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热门话剧及评论

2023-07-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宁波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话剧很红火，甚至有人到宁波办事也能顺便观看话剧，报纸杂志上有很多的剧目介绍及评论，比如《看了宣传剧后的反应》。这就是希望对于今后戏剧的进展，要扫除偏见，确立公正批评和理论。

宁波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话剧很红火，甚至有人到宁波办事也能顺便观看话剧，报纸杂志上有很多的剧目介绍及评论，比如《看了宣传剧后的反应》（作者署名：友诚）。节选如下：

前天到宁波来买些东西，凑巧看到了青年会公演的《菱姑娘》，所得印象很好；同时也觉得心里好像有些感想之类的东西。

……

我们知道宣传的目的，是在反映敌人的残暴，告诉老百姓在敌人的屠杀奴役和炸弹威胁下，不论在沦陷区域或尚未沦陷区域里的民众，所应走的唯一正确的生路，就是抵抗；借着戏剧所具特有的刺激性来激起群众的怒火，认请（清）了国民的责任，于是抓住群众的情绪，进而去组织他们动员他们，使获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

《菱姑娘》据说是一位在上海热心于国防戏剧运动者屠去非先生所导演，这的确是在宁波戏剧运动中放了一个异彩，在他的导演中绝对摒除了“马虎将就”的恶习，和“因陋就简”的通病，在布景设计的方面，在经济很拮据的团体里能弄得这样，那更是大家公认为难得可贵的事。虽然内中有几个演员还脱不了因袭的恶习，然而比过去是好得多了，在这样一位导演指示下的演员们，不能不说是幸运，同时也更对照着一般宣传团体走入了歧路之应速即回头。

我一面看着戏，一面注意着群众的反应：戏的开始，空气是轻松的，后来越来越紧张，一直保持到闭幕。当日本浪人侮辱菱姑娘时，大家都皱眉切齿代为菱姑娘用气力挣扎，好像自己在被侮辱了一样的忿忿然，当日本浪人一枪打死了菱姑娘的母亲时，大家坐的姿势都改变了一下，似乎要更留神的看这个悲剧的开始，和痛恨敌人竟会干出这种野兽的行为来，每个人的脸部愤怒激动的情绪，更表面化的流露出来，这样的情绪保持到散场，走出戏院，我看着绝大多数的群众是始终没有开过笑脸，我自己呢？也同样的怀着激烈跳动着的心，回到亲戚家里。

我看屠先生所导演的戏虽然还只第一次，然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同时我听见一位朋友说他听过屠先生的演讲，屠先生曾说，“我是一个工具，只要大家认为有用的都可以拿我来用，决不推辞”，屠先生这种肯指导人的精神，值得人的钦佩，虽然这也是每一个干救亡运动者所应有的精神，我（之）所以说值得钦佩是为了具有这样精神的人在宁波太少了的缘故！[10]

“铁牛牧童”署名的文章《观青年会最近演出之两剧本后》中，论述非常详细：“本埠青年会服务团，于廿六日（1938年10月26日）晚，为劝募寒衣宣传，上演两个新编的独幕剧——《苟安的人们》与《铁扫帚》。”[11]

《苟安的人们》是铁牛牧童的朋友邬宪成君所编。摘抄一段原文如下：

阿顺中弹垂死时，对其表弟说道：“从前我以为不抵抗敌人，可以苟安，那知我这个希望苟安的人，这次却死在敌人之手了。这样想来，还是抵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几句话，博得全场掌声，收到宣传功效不少。（又阿顺之妻临终时，高喊“一命换一命”，这一句话，在宣传思想上讲，说得非常有力量，毋怪也博得一阵热烈掌声）。[12]

作者当然对朋友的作品要捧场并支持：“闻该剧（系）该团新招之团员所演出，首次与吾人相见，已有如此成绩，如多加排演，定更有美满收获，前途无量，可为预祝。”[13]

话剧及其评论盛行甬城一时，比如《话剧不应公式化》（作者署名：亭），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把话剧列为艺术的一种，是无可否认的。作为反映时代的一切的话剧，对抗战具有如何的功能，早已有人谈过，我不想说。我所要说的是既视话剧为艺术的一种，则不应使话剧逐步公式化。”[14]文章结尾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更新的话剧，同时需要颇有意义的街头剧！”[15]

宁波人周信芳先生署名发表文章《剧评的重要》，其副标题很长，非常耐人寻味：“要使人体会到戏剧的优劣，先当废除偏爱和捧场性的批评。”周先生在结尾概括提出如下鲜明观点：

总言之，改良和创造新戏剧，是爱护戏剧的共同任务。不但莫歧视保守，犹且希望合作选择，去芜存菁。这就是希望对于今后戏剧的进展，要扫除偏见，确立公正批评和理论。[16]

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的易卜生”的熊佛西，在宁波发表了《当前剧运的途径》。

戏剧亦如其他事业一样，经过八年的苦斗，已有了飞腾的进步。在战前，我们虽信念戏剧是教育大众有力的工具，是抗敌宣传锋锐的武器，但其所生的效果如何，似无多大把握。乃至今日抗战结束以后，我们把抗战期间的戏剧实践作一历史的批判，才深深地体验这一艺术对于抗战宣传的贡献，及其对于文化教育的影响。抗战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建国工作。抗战固艰难，建国千头万绪，尤其艰难。然而文化教育，是一切建设的动力。国防建设亦好，假使没有文化教育工作作基础，一切都不能生根；更谈不上枝叶繁茂。戏剧在封建的社会里，似乎无足轻重甚至鄙视。然而现代的新兴国家里，它已成为文化教育的主要部门，任何国家剧场的表现，从台上到台下，从剧本的制作，演员的表演，舞台的装置，到观众的欣赏，无不反映这国家民族的文化水准。所以我们到外国去参观，不仅看学校，看军队，看工厂，看银行，看报馆，看市容，更要看戏院，因为剧场是一切文化的综合。[17]

熊佛西肯定戏剧对于抗战固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认为还不够，还待进一步的努力，他提出今后努力的四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求这一艺术的“深”与“厚”的进展。不拘剧本的制作，演员的表演，舞台装置的设计与制作等，都应该追求“深”与“厚”的进展。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感到抗战戏剧的素质不够深厚，不够标准化。

第二，对于民族形式的地方戏剧应该再予以估价。一切民间的旧式戏剧……所表现的内容虽与时代脱了节，但其形式实在值得我们充分利用。尤其是我国固有舞台“程式”，即列于国际艺术之林，也无愧色。而且地方戏剧拥有的观众较之话剧尤多、尤广，它们是深入民间的艺术。……

第三，发展中国的戏剧应该以剧场为首要，有人说剧本重要，也有人说演员重要，也有人说舞台装置重要……我认为剧场是戏剧艺术的中心，没有完备的剧场，这一切都无从附骥，无法表现。新时代的戏剧艺术即是“剧场的艺术”。……因为剧场是产生剧本与训练人材的中心。中国新的戏剧艺术其所以到现在还不能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原因就是各地缺乏完备的剧场。

第四，我们要求制度化，戏剧在文化教育的部门既如上述重要，那么我们就应该将这种事业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把它列入国家的正式教育系统，一如学校教育，政府应该在各地依照人口的比例建设剧场。……[18]

熊佛西的四条建议，放到现在都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宁波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热门话剧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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