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歌于江湖：权威流失引发的反抗与压迫

不过，游侠如此风光的历史并没有延续多久，所谓物极必反，在其社会声誉和辐射能力达到顶点的同时，他也因此声誉和辐射力足以撼动王朝权威，遭到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法律科条日渐严厉的制裁。

这个过程的中转，是在宋初实现的。宋朝是在荡平各路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五代朝廷权威流失，而藩镇挟势自重，为非作歹，犯上作乱的教训，给了同样靠拥有兵权、政变起家的宋太祖赵匡胤以强烈的刺激。在赵普“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提醒下，他着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具体地说，一是取消由唐五代藩镇衙兵演变而来的禁军最高将领的职位，禁军分隶殿前、侍卫两司，由都点检和马步军都指挥使指挥。并在当年就取消了这两个职务，让地位较低的指挥使统率，调拨权归枢密院。一是尽收天下精兵，并禁节度使以子弟为衙将。又下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士中骁勇善战者，籍名送到京师，补禁军之缺。骁勇者既归中央，地方只剩下老弱病残。这么一来，禁军将帅丧失了在中央发动政变的可能，藩镇也不可能再得到在地方上蓄势叛乱的机会。经此改革，封建皇权和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地方势力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打击。

与这种情况相伴随，自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开始彻底改变。唐初由于承北朝旧制，文武大员同出一权力集团，出将入相，可兼任而非殊途。唐中叶以后，开始出现文武分途和文武相轻的局面，以门第科举进用的文臣集团与以军功得贵的武人集团各不相涉。以后，随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武人的实权超过文臣，但文臣的社会地位仍高于武人。到了五代近期，由于统治者大多出身行伍，靠手中拥有的兵权起家，由节度使问鼎君位，朝臣中也是武将任枢密使，宰相权力被大大削弱。一些出身世家望族的文臣，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本已势单力薄，再经视文人为无足用的武将的凌辱和屠戮，优势丧失殆尽。所以社会上文人地位开始下降，文臣既不能参预机密，决计大事，只能干一些赞襄典礼，草诏拟令之类的话，列班备员而已。宋初，赵匡胤继承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的做法，除采取上述两项政策外，又规定武将不得实任地方官，节度使不得兼领支郡，后来节度使干脆不令归镇，成为遥领的虚衔。兵将实行“更戌法”，彼此分离，使将领无固定的士卒，不得结成腹心。同时，建立募兵养兵制度，将刺字等一些折辱士兵的办法定为制度，以降抑武人地位，故一时民间有“做人莫做军，做铁莫作钉”的谚语。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杯酒释兵权之事才成为可能。与此相配套，赵匡胤及此后历朝皇帝开始注意大力尊用文臣，抬高科举地位，扩大进士名额，并保证他们顺利进入朝廷，以至领兵打仗，以文臣任方面统帅，枢密使大多也由文臣充任。由此武人地位跌入低谷，任张强力，重武轻文的局面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雇佣兵制的推行，许多破产农户被收容，不致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除禁军外，朝廷在每一州县设一定数量厢军、弓手和壮丁，分设总管、钤辖、巡检和捉贼使臣为之统领，专事整肃地方，逻捕盗亡；对自西汉以来最易积聚流民亡命的采矿冶铸处所，专派干员任巡检、县尉予以防备，而劳动力由重役犯担任；此外通过科举和恩荫之法，扩大官员数额，使人人有仕进希望。所有这些确保社会安定的措施，在客观上都造成了社会尚武精神的流失。宋朝三百年、兵疲将弱、不堪大用；民风尚柔，少狂悍不屈之气，遂由此奠定。在这种政策限制和时代氛围下，游侠的活跃程度得到了大大的抑制，根本不能与汉唐相比媲，除宋初因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宋史·刘福传论》），因此有彰德节度使、西京留守焦继勋，侍中李穀，保静军节度使杨美，云州观察使、西山巡检郭进等有数的几个人好任侠行气，甚或就是游侠出身外，大多沉隐民间，其声色辉光间或爆然见于里巷乡野，但要说其进入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主潮中心则不能。也因此，后人无从知道他们的壮行。有时，借助一些特殊事件，才稍稍望见其依然活泼的身影，并依稀想见其侠者的风采。

如钦宗朝的王伦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屡触王法。当金兵南侵，汴京失守，钦宗逃至宣德门遭百姓哄阻时，他从人群中冲出，自称“臣能弹压”，并乘机要求封赏，钦宗无奈，只得取纸写了“王伦可除兵部侍郎”几个字。他拿了御旨下楼，领一班恶少，不一会儿便平息了风波。后来宰相认为他是小人，并没有任用他。到绍兴年间，才得任右文殿修撰。这是一个沦落民间的游侠典型，他之得官，事起仓猝，实属幸致，与汉唐诸大侠不能比，即与宋初诸人也不可同日而语。如前及焦继勋少有大志，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弃学业，在三晋间为游侠，曾投后晋石敬瑭，乾德四年，被赵匡胤任为西京留守，授以整肃之职。李穀勇力善射，以任侠为事，乡人很瞧不起他，然入宋能受赵匡胤遣使就赐器币的恩遇，并为显宦后仍不改旧时作派，人有难必救，有恩必报。与他们相比，王伦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闾巷之侠。

王伦之外，高宗朝王克明好侠尚义，常数千里赴人之急，且精通医术，人有疑难顽症，有求必应，治愈后坚不受谢。一次，士兵中发生瘟疫，他一下子救活了几万人。理宗朝孙益素好行侠，时金兵犯扬州，兵至泰兴城下，县令王爚募人守城，他主动应征，奋勇当先，直至战死。上述两人皆为平民。他如太宗朝扬允恭、王延范，真宗朝刘平，仁宗朝曹偕，神宗朝陈慥，也都好气任侠，慕汉朱家郭解为人。其言行为闾里人追仿，但并无汉唐游侠的社会地位和赫赫声势。

元代建立后，为镇压各族人民反抗，在全国各地遍驻军队，同时实行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压迫政策，汉人即黄河以北原属契丹、女真和金人占领土地上的汉人，以及南人即灭宋后新被占领土地上的汉人，在当时绝对处于被统治地位。他们中有些人虽然也有进入朝廷及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但大多处在副职或闲职的地位，而绝大多数汉人和南人则被明文规定不得聚众畋猎，不得执弓矢，养马狗鹊鸟，甚至刀也必须十人才有一把。汉人、南人被主人打了，不得还手，而蒙古人打死汉人，至多流放北边充戍卒，并不抵命处死。元后期，当被压迫得走投无路的汉人、南人奋起反抗时，朝廷又实施残酷的强制镇压政策，同时再次强调汉人不得执兵器，甚至不能有寸铁。这种政策虽不足以阻止被压迫者最终揭竿而起，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弱民的效果。抑或是受这种强制政策的阻抑，元代，特别是元末以前的六七十年，游侠活动并不活跃，除太祖时张柔、刘伯林、耶律伯坚等几人外，大多沉沦民间。如下《元史·严实传》和《张桢传》的记载，或可使人约略想见当日游侠的行迹。前者记泰安人严实“略知书，志气豪放，不治生产，喜交结施与，落魄里社间，屡以事系狱，侠少辈为出死力，乃得脱去”，后者记元统元年进士张桢为高邮县尹，“县民张提领，尚任侠，武断乡曲。一日，至县有所嘱，桢执之，尽得其罪状，里中受其抑者，咸来诉焉，乃仗百徙之，人以为快”。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最严厉，最坚决的时代。鉴了历朝历代政权更迭的教训，大多注意裁抑豪强以巩固皇权。如明初废除施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七百余年的三省制，军政兵刑诸权都归于君主，在地方则设三司和卫所制。同时颁布《大明律》，明文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凡民有谋反大逆，必凌迟处死；有妖言惑众，必治死罪。如有敢结党者，一旦被发现，就处斩首。法令之严苛是历代所没有的。明政府还通过人口普查，造策备案，每年审定，设立里甲制、关津制等办法，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防止豪强隐匿土地、户口，对一些地区的豪强，迫其迁徙乃至抄杀。清代中央机构基本沿用明代旧制，另设国议和军机处，特别是后者，作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清政府还吸取明代太监专权的教训，大臣奏章不再委诸宦官，而由皇帝亲自审阅。在地方增设总督或巡检，直接听命于皇帝。八旗军及绿营则到处设防，监督地方保甲法的施行。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律》集历代刑法之大成，其中对一切有碍专制集权的行为，都有明确而严厉的惩罚措施。犯谋反罪当施极刑自不待言，即如集会、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等，也属违禁之列。所以在清前期，即使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只有在小范围，以小规模出现。嘉庆以后，虽不断有民众的暴动，然多假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动，并最终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归于消亡。

与加强专制统治相联系，明清两代的统治者还十分注重对儒家礼义的强调。如朱元璋竭力推崇孔子，以为仪范百代，师表万世，使世道愈降而人心不坠者，全赖孔子之力。为使天下人皆读其书，行其数，他特诏令天下通祀孔子，以收拢人心。制科取士，也一以经义为先，非圣人言不纳，非朱熹言不采。康熙皇帝也尊奉孔子，夙好程朱，曾命人编《太极图论》，并亲制《四书解义序》，以《理学真伪论》试诗林。他还命人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尊朱熹配祠十哲之列，并重用李光地、陆陇其、汤斌等理学名臣。对传统经学他也十分重视，以为依此可以正人心，厚风俗，并在以后不久进行大规模的经籍传注编纂，藉此宣扬忠君思想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说，与在政权建设上贯彻专制皇权，使之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相一致，这一时期统治者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基于上述政治情势，明清两代，游侠作为个人始终存在，有时还颇活跃，但作为一种社会人群，他们不再享有秦汉游侠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侠者的赫赫声势。即以明代而言，见诸史籍记载的如宋克，即身处江湖之远，不过好走马学剑，饮博结客，以求在行义任侠中，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嘉靖年间，有慈溪人杜槐倜傥任侠，时倭寇入扰浙东，县里组织民间抗倭，他代父率人迎敌，几获全胜。后又被委派去守余姚、慈溪、定海三县，一日与倭寇在定海白沙相遇，一日连战十三回合，斩敌三十多人，又捅死一倭酋，自己身披数枪，堕马而死。万历末，陕州人张我正素好游侠，集众聚乡里，一方赖之，后河北群盗作乱，他率众抵抗，贼爱其勇，想活捉为己用，但他宁死不屈，大骂不绝，自刎而死。上述两人，经历不同，然皆从社会底层而来，称得上是汉乡曲闾里之侠的传人。至于明代农民起义领袖中，有许多都是由游侠充任的。如正统年间，号称“铲平王”的邓茂七即以“豪侠为众所推”（高岱《鸿猷录》），他曾因杀人亡命，后联合佃农举旗造反，设官建政，演成很大的声势。

明代的游侠，除有上述奋身效力国事，或仗义疏财，扶危济弱之外，还有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一面。并且，由于自先秦以来，崇尚节气之风日趋薄弱，较之秦汉时期，他们的人群独立性日渐丧失，道德自律意识也日趋淡薄，一些游侠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他们便习弓马，喜好斗杀，并赖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起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明谈迁《避暑漫笔》因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顾起元《客座赘语》论当日社会各式人等，其中有一段说：

又有一等，既饶气力，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殢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货；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术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

这批人也即谈迁所说的“郭解之暴”，他们是游侠沉沦市井，自律意识日渐淡薄的体现者，是秦汉以来以温良泛爱、振穷周急为务的游侠的末流。

此外，由于养客之风虽历千年而不绝，但经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以后，毕竟日益衰替，日益部曲化，家兵化，乃或向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且不再以单个人为单位，而仅依家来计算，所谓“客户”，即不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建立独立户籍，而以其籍附属于主人门下，这多少使一些游侠从客观上失去了如秦汉游侠平交公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前及游侠沦为家奴便是显例。至于那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不羁一些的游侠，既不愿勤力田亩，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为了生存不免要投入到一些非正当的活动中。明人姚旅《露书》在论及当日民的类别时所说的一段话，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古有四民（指士农工商），今有六民（指士农工商僧兵）。……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除上述六民外，他又举出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十八类。其论响马巨窝一类谓：“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他之所谓二十四民，主要由细分除士农工商外其他社会杂色人等而来。“响马”指在路上劫掠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之前，必先施放响箭，故有此称。“巨窝”则指那些藏匿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而所谓“侠骨豪民”是互文见义，实兼指游侠和豪猾。明代游侠少有追随人主，凭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的荣耀，建不世奇功，如隋唐五代许多游侠常做的那样，而沦为平民百姓社会杂色，乃至为绿林劫掠者，是游侠日益远离政治乃或社会中心，而成为处江湖之远的草莽英雄的明显表征。

清代游侠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他们失去了战国秦汉甚或唐五代时游侠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百姓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是救世主，但就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封建统治集团依靠的力量，还进而成为这一集团根本不能容忍的力量。如康熙朝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姚启圣少时任侠自喜，咸丰朝江南提督，三等轻车都尉张国樑少时材武任侠，以后位列显赫，如此际遇，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大多数游侠则沉浮于民间，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赖所操的多种职业为生。当然，什么正业都不务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初朱泽沄说，十人中就有六个（《养民》）。后经朝廷整治，情况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又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的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如清初颜元晚年设馆讲学，门下就有游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有名的大侠。有的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坷终身，终不得进用。如乾隆时秀水县举人王昙，文名与当日著名诗人舒位相埒，因好游侠，喜言兵家之事，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终身潦倒。清初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属，有求见者，必诱进之”（《孙积生传》）。侠者被等列于野夫牧竖，不但与汉唐活动于通都大邑或市镇闾巷，权倾一方的游侠不能比并，即与当日乡曲之侠，恐怕也不能同日而语。

《清稗类钞·义侠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当时游侠活动的踪迹，可以证明上述判断的正确无误。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豪侠自喜，结交当世知名人士，因受庄廷钅龙明史狱牵连，被投入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其时也在牢中，得知公子是被人勾陷牵涉成罪的，便联络狱外同道，将他救出去，藏于一秘密处所。同时留一写有“劫狱者邹飞虎也，今告汝，慎汝头”的纸条在州官夫人镜奁上，使其不敢追迫。以后又日从公子闲谈，以江湖豪侠佚事解其寂寞，还把甥女嫁给他，让他们远赴南洋爪哇岛，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内过平静的生活。雍正年间，深州伶人王四喜性情豪放，有幽燕侠士之风，尝倡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而亏空官帑的甘肃某邑令。乾嘉年间，亳州人杨成天性粗鲁，读书数年仍一字不识，却偏好从屠沽游，父亲多次指责，他都不听，待父一死，干脆做起了屠夫的营生。他尚气力，使酒任侠，为亳州一霸。亳州恶少们不服他，尝伺其独行，群起而攻之，具水火炮烙，严刑逼迫，但他闭口不讨一声饶。恶少们佩服他的刚猛，公推他为首领。道光年间，又有太素道人奕绘负文武之才，偏好任侠，曾因看不惯市井无赖趁上元节侮辱妇女，以缚弓鞋之铁械狙击之，一时侠名远扬。总之，在当日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职业，皆有乡曲布衣之侠在活动。他们虽然仍急人之难，敢于任事，可称救人救彻的豪杰之士，但毕竟已日渐呈现衰替的气象，故清人全祖望《经史问答》说：“游侠至宣元以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这“日衰日陋”四字，大抵符合游侠发展历史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