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出乎意料的,是本书中竟然还收录了2007 年上海演出《上海屋檐下》的导演王筱应体良之约专写的一篇排戏随想专文和几篇资料。本书还记录了青艺《上海屋檐下》演出过程中一件恶事。体良说,出版社承认这是一本好书,并已做了编辑处理。......
2023-07-15
陈达明
《上海屋檐下》是我国近代剧坛先贤夏衍先生的剧作。金山则是中国剧、电影界享有盛名的老一辈表演、导演艺术家。这两者的结合,成就了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支实力雄厚的戏剧团队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舞台演出;而体良兄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的与之相关的资料,以及他撰写的对于金山执导该剧的评述,则汇聚成了放在我案头的、厚可盈尺的这沓书稿。我认为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档案,是记录金山先生艺术生涯中漫长的、不可遗忘的弥珍的一段足迹。
无疑,这是一部专业性极强的书。
在人心浮躁,“快餐文化”“娱乐文化”极度流行的当下,翻阅这部并不轻松,肯定也不会畅销的书稿,不能不令我心生感慨。
应该说,这本书,使我对体良兄又平添了一份敬重之情。
我和体良兄的交往,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当时,我和他分别在上海人艺和中国青艺负责艺术室工作,同时又分别担任着各自剧院院刊的主编,加上年龄也相仿,可谓是“脚碰脚”的兄弟。说起来,我们的那份《话剧》(最初叫《业务资料汇编》),要先于体良兄他们的《青艺》问世。《话剧》的问世,缘于上海人艺老院长、著名导演艺术家黄佐临老师的积极倡导和实际支持,是由包括我在内的三四位同志具体操办的。记得那年担任着中国青艺院长的陈颙导演来到上海人艺,见到了我们那当时装帧还十分简陋的刊物,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当即就说青艺也应该有这样一份刊物。不久,《青艺》这一本珍贵的艺术档案应运而生。也许,正是这两份小小的内部刊物,促进了我和体良兄长达二十余年的交往,铸就了从青壮年开始,直到年逾花甲仍延绵不断的深厚友谊。在当时,这两份刊物足以令我和体良兄为之骄傲。因为在全国所有的戏剧表演院团中,唯有我们两家拥有自己的院刊;而且这两份院刊,在中国戏剧圈内,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享有良好的口碑。多年来,我和体良兄都是兼职编这份刊物的,从选题、组稿、审稿、改稿,到画样、排版、校样、付印,无不亲力亲为,其中的辛劳是不言而喻的。《话剧》自1983 年创刊,至今已逾26 年,其间虽经历上海人艺和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变化,但刊物依旧按时编辑出版,并未中断。我是从2006 年下半年起彻底不管这份刊物的,目前,由一批年轻人在接手运作,势头正健,令人欣慰。然而,《青艺》则随着中国青艺和实验话剧院两院合并,早已不复存在。我虽说没有与体良兄具体就此进行过交流,但我想,《青艺》的销声匿迹,总会在他心头弥漫些许悲凉吧?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提起这些似乎和《上海屋檐下》浑身不搭界的陈年往事,倒不仅仅是为了追怀我们在青壮年时代曾经为各自所编的刊物倾注的那份热情和心血,而是想借此说明:艺术资料的留存工作,是件重要而艰辛的事,是需要实实在在有一批人为之做出奉献的。
我记得在《话剧》办刊之初,曾为它立下了“脚印”“窗口”“园地”三大主旨,即记录剧院艺术创作的脚印,传递国内外戏剧信息的窗口和进行艺术研讨的园地。我们最初的刊名之所以直呼为《业务资料汇编》,其意也在于要留存和用活我们年复一年进行艺术创造活动所积累的相关资料。我想,今天体良兄不辞劳苦编撰的这本关于《上海屋檐下》的舞台艺术的书,正是一份极其珍贵的专题性艺术资料。
由此,我不禁又想起在中国青艺建院35 周年时,我曾作为上海人艺的“特使”,专程赴京赶送一幅书画作品以示祝贺。当时,体良兄送了我两本珍贵的专题资料,至今还在我的书橱内占有一席之地:一本是《〈红鼻子〉的舞台艺术》,一本是《〈风雪夜归人〉的舞台艺术》。当我刚接触这两本中国当代舞台美术论稿时,也曾感叹不已:既感叹中国青艺的气派,书的印制质量如此之高;更感叹中国青艺确实不愧为国家级剧院,对艺术资料的留存工作如此重视!但现在想来,当时毕竟是为了院庆,何况时处“新时期十年”,那时戏剧界的总体艺术氛围颇为浓厚,加之戏剧界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与今天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当时的人们普遍会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应该、很有意义的。可当下呢?又有多少人会为体良兄煞费苦心地翻晒这些“陈谷子”叫好?所以在我看来,与20 多年前编印那两本书相比,体良兄今天为《上海屋檐下》的二度创作编撰的这本书,则更显“悲伤”。对于他在此时此刻依然能静下心来,费时费力,甚至从个人角度而言有点得不偿失地“替人作嫁”“为话剧事业作嫁”的举动,我由衷地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感慨之二是:今后还会有这样完整的艺术资料留存吗?我们各个戏剧表演院团还会像过去那样,认真而又细致地花力量去做这项工作吗?答案是模糊的。
按我的理解,此类资料以前应称作“场记资料”(当然,体良兄这本书的实际内容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表演院团做这项工作的人,一般在演出说明书上也称之为场记。这类资料最为直接的用途,是为该剧重演、复排时的“工具”。因而在这份完整的艺术档案里,包括了所有二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甚至也包括了技术的)“数据”;它详尽记录了整个剧组在正式排练前的案头工作(如导演阐述、演员的角色分析、舞美及灯、服、道、效、化等各艺术创作部门的艺术构思等)、排练中的研讨和演出后的反响、演出中的修改举措,甚至连舞台调度图、舞美设计图、舞台装置图、人物造型图、布光图等都一应俱全。倘相隔三年五载重演该剧,哪怕原先的导演不在,只要按图索骥,仍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该剧八九不离十地恢复原样重新上演。即使是换了新的导演重排该剧,这份资料仍是新任导演心目中的一个重要坐标和参照,因为这里面有着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弃之不用是愚蠢的。
这类资料的间接用途,则是为现代或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具体翔实的研究素材。它的作用和意义自不必说,对研究者来说,寻觅到这样一份完整珍贵的艺术档案的资料不亚于发现一座含量丰富的矿藏。
还是回到现实,这类资料的直接效用似乎在人们的心目中已荡然无存。对于经典剧目的重演,哪怕是最蹩脚的导演也会声称“决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似乎不整个推倒重来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水平。对此,我是心存疑虑的。人们常说:有一千个导演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从力求创新的角度讲,自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对每一部经典作品而言,文本本身总有它特定的限定,在众多的呈现方式中总有一种最适合于它的呈现方式。我们对于一些经典剧(节)目的经典演出,之所以经久难忘、津津乐道,恐怕就在于那些演出的呈现方式更适合于那个特定的文本。如果不管什么文本,随便怎么演都行,只要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好,结果可想而知。近些年来,我们已经见过不少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非成功”演出了。
时下,不少戏剧表演院团正在深化体制改革。其实,建立优秀经典剧目轮换演出的机制,正是戏剧院团企业化运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对于降低成本、精心打磨精品力作,都具有实际作用。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将建立艺术档案、留存艺术资料的工作放到一个重要层面上来。相应的专业人才、专业队伍也需加紧培养。
我不知道这篇短文是否跑题,但它确实是这本书稿所引发的我的感慨。末了还得说一句: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宝贵的艺术档案!
2009 年夏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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