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社会主潮的核心

游侠自崛起乱世后，即有令人注目的活动。他们或为王臣，或为平民，或出使不辱使命，或报恩不避身死，虽在当时尚无游侠之名，但多舍身忘死之志，慷慨慕义之举，视名誉高于生命，言出必有信，受恩必施报的作派，与后世游侠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所以后世多有人将他们视作游侠。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就说：“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春秋之时，晋有公孙杵臼、程婴、毕阳，秦有偃息、仲行、缄虎，吴有专渚，皆可谓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者”。“战国时代，强力轻死之风尤甚，故任侠刺客如豫让、要离……，皆先人后己，勇悍坚卓”。当然，这些人或持臣节，或为门客，或是隐者，平居不异常人，其慕义行侠，皆激于事变，有的则出自于良智良心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与后世游侠如朱家、郭解等人行事仍有一些区别。所以，较合适的作法是，可将他们视为游侠的先驱。

先秦游侠先驱有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的精神，加以人主的重用与信任，使他们处于历史舞台相当中心的部分。他们的壮烈演出，对汉唐以来历代游侠，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汉初，承战国以来任侠风气，加以强秦暴亡，各种势力交攻纷争，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丝毫不减，故一时游侠纷起并作。高祖刘邦当年好酒及色，不事生产，为人常有大度，就大有游侠气质。他能赦免大侠朱家藏匿的宿敌季布，很大程度反映了他对朱家这种侠行的欣赏，对季布身上所有的游侠品格的认同和默许。他的重要谋臣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尝使力士刺秦皇，失败后逃匿下邳，任侠如故，并敢容留杀人犯，也是一个游侠。待刘邦为汉天子，当时那些强力者依然按原先的习惯行事，专任意气，并不以君臣之礼为意。如齐贵族田横及门下五百人，耻于为汉臣，集体自杀，可谓侠义的一群。赵相贯高为替赵王开脱罪名，自绝而死，以明心志，在当时也名闻天下。这些人皆非平民百姓，一举一动关乎大局，他们好行侠义，对社会上任侠之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以后，鉴于名田制松动后，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六国强族势力有所膨胀的严峻现实，刘邦感到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是对政权稳定的威胁，所以采用娄敬的建议，开始注意予以裁抑。具体做法是“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以期达到强本弱末的目的。这些亡国强族后人中多游侠，豪主名家为侠者就更多。《史记·高祖本纪》没有记载这次迁徙活动的收效，但因其时国家法网疏阔，未及匡改，所以实际成效并不大。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经过此次迁徙，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但迁徙地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可见游侠远未被翦灭，任侠仍是颇为风行的社会风尚。

西汉游侠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这样的平民，虽不致贫困，但无恒产恒业，并不居家；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的暴豪之侠，交通豪猾，役使千家；更有如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游侠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并且，从西汉后期开始，游侠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改革后多为高官，即现时即刻正任气作威的游侠，也可位达官爵列侯。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文景以来纳粟买爵法的推行有关，同时也反映了随汉代政权的稳定，当日游侠日渐远离战国乃或汉前期游侠生存的特定土壤，成为统治者争取和拉拢对象的事实。

当日游侠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在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如郭解主要在洛阳活动，而朱安世则出没于京师，故称“京师大侠”。长安的游侠分居东西南北各道，据《汉书·游侠传》记载，“长安炽盛，街闾多有豪侠”。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这里经济发达，可提供足够的生活来源，还便利与富商大贾相往还。如郭解徙往茂陵时，“诸公送者上千余万”，倘非这些富者，他去异地免不了要受一阵穷。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城市百业兴旺，流动人口多，成员构成复杂，游闲轻猾必多，这些市井无赖浮猾少年，正可以作为他们的基本力量，忠实而可靠的帮手。再者，相对于一部分游侠来说，城市提供了交通各级官吏的诸多机会，可能也是他们在此徘徊流连不能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汉游侠还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之间似有互不相犯的成约。而就一个地区而言，则通常是以一个著名的侠魁为中心，进行集团活动。战国时期，游侠或有投效王公大人进行集团活动的，但大多仍采取单独行动的方式。至此，皆好结成党助，以作惠作威。故郭解等人虽为一介布衣，大多有客，这些客有义务服从主人的命令，必要时充任刺客；主人对他们则有照拂供养之责。游侠还有一个集团行动方式，便是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族相保，利益均沾，如景帝时豪侠济南目间氏宗人就有三百余家，其中许多是游侠。正是由于他们好依此进行集团活动，故班马作史，将他们视为一体，予以论列，所谓“北道姚氏，西道诸杜”云云，即指此而言。

对于游侠以齐民作惠作威，养私名以夺朝廷官府之誉的危害性，西汉统治者是有认识的。故高祖以后，文、景两帝均曾着手进行整肃。郭解的父亲因好任侠，被文帝处死。济南目间氏以群豪闻，被景帝诛灭。武帝继承高祖的做法，三次徙豪桀巨猾以实京师，同时对大臣广招宾客，使气任侠予以抑制。族郭解，捕朱安世，手段干练。以后宣帝虽本人好游侠，斗鸡走马，但也很注意打击豪侠。成帝、元帝对游侠也十分警惕，不惜任用酷吏，严厉打击。

东汉一代，自光武帝刘秀以下，皆有好行侠使气的。刘秀早年为布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大有游侠作派。王侯如刘子林任侠于赵魏间，好交通豪猾。至如文武大臣如吴汉、窦融、王涣、段汌等人，皆尚游侠，连结闾里豪杰，数通轻剽少年。当然，相较于西汉，此期游侠的活跃程度是有所不及的。毕竟经过武帝以来崇儒术兴礼制的专门导向，还有东汉日益健全的法制和吏治的严格规范，广大的社会人群对重义守节，怀经协术的风尚心存认同，而尚气任侠则难得到普遍拥戴，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游侠再少广阔的活动余地，经朝廷的打击和整治，威势削减不少。不过，这样的情形没有过多久，到东汉末年，随黄巾起义的暴发和被镇压，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州郡大僚、豪强地主羽翼逐渐丰满。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来的这批乱世英雄，为谋夺天下，问鼎中原，不仅自己好任侠以邀众，手下更多游侠为之投命，从而掀起又一度尚气任侠的风潮，其情形正如袁术说的，“与周末七国无异”（《后汉书·袁术传》）。具体地说，如朱灱、王匡、董卓、袁绍等人，皆或为游侠，或好任侠。南朝范晔作《后汉书》，称“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可见蓄养死士交结游侠，对他们成就霸业有多大的助益。至于在一片混战中杀出的曹操、刘备、孙权，更不乏游侠气质和任侠的经历，围绕在他们三人周围的文武群臣如典韦、徐庶、鲁肃和甘宁等，也都曾为游侠。倘要追究游侠如此活跃的原因，那么自汉末以来，儒学衰微，世风靡荡，人们好以偏激怪异的言行，表示对名教的不满，恐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游侠在这个时候得以蜂起并作，活动于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继续动荡不安，刚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的司马氏政权，不久就被随即到来的种种社会矛盾搞得岌岌可危。特别是土地兼并空前严重，致使“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晋书·束皙传》），流民问题十分突出。流民迁徙，动遇劫掠，在生机绝无的情况下，他们纷纷起来，在青冀并豫到荆湘一带展开暴动。在暴动的流民中，如东莱人王弥、新丰人王如等人，就是一时著名的游侠。特别是王弥，虽出身世家，博涉书记，但好在京师一带行侠，而不愿作士大夫，当他揭竿而起时，有数万家起来响应，声势十分浩大。由于朝政废失，当时大族豪强也有加入流民人潮的，他们结成流民组织，同宗相结，推举一人为行主，名义上附晋，实际上有很大的独立性，苏峻、郗鉴和祖逖等人就是这种组织的统帅，他们或自己任侠，或任用游侠做自己的手下。祖逖自小不好读书，不修仪检，轻财好侠，及京师变乱，他与宗党避地淮泗，他的宾客义徒多暴桀勇士和任侠之徒，可视作这一类人物的代表。

当然，两晋游侠远不止这两类人，世家子弟裴秀，身居显官的牵秀，也都豪侠有气节。也就是说，此时的游侠依然身处社会生活的中心。为这一点提供佐证的是，当日两晋宗室多有与游侠相交结的。如汝南王司马亮子、宣帝之孙司马宗，在明帝时为左卫将军，即“连结轻侠，以为腹心”（《晋书·汝南王亮传》）。淮南忠壮王司马允官居太尉，密养死士，这些死士“皆淮南奇才剑客”（《晋书·武十三王传》），即游侠一类人物。此外，济南惠王司马遂曾孙司马勋，也差不多如此。

东晋末年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以北方世族大姓为统治基础的中央政权，以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将领开始崛起，并相继建立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在南朝一百六十多年历史中，游侠的活动仍很频繁。如臧质早年好游侠，擅赌博，居然以轻薄无检为宋文帝所知，任为给事中。龙骧将军、广川太守孟龙符少好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宋高祖所知。刘怀珍为北州旧姓，门生千人，是一个交通游侠的任侠之士，但在齐仍做到平西将军、光禄大夫。裴之横好游乐，重气侠，不事生产，家人以狭被蔬食相激，他慨然叹道：“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后经营田产，很快致富。梁简文帝为太子时，听到他的事，即委以官职。熊昙朗世为豫章大姓，好任侠，并收聚游侠，在陈照样能依例被任为游骑将军。当然，那些地方豪强兼作游侠之人，利用闲散的社会势力，进行独立于中央朝廷的活动，也曾引起历代统治者的戒惕，如熊昙朗虽先为朝廷拉拢利用，最终还是被陈文帝惩办了。

与南朝相对，北朝由于政治昏暗，战争连年，整个社会充满纷扰不安的因素，所以据乱世而起的游侠得以被社会认同，并很有市场。北魏如李元忠、高翼，北齐高乾、李景遗，就是当时有名的豪侠，不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据有很高地位，并曾得到皇帝信任，用为显宦。北周从最高统治者起，一直到一般平民，也多有好为游侠的。如北周开国皇帝、太祖宇文泰父，德皇帝宇文肱即“任侠有气干”，太祖受他影响，从小“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轻财好施”（《周书·文帝记》）。臣下如官拜少师、进位柱国的侯莫陈顺，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的梁士彦，也都以侠名闻四方，并能使皇帝服其勇。

周末政治腐败，皇帝庸弱，身为贵戚的隋国公杨坚乘此夺取政权，在关陇军事集团支持下建立了隋朝。自隋初立国，直到二世而亡，自始自终都可见到游侠的活动，而且，那多半是令人瞩目的活动。隋初那班开国功臣，大多是游侠出身，时代提供给他们合适的生存环境、气候，一如东汉末年游侠们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拥有一切可能性的开创性时代，所以纷纷活动。如越国公杨素，历官尚书左仆射、司徒，执掌朝政，并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勇，拥立炀帝。他早年就是一位倜傥不羁的游侠，有远大的目光和抱负。朝请大夫、折冲郎将沈光也好任侠，为京师恶少年所拥戴，大业年间，炀帝征求天下骁果之士伐辽东，他因勇冠众人，闻名天下。他如周罗日侯好骑射鹰狗，任侠放荡，还深得文帝器重。至于在隋初觊觎皇位，有不臣之心的如元谐、虞庆则父子，也大都做过游侠。

隋朝游侠的活跃和嚣张，还可从《隋书·列女传·刘昶女》中看出：

居士为太子千牛备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昶故，每辄原之，居士转恣，每大言曰：“男儿要当辫头反缚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其矫捷者号为“饿鹘队”，武力者号为“蓬转队”。每韝鹰绁伏，连骑道中，殴击路人，多所侵夺，长安市里无贵贱，见之皆辟易，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者。

刘昶曾官柱国、彭国公，为朝廷元老，且与文帝是旧相识。他纵容儿子居士在京师行侠不法，致居士竟敢与徒属结队游长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设座，意存不逊。最后密谋造反，引突厥南侵，准备在城中接应。文帝实在看不过，不得不将之正法，刘昶后也被赐死家中。

隋朝游侠公行，任侠风气很盛，这在隋政权消亡后依然没有改变。隋末，随着杨玄感的起兵反叛，各处官僚及地主武装纷纷起事。如朔方梁师都、马邑刘武周、金城薛举、武威李轨、罗县萧铣等，都举兵劫杀长吏，割据一方。这些人为成其事，大多结交游侠，有的本人就大有侠风。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也趁势而动，以防备刘武周为名，召募军队，南下入关中，下长安，由于得到关中地主的支持，很快控制了局面，正式建立了唐朝。与隋文帝一样，唐高祖李渊也是假皇帝贵戚手中的军权，夺取先朝天下的。在他所任用的所谓英俊豪杰中，也有许多是游侠。

早在大业十三年，他就命长子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次子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两人“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大唐创业起居注》）。李世民于此尤其用心，据《新唐书·太宗纪》记载：“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又与晋阳令刘文静尤善。文静坐李密事系狱，太宗夜就狱中见之，与图大事。”这里所谓“士庶”或“豪杰”，即是一些不满隋政权的官僚地主和地方豪桀、游侠。对此，《旧唐书·太宗纪》说得更为清楚：“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如隋末有许多人为避盗贼，逃匿太原，有的是为躲辽东之役而逃匿为盗的。李世民以讨贼为名，命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召募之，旬月之间就得万余人。这些人既称豪桀，必多游侠。而长孙顺德本人就是因事亡命，投效李世民的。刘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生产，后因事亡命，靠盗马为生，本身就是一个游侠。当他来投时，大受李世民器重，出则连骑，入同卧起。他如柴绍任侠于关中，李渊妻之以女。盛彦师为游侠，李渊兵至汾阴，授其行军总管之职，后因功封葛国公，武卫将军。李神通是李渊从父弟，性喜任侠，曾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勣、柳崇礼等举兵响应李渊，后功封淮安王。有“京师大侠”之称的著名侠魁亲自参与改朝换代的革命，当日游侠与朝廷政治联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或许是特殊社会环境、风习和所负责命使然，以后成为唐太宗的李世民本人，推诚结纳豪杰，以至藏亡匿死，也大有战国卿相之侠平原、孟尝君遗风。且看他继位后的自我表白。贞观十五年五月，他在武成殿赐宴，从容对侍臣说：“朕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时与宴大臣中，有他的旧相识，“相与道旧，以为笑乐”（《新唐书·太宗纪》）。史载当日为唐家天下出了大力的隋晋阳宫监裴寂，就是他与之蒲酒昼夜深相结纳，后又出私钱百万，付龙山令，让他故意输钱以悦其心，而获其承诺助力的，这纯粹是游侠的作派。故《新唐书·李靖李勣传赞》称：“唐兴，其名将曰英卫，擢皆罪亡之余，遂能依乘风云，勒功帝籍，盖君臣之际，固有以感之，独推期远，非也。”

高宗以降，如郭元振官至太仆卿、御史大夫，封代国公，好使气任侠。盛唐时，击败吐蕃，为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的哥舒翰家富于财，纵蒲酒于长安市，任侠重然诺。由于盛唐前后游侠活跃，任侠风行，影响及于士林、陈子昂、王翰、李白、王之涣、韦应物等人也皆好任侠，有的干脆就做过游侠，李白还杀过人。唐中叶以后，政治渐趋败坏，整个社会充满了动荡不安的因素，游侠活动因此更加频繁。如德宗朝泾原兵马将兼御史中丞刘海宾以义侠闻名天下，是所谓以大僚为侠的典型。宪宗朝刘叉早年放肆为侠行，穆宗长庆年间，于方以勋家子通豪侠，亦可见当日游侠的活动踪迹。此外，当时藩镇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为了对付朝廷，还有其他强藩的挤迫，各藩镇也有蓄养死士，召募游侠充为衙军心腹的。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祖孙三代皆好任侠，名闻辽碣，所召引的壮夫死士中就有许多是游侠。据杜牧《歧阳公主墓志铭》载：

当贞元时，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宪宗初宠于由页来朝，以其子配以长女，皆挟恩佩势，聚少侠狗马为事，日截驰道，纵击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问。

想来这批侠少也是他们回到藩地多所倚重的基本力量。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谴刺客杀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当朝廷命金吾府县大索京城时，他们竟扬言“毋急我，我先杀汝”，其中也有游侠的参与。以后，方镇纷纷称王称帝，演成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分裂割据时期——五代十国时代。五代十国时期，游侠势力较之唐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新五代史》作者所说：“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士悍卒，多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这些人起自行伍，有不少即具游侠气质。譬如汉高祖刘知远少使气任侠，尝夜入农家，劫取民女李氏，即以后的李皇后。周太祖郭威喜饮博，好任侠，不拘细行。吴越钱鏐性喜任侠，权勇有谋，好以解仇报怨为事。他们所重用的大臣更多游侠出身，如梁成、刘处让、唐王建封、晋萧峻、汉史弘肇等，皆以任侠骁勇知名，有的还落魄无行，亡命为盗。

综秦汉至唐五代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他们以不同的身份或方式，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基本上还是一些十分重要的领域。一部古代史，在传统史家那里，是一部帝王史，君臣史和朝代更迭史，倘若依此标准来看这一部历史，则上至帝王，下至百官，均有躬自为侠或交通游侠的。他们赖行侠结纳朋友，培植盛名，甚至积聚谋取天下的力量。春秋、战国时的游侠先驱多为义而任侠，为君臣大义，友朋之义，为名节，为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两汉游侠为做游侠而任侠，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自持甚严。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则因功利追求而任侠变得十分常见。在这个崇尚强力并任张强力的时代，在上者行侠是为通过招亡纳死来树立声誉，扩充势力，进而谋取大名，建不世奇功；在下者行侠是为立盛名，邀君宠。魏晋南北朝游侠大多如此，隋唐五代，游侠亦复如此。隋唐政治制度沿北朝旧规，社会风尚也间杂南北朝旧俗，粗犷甚至野蛮，任张甚或放达，行私义而不遵公法，不斤斤拘泥于礼制。五代十国君臣大多出身微贱，更是唯强力是尚，并且无一点讳饰，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曾说过：“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王代史·安重荣传》），这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直接大胆。在这种社会风气鼓荡下，游侠带着自己粗蛮悍顽的天性，漠视法禁，为所欲为，大大咧咧地进入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规范了某些阶段历史发展的走向，是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制造者、参与者，是为后人津津乐道或寻绎再三的主角。他们站在历史的潮头，历史因他们而变得更多了一份宕荡激烈，乃至无理性和血气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