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公共关系思想与活动的探索与发展

2023-07-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这历史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公共关系活动和较为深刻的公共关系思想。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变时期,也是中国早期公共关系思想和实践得到长足发展和运用的时期。商鞅在制定改革制度和改革法令中就运用了“取信于民”的公共关系思想。这一观点,强调了民众言论与政权的关系。现代公共关系也以遵守诺言,重视信誉为基本原则。

中国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这历史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公共关系活动和较为深刻的公共关系思想。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变时期,也是中国早期公共关系思想和实践得到长足发展和运用的时期。当时,由于领主之间不断发生兼并战争,阶级分化复杂,经济制度变革频繁,各个统治集团为了巩固政权,争当霸主,纷纷雇用专职人员四处游说,宣传各自的主张。这些专司游说宣传职责的“唇枪舌剑”者,就是当时的“士”。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树立各国君主的形象,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为其领主谋求本国军事和政治的发展、壮大。如东周洛阳人苏秦,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政治上的“合纵”主张,使当时的赵、齐、楚、魏、韩、燕六国结成同盟。而魏国人张仪则凭借自己的雄辩口才,宣传自己的“连横”主张,对东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瓦解了六国“合纵”的政治军事同盟。苏秦和张仪所从事的那种游说和宣传、劝服和沟通工作,十分类似于公共关系活动。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春秋时期,郑国的乡校既是学生读书的地方,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场所,公元前543年,子产在郑国执政,“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有人主张把乡校毁掉,免得老百姓在此议论。但子产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通过乡人议政,可以获得很多政事的反馈信息,有助于国家统治。他说：“其所善者,吾则从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由于子产善于获取公众对政事的反馈信息,并根据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很快便获得国内各阶层的拥护,从而一度使郑国强盛起来,子产也成了当时的名相。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时,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处于落后状态,秦孝公决心奋发图强。为使秦国早日强盛,他广罗人才。卫国的商鞅托人引荐,投奔秦孝公,被秦孝公收留并封为左庶长专管国家改革之事。商鞅在制定改革制度和改革法令中就运用了“取信于民”的公共关系思想。为使百姓照新法令办事,必须争取民众的信任。商鞅派人在城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木头扛到城北门,就赏五十金。起初大家都不相信,认为扛木头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怎么会赏重金呢?直到有人前来一试,真的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派人把五十金一文不少地赏给了这个扛木头的人,这才轰动了秦国。秦国百姓自此无不信服商鞅。这件事的传播为新法令的推广扫清了障碍,秦国的改革也得以顺利进行,国家日益富强。

早在西周末年,有人就对周厉王施政酷虐而带来的怨声载道、民情鼎沸的情况,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点。这一观点,强调了民众言论与政权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他们从各自学派立场出发,就如何处理一些人文关系进行了论述。如：老子提倡“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墨子主张“兼爱”“非攻”的与人为善的交往原则;兵家认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推崇“不战而战”,不迷信暴力;法家以“性恶说”为其理论根据,向帝王宣扬“法”“术”“权”“势”的治民之道;纵横家则主张“远交近攻”、“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政策,等等。但当时在这方面更为系统、成熟的认识,则首推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

孔子的学说,确切地说是“人和学”。为了达到人和的境地,孔子提出了“仁”“义”“礼”“信”等道德范畴,以调节人们的关系。“仁”是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人际和谐的一切道德范畴的统称。其具体方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这一道德范畴及其实行方法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影响很深,也为现代公共关系所接受。“义”是指正义。道义,“礼”是人们行为举止的规范,是“仁”和“义”的表现形式,孔子非常重视“礼”,主张人要“克己复礼”,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信”是指诚实、不欺。《论语》中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现代公共关系也以遵守诺言,重视信誉为基本原则。“仁”“义”“礼”“信”对现代公共关系有很大的作用。

孟子对人际关系亦有不少论述,其最著名的莫过于他提出的“君轻民重”的观点,明确表明了他对民众的重视。并进而论证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指出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关于君臣关系,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且孟子对舆论传播也很重视,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心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孔孟之后,儒家学说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思想观点更是影响深远。如唐魏徵与李世民论及人民与帝王关系时所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便是孟子“君轻民重”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公共关系思想与活动的探索与发展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