡，开始漫游直隶、新疆、陕西、河南及江浙各地，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结识了贝元征、汪康年、邹代钧等一大批热血志士，自号“壮飞”，奋然以天下自任，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壮节概。在《报刘淞英书一》中，他说自己曾“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在《望海潮》词中，又高吟“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也因为是这样，他对如毕永年、林圭等侠义之士和江湖游侠大有好感，他还通过原在父亲卫队任职的师中吉，周知江湖豪杰的种种秘密，并与师结成生死之交。至于他与京师大侠、大刀王五的交谊更为人熟知。

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结为生死之交的唐才常，也是一位有侠肝义胆的志士。他办学馆，倡新学，在谭嗣同死后亡命日本。激于好友之死，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并作《侠客篇》诗以抒发情怀。回上海后，他创办自立会，“遍抚长江两湖豪杰，荆襄奇才剑客咸来归。……又收纳青、红帮众凡十余万，多桀颉斫弛，不易御。才常长驾远驭，因其才抚用，各得其欢心”（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又计划分武汉、大通等五路同时举事，失败后，唐才常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捕获。当其时，他十分镇定，隔日从容就义于武昌。他的日本友人田野橘次感叹道：“呜呼！世界各国文明之发达，鲜非义烈之志士流铁血，碎侠肠，拼头颅，以购得之者哉。余夙好义侠之流，因是纳交于唐才常，约为知己。”（《哥老会巨魁唐才常》），直将他归为义侠一类。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相继失败，许多仁人志士彻底打破了对清廷的幻想，有的还很快转为革命党，即以自立会成员而言，如秦力山、陈犹龙等人即如此，并且，这些人大多具有游侠气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对会党及江湖游侠也十分重视，在联络两湖、闽粤的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起义过程中，又收编了许多会党人物和绿林豪侠。与孙中山屡屡发动起义相呼应，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秋瑾等也在安庆、浙江等地展开武装斗争。徐、秋两人皆是受古游侠侠义精神驱使和感召的热血之士。前者自置短枪，誓效荆轲，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者自小慕郭解、朱家为人，自号“鉴湖女侠”，从日本回国后，策动浙皖起义，被俘后慷慨就义。

徐、秋之外，如云南张文光、广东谢逸桥、直隶蒋大同等人，皆受游侠精神感召，或躬自为侠，慷慨自许；或性喜任侠，不避危难。有的人如吴木越，因慕古游侠作为，竟改字“孟侠”，谋炸清廷出洋考察的五大臣，邝佐治性好任侠抱不平，谋刺赴美考察军政的清廷海军大臣，皆侠风烈烈，是为中国历史上豪侠义士的一脉正传。晚清以来，民间还有许多游侠及豪杰义士。如近人姜侠魂所著《侠士魂》一书中，就收入六十多位。近人向恺然所作《近代侠义英雄传》，是一部写实性的作品，作者有意为近二十年来侠义英雄写照，专门表彰如大刀王五、山西老董、霍元甲、海空和尚等人，间有附会，但大抵有史实依据，据此可窥见当日游侠的活动和侠义精神的深入人心。

不过，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尽管晚清沉沦于江湖的豪侠义士再度振起，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中心，或在一定程度上切入中心的关键，千百年来游侠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品格，至此因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社会大革命的洪流融入，升华为一种更崇高远大，更可歌可泣的不死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热血志士，赴难走急，视死如归。但综观此期游侠活动的大概，可以看到，他们大多数并没有与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发生过直接的关系，而是随着明清以来游侠日益远离政治中心的趋势，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为了生存，他们不能仅靠任侠，故大抵各操一业。如前及姜侠魂一书所列六十多位游侠义士，有冶工、商人，也有樵夫和强盗。有的游侠交往广泛，又孔武有力，便做起了保镖。如同光年间，人称“南北大侠”的湖南人杜心武，一生好仗义行侠，就曾在云、贵、川一带替人保镖。又由于晚清以来官道日开，商旅往来日益便利，还有铁路、电讯的出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镖局生意日渐清淡，遂有游侠为富豪看家护院，有的则设武馆为教席，如同光年间霍元甲、光绪年间韩慕侠皆如此。还有更落魄者沦为街头撂地卖艺者。此外，又有进入梨园戏班，为京剧演员练功说把子的。有的还自己登台演出，在锣鼓声中，重温当年闯荡江湖的侠客梦。清中后期以来，一批反映镖师或江湖豪杰生活的武戏剧目不断出现，与此就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从总的情况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社会人群，游侠是日渐衰落了。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和律令操作的日渐有序，他们再难追回昔日的叱咤英风和作为壮士的荣耀，而仅成为后人追思的对象。

在历史大变局中的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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