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会分身法的人,他是谁?《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以一个孩子的口吻说出父母自相矛盾的言行给自己带来的困惑,作者没有直接点明父母的问题,而是从孩子的视角去展现,这种讽喻柔和而不尖刻,含蓄而不激烈,合情合理而易于接受。儿童诗集《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与任溶溶以往的幽默童话体裁有所不同。B.《我的一个大发现:妈妈为什么叫妈妈》告诉我们:要努力学习,掌握多种语言。......
2023-08-14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诞生
那考验人的十年,那一段跟疾病、经济困难和“节场”上窒息的气氛斗争的时期,却也是在一颗爱我的心支持下,实现奔放不羁的创造力的时期,——我开辟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长河与那些伟大的支流:《贝多芬传》和《米开朗琪罗传》。在出版以前,我的每一部作品最初的读者总是母亲和妹妹。……她在倾听《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也在发掘自己儿子的心灵。
真正的分离是在我到罗马去时开始的。母亲和她的小伙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对她真是残忍的拆分。那小伙伴也觉难受,可是性质完全不同。渴望变动的心思超过了他的悲哀。就像克利斯朵夫在离开德国的前夕那样,我也不愿意使母亲痛苦。(我在小说中把那一晚以前几天的情况记述得非常准确……)
……夕阳在下山。深红色的城市在我足下形成半圆形,燃烧着。亚尔彭群山[125]的笑意正在天际消逝。索拉克特山上的拱门似乎在荒原上飘浮……此刻我又生活在那一瞬间了;我又确切地看到了使我精神得到新生的地点。从此它一直深深地渗透于我的思想中,即使在二十多年后,当我最亲密的朋友——使那令名又戴上桂冠的年轻兄弟[126]跟我一起在罗马,每次经过姜尼克仑山时,他就止步说:
“我看见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他的心灵的触觉感到了那遥远的往日的震动,那时涌现了克利斯朵夫自己,那是人,而不是作品。
顿时涌出。起先那前额从地下冒起。接着是那双眼睛,克利斯朵夫的眼睛。其余的身体在以后的年月中逐渐而从容地涌现。可是我对他产生幻象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我在法纳斯古宫所记的笔记中曾写下这件事。这是那序曲开始的几声和弦,以后所作的交响乐则跟我的生命一起成长,中间也有个别音符的变化、和声的变幻、节奏的更动和意想不到的变调——但都是根据那姜尼克仑的主题。
仿佛一架飞机,在地面上回旋,接着起飞了;仿佛我滑翔到高空中,脱离这世纪了。从远处,我看到我的时代、我的祖国、我的种种偏见和我本身。破天荒第一次我自由了。而一秒钟以前——在这以前的二十四年生命中——我是时代的奴隶,受着它节奏的束缚,被它的洪流载向前去,在它的思想中呼吸。即使当我斥责它时,我也呼吸着它;我就靠着它生活。而我因此要闷死了——我死了吗?……我又复活了!我把坟墓——“世纪末”——前的石头推开。我从时代中逃遁了……
……我知道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超出他时代中的人群,具有教养的特权(什么权力?),没有人比我更彻底地在一生中讽刺那些“有教养”的人——个人或民族,所有那些自负为“天之骄子”的人。那种无形的力量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只要倾听它们就行。但是在我们动乱的生活中却办不到。必须有安静。我时时刻刻都防卫着我的安静。我曾为它抵御我的敌人;还特别为了它抵御我的友人。姜尼克仑山上深沉的宁静,以及自由而特定的空间中的光明……那是一个幻觉吗?只是我的生命而已,不多也不少,因为那一瞬间使我以后的生命具有了形态。我并不声称我生存着是对的。不是我生存过了。——我在记述我的生活。我把它扔到海角的飘风中,谁愿意,就捡起吧。
很少有人了解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这影响在美学上很深,在精神上很大,然而在智力上是毫不足道的。我从未发现过一个法国人对《战争与和平》的卓越的艺术能够充分鉴赏,因为这部作品把一个民族的精神神秘化了——那具有鹰隼般眼力的天才在宇宙之上平顺地翱翔,从那性灵高尚的人民中间涌出了千百条溪涧,被永恒之力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曳引着,向汪洋大海流去——这种艺术跟我最亲切的创作欲起了共鸣,并且给我提供了第一个无可匹敌的新史诗的典范。我从未模仿过它(我们的创作方式和力量太不同了),但是它很可能感应了《英雄传》[127]《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以后的作品——它们都在小说、戏剧和传记的伪装下具有史诗的性质,但我似乎感到没有一个批评家发现过这一点。
另一方面,托尔斯泰一生崇高的范例对我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从那时起[128],我一直没有忘记过艺术对人类所负的责任和它的任务……[129]
《贝多芬传》(1903)的产生是和儿童克利斯朵夫同时的。《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韩德尔传》是和他的成年做伴的。《托尔斯泰传》(1911)是和他的归宿同时写成的。[130]
贝多芬的巨掌给我的新生的婴儿约翰·克利斯朵夫举行了洗礼。[131]
《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七初版序[132]
多年以来,我在精神上跟不在眼前的识与不识的朋友们交谈,已经成了习惯,所以我今天觉得需要对他们高声倾吐一下。我决不能忘恩负义,不感谢他们对我的厚意。从我开始写《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冗长的故事起,我就是为他们写的,和他们一同写的。他们鼓励我,耐着性子陪着我,向我表示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即使我能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给我的可是更多。我的作品是我们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果实。
我开始执笔的时候,根本不敢希望同情我们的人会超过一小群朋友:我的野心只限于苏格拉底之家[133]。然而年复一年,我觉得好恶相同、痛苦相同的弟兄们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巴黎犹如在内地,在法国以内犹如在法国以外。这一点,在克利斯朵夫吐露了他的和我的衷曲,表示他瞧不起《节场》的那一卷出版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的著作所引起的回响,从来没有像这一卷那样迅速的。因为那不但是我的心声,同时是我朋友们的心声。他们很知道,《约翰·克利斯朵夫》不单是属于我的,而且也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把共同的灵魂大部分都灌输给它了。
既然《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属于读者的,我就应当向他们对这一卷有所解释。如在《节场》中一样,读者在此找不到小说式的情节,而本书主人翁的生涯似乎也中途停顿了。
因此我得说明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着手的。
我那时是孤独的。像多少的法国人一样,我在一个精神上跟我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僭称的优秀阶级毒害的思想,我想对那个优秀阶级说:“你撒谎,你并不代表法兰西。”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须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到他的话。我很耐性地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主角。在我还没决定开始动笔以前,这件作品在我心头酝酿了十年;直到我把克利斯朵夫全部的行程认清楚了,克利斯朵夫才开始上路。《节场》中的某些篇章,《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最后的几卷[134],都是在《黎明》以前或同时写的。在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身上反映出来的法国景象,自始就在本书中占着重要地位。所以,主人翁在人生的中途遇到一个高岗,一方面回顾一下才走过的山谷,一方面瞻望一番将要趱奔的前途的时候,希望读者不要认为作品越出了范围,而认为是一种预定的休止。
显而易见,这最后几卷(《节场》与《户内》)跟全书其他的部分同样不是小说。我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那么这作品究竟是什么呢?是一首诗吗?——你们何必要有一个名字呢?你们看到一个人,会问他是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吗?我就是创造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受一种文学形式的限制。它有它本身的规则。每个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静的湖,有些像白云飘荡的一望无极的天空,有些像丰腴富绕的平原,有些像断断续续的山峰。我觉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条河——我在本书的最初几页就说过的,——而那条河在某些地段上似乎睡着了,只映出周围的田野跟天色。但它照旧在那里流动,变化;有时这种表面上的静止藏着一道湍激的急流,猛烈的气势要以后遇到阻碍的时候才会显出来。这便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中这一卷的形象。等到这条河积聚了长时期的力量,把两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进发,向我们大家归宿的地方进发。
1909年1月
《约翰·克利斯朵夫》卷十初版序[135]
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地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吧。但愿你们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
我自己也和我过去的灵魂告别了;我把它当作空壳似的扔掉了。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死亡与复活。克利斯朵夫,咱们一齐死了预备再生吧!
1912年10月
◎我思我在
1.阅读“我看见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罗曼·罗兰要写一份关于这部小说创作的答谢辞,他会写哪些内容?请以“我感谢”开头,写一段文字。
2.阅读“卷七初版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小说,可是作者为什么说“我从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
3.1925年,应敬隐渔(《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第一个翻译者)的请求,罗曼·罗兰特地为中译本写下《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弟兄们的宣言》:“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蒙、懒惰、迷信和野蛮。我是顺附第一派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家乡是自由的人类。伟大的民族是他的部属。众人的宝库乃是‘太阳之都’。”联系上面这段文字,谈谈你对“卷十初版序”中“咱们一齐死了预备再生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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