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乱世之中,游士失职导致秦亡

乱世之中,游士失职导致秦亡

【摘要】: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推原他在这篇《游士失职之祸》中的意思,他认为智勇辨力之士的失职,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游侠游士崛起的原因。结合荀悦所论“三游”看,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的勇力之士,故吕思勉在《秦汉史》中,径称“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

游侠身份的确认,自然首先仰赖于个人的禀性气质,但游侠作为社会人群得以崛起,则关乎先秦那个变难迭起的动乱时代。

东汉史学家荀悦作《汉纪》,在指出世有游侠、游说、游行三种人,称为“德之贼”的同时,对这三种人何以蜂起,曾作过如下说明: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聘,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

他认为,游侠的产生与春秋末天下大乱、人心大坏的特殊历史背景相关连,这种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春秋末、战国初,随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调整策略,开始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而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至战国时期,有布衣为相的情况出现。一般的敢任善任,不次提拔,就更为常见。与此相伴随,原为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开始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顾炎武《日知录》),待春秋末期,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识和还可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或勇力,他们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各国君主急揽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君用的。他们连同在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勇之士,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

由于东周以降,奴隶制终结,礼乐崩坏,上至人君,下至一般士人,人人怀自利之心,社会风俗人心不免趋于浇薄,一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游说、游行者是如此,趁旧贵族势力崩溃,中央与郡县行政机构尚未健全,社会等级及利益的重新划定尚未完成时,纷起并作,急欲凭才智谋取地位;游侠也如此,趁当日百废待兴之机,特别是国家政治运作、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之时,乘隙而奋盛于一时。

在荀悦之后八百多年,苏轼结合士的失职分析何以到战国时游侠崛起,任侠之风弥散的原因,说得更为确切:

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推原他在这篇《游士失职之祸》中的意思,他认为智勇辨力之士的失职,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游侠游士崛起的原因。联系前述春秋奴隶制时代,封建全盛,井田未坏,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百姓安于耕凿,很少有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井田制崩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已无力顾及养士,有的则骄奢淫侈,根本无意恤士,最终致使士人“降在阜隶”、“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纷纷觊为士者的实际情况,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逐横于天下”(《读通鉴论》),他的论述基本上是能够成立的。在本文中,他分士为智、勇、辨、力四类,智、辨即智能之士,善辨之士,属于偏尚用文一类;与之相对,勇力之士,则属偏尚用武的一类。结合荀悦所论“三游”看,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的勇力之士,故吕思勉在《秦汉史》中,径称“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