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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历险记:那些不可错过的事儿

【摘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贝尔格莱德会议。2002 年9 月下旬,OISTAT 执委会在贝尔格莱德开会,其中一项涉及我国的两岸问题,台湾已加入了这个组织。2 小时后,于当地时间7 时半才抵贝尔格莱德。飞行加候机长达30 小时。警察在维持秩序,没有戒严,人来人往,自由自在。上午依然去老地方开会,达成建立网站议案,至下午2 时结束议程。会议由梅佳主席主持,十余位OISTAT 执委会会员参加,听取出版与交流委员会工作汇报。

经当时副总理姚依林的批准,学会于1984 年加入了国际舞台美术组织(OISTAT)。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会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的交流和相关的活动。如从1986 年始,就参加了每四年一届的布拉格国际舞美展(PQ 展)。还有一些国际舞美组织的单项专业会议(1993 年底,在京也开过学会主办的布景技术委员会会议)。20 多年来,由学会组织的参展、参观人员,已不少于400 人也。

我也多次参与活动,其中主要是会议。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贝尔格莱德会议。

2002 年9 月下旬,OISTAT 执委会在贝尔格莱德开会,其中一项涉及我国的两岸问题,台湾已加入了这个组织(原条例主权国家才能加入)。学会决定我、王履玮副会长、汪服装设计师和译员小赵一行四人,匆匆赴贝市申述中方的态度。虽然,该国际组织并非官方组织,但已触及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我们不得不认真起来。我先说明一下,因去匆匆,学会无过硬的译员,花大钱聘又捉襟见肘。于是,我们找到外联局的老朋友小段(现在我在公众场合得称段副院长了),请他的夫人小赵帮忙,解我们之急。小赵当时在外企工作,业务过硬,是最佳人选。当时的南斯拉夫一年之前被“北约”扔过炸弹(包括我们的使馆也被炸了),有辐射等,而小赵有身孕,我们确实有点忐忑,感到茫然。末了,学会还是恳请小段,让夫人出马了。回来后,我们觉得太冒昧了,好像亲历了一次当代战争的战场。待大半年后,小赵顺利生下可爱的女儿,我们才真正踏实了。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感到歉然,太不懂事了。

我简要地述说此次出行的“流水账”。

9 月23 日零时,我们登上乌兹别克航空公司(HY)的航班。虽飞机要绕一下,但能赶上会期。飞机飞行近6 小时后,于塔什干时间才凌晨3 时,我们在那里转机。转机楼是半新不旧的二层建筑,不大,不到二百平方米。楼上、楼下、楼梯、过道上,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们只好摸黑进餐厅挤着坐下来休息。天蒙蒙亮时,周边的人群才看清了,皆是中亚或南亚的转机者。由于都是过往匆匆的疲倦旅行者散发着异味,衣冠不整,更显邋遢。尤其猛一看,男性个个都像“拉登”。那时正好是“9·11”事件的一年后,气氛有点异样(心理作用),如果安检不严,难以想象。天亮之后,趴在窗口向外一望,原来此楼不远处就是公交车站,车辆陈旧,人头熙攘,赶集似的,宛如我们新疆较偏僻的边境小集镇。谁能断定这是中亚的重镇和航空的枢纽?

闲话少说,延误一小时,10 时半,我们又乘HY,约4 小时后抵细雨绵绵中的莫斯科SVO-1 机场,即转旁边的SVO-2 国际机场,又候机4 小时,于傍晚才乘上南斯拉夫飞机。2 小时后,于当地时间7 时半才抵贝尔格莱德。李参赞和OISTAT 接待员将我们接至市中心的HOTEL KASINA。飞行加候机长达30 小时。行路难,上青天也难也!

9 月24 日上午10 时,我们进入国家剧院附近的一幢正在维修的楼房内,穿过脚手架,一地泥浆,走进一家设计公司办公室的里间,便开OISTAT 出版与交流专业委员会的会了。代主席是瑞典人,助手也是瑞典人。与会的有美国、荷兰、日本、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加拿大的代表和我们,还有来自中国香港的代表。会上讨论该委员会的事项,这里且不说。但开会的里外环境,远不如我们快要倒闭的小公司,好像我们在开“共产国际”的地下会议。空气不好,我让小赵回去休息,由那位香港女代表帮我们翻译了。

午后2 时,我们参观了国家剧院。传统的剧场略显陈旧,设备尚可,600 余座,适合演话剧。3 时,我们才在市中心的街心露厅用餐,与香港女士同桌吃烤鱼。餐后,大家各自付账,十分国际化。晚7 时半,散步于市中心广场时,我们正遇竞选总统集会,远远看见竞选者在演说,有时还能听到竞选者在演唱,十分热闹。警察在维持秩序,没有戒严,人来人往,自由自在。我们在一边看看热闹罢了,稍后回到类似招待所的宾馆房间内,看电视新闻。这就是我们在广场上看到的状况。我们见到了竞选者,还有反对者泼脏水、捣乱,他们好像在搞“行为艺术”,十分逗乐。

9 月25 日,早餐后上步行街。只是百米长的斜坡小街上有十余家酒吧。早上,酒吧未营业,但到了夜晚则独具风情也。上午依然去老地方开会,达成建立网站议案,至下午2 时结束议程。之后,我们四人去游“城堡”。多瑙河和萨瓦河交汇处,风景颇佳。所谓“城堡”,废墟而已……晚在新城区,看由斯洛文尼亚演出的一台现代芭蕾,关于性和暴力的故事,或者说没有可述说的故事。

9 月26 日午前,在市博物馆观看“南斯拉夫舞美双年展”,作品不多,可见演出也不多。午后4 时,在住地对面的英国文化中心三楼开会。会议由梅佳主席主持,十余位OISTAT 执委会会员参加,听取出版与交流委员会工作汇报。

夜晚,主办方安排参会者去郊外小宴,轻松一下。不到二十人,夜色朦胧中一起乘车来到了目的地。地点安排在多瑙河岸边,像是仓库,又像是工地。进了一家“工棚”,是五六十平方米大小的小酒吧。室内有长凳、长条桌,渐渐挤满了八十余人,转身都困难了。场内气氛越来越热烈。啤酒还没有下肚,好热闹者又唱又跳,自娱自乐起来。男女年轻人狂喊狂叫狂拥,更有位比利时老头,跳上桌子跳起踢踏舞来了……房内的一角,三男一女组成的爵士乐队奏出超响的音量,几乎乱成一锅粥了,快将“工棚”的顶掀开了。我事先想,到了“休闲”处,在明天执委会会议之前,与梅佳主席和两位副主席私下先沟通一下台北问题。结果,事与愿违,在嘈杂声中,我们只做了简单的交换意见。近午夜时,我们四人买了“单”,提前逃离了。“落荒而逃”形容此情此景,最为贴切了。

9 月27 日,要办此行的“正事”了。10 时,步行至步行街北头的市艺术学院二楼会议室,与OISTAT 执委会见面。正式会议开始,作为主持的OISTAT 主席梅佳女士先安排我发言。我先发给与会者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稿的简要“声明”(即本书第X 页录入的《“OISTAT 中国中心”关于台北加入OISTAT 的声明》)。我没有重复表述,但做了简要说明,并承诺“中国中心”将承办有关的国际活动(如后来我“中心”举办的“上海会议”等)。此项议程顺利打上了句号。在会议上,小赵翻译得沉着、流畅,一副已经久经沙场的范儿。

午后,与李参赞见面,简单汇报有关情况。

9 月28 日晨9 时,李参赞接我们去旅游了。这里略述:我们先去城南30公里处的制高点阿瓦拉山,拜谒朴素、庄重的无名英雄纪念碑。稍下行,见被炸毁的电视塔废墟,一片瓦砾,狼藉状。下山后,至铁托墓地。有门卫守护,四周是简洁的小平房。小平房中间的小天井,是一块约60 平方米的草坪。草坪中间一块约长3 米、宽2 米,并高出草坪约30 厘米的白色大理石下,便是安放灵柩之地了。大理石上,有花束。我们也默念:铁托,铁汉也!

我环顾小平房四周,是公园状的草坪、树林,松鼠出没,还有纪念馆和不少名人塑像。醒目的是铁托塑像,在行走,做思考状。稍远处是“5·25”纪念馆广场,前有圆形的似体育场建筑。铁托去世时,各国政要曾在这里聚会,包括我们的华主席。

离后又抵被炸的中国使馆。使馆已被铁皮墙围了起来。主楼三面墙窗被毁,有一大瓶煤气罐还高高悬挂在围墙上。我们凭吊一圈,见紧闭的使馆大门前,五星红旗依然飘扬!

一路穿街过巷,我们还看到拦腰被炸的国防部、内务部大楼等(这条街上还有美国使馆),但国防部大楼两边未倒的楼段还亮灯办公。“我行我素”,闲庭信步,我自岿然不动……走马观“炸”,直观感觉:老美们炸得真准,是误炸吗?!

夜晚,参加来自国内甘、青等数人作协代表团的文化交流活动。

9 月29 日一早,我们四人乘大巴去贝市西北方向、80 公里处的NoveSAD小城。出市区,即无际的平原。看过去,玉米已收,土地闲置(是待种冬麦?),又遇霾雨,一派萧瑟的景象。小城仍是处在多瑙河边上,只不过在这里又是一个拐弯处,岸边有不高的山川,有城堡,古刹要塞。遥想当年,这里肯定古风雄伟,景致秀丽。然而,秀丽不顶用,反而招来了灾难,这里成为“北约”老板轰炸的重点城市。我在这条母亲河边上,这个小城的制高点上眺望,远处有座被炸的桥,近处浮桥不远处有残留的桥墩,城堡下的水泥跨桥成了唯一的过往通道了。

返城已晚,下榻的宾馆又来了战友京剧团,加上原有“作协”的,搞农民画展的等,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天下了。同胞一多,就热闹。我担心的是,老态龙钟,四五层的宾馆的“百年”电梯,只可乘四人,又不封闭,又慢又响,别出事故也。

9 月30 日午前,“正式”逛街。其中,我给夫人买了一双符合她要求的轻便皮鞋,我里外检查全是外国字,确认是“洋货”。回来后,一试穿,挺合适,我挺高兴。稍后不经意中发现,鞋盒盖的边沿内衬,还是“藏”了一串汉字。

午时,李参赞在新香港饭店回请我们。午后整理行装,我们准备打道回府。

10 月1 日一早,李参赞送我们上机场,一不小心,误了登机时间(约一刻钟)。老外认真,参赞斡旋也不行,我们只好作罢,享受“误机”待遇了。问题是去莫斯科,一天只有一次航班,为赶路,以免影响两次转机,我们只好转道法兰克福再转莫斯科。劳民伤财,多花钱又多花时间。到了法兰克福,购票去莫斯科的单程票比双程票贵。即购之,候机4 小时,傍晚时才赶到莫斯科转机。之后仍按“老路”,夜航至塔什干过境,已凌晨。在那候机楼,我们又遇那来来往往的“拉登”,不过还见到了20 多位的同胞,有男有女,不像境外务工者,又不像一群知识分子。候机数小时,他们不跟我们交谈,自成一团伙。经过一段“磨合”,里面不守“纪律”者,便透露他们是河南X 县人,游巴黎等国过境,便不多言了。他们听我们操京话,疑我们是什么“官”。看来,头头吩咐过,少说为佳,我等也不必“深究”之。

10 月2 日上午9 时半,我们仍昏昏沉沉,抵首都机场,平安回到祖国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