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苏州河：贫穷与忠诚的底层记忆

蔡　翔　

1

苏州河由西向东，蜿蜿蜒蜒地流过这个城市。河的南面，耸立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建筑。夏天，许多许多的法国梧桐点缀出一片又一片的优雅绿荫。穿过繁华的街道或者幽静的府院，找一个小小的咖啡馆，挑选一人临窗的座位坐下，冬日的阳光懒懒地透窗而入，这时，你会感觉到一种怀旧的忧郁，所有所有的梦在黄昏来临之际一起向你敞开。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却并没有那么多的美丽和那么多的优雅。对我来说，苏州河的水永远是肮脏的，黑黑的，稠得像黏汁，水面上，永远漂浮着菜叶、秽物、粪便……夏日闷热的黄昏，一股一股的臭味飘向很远，挤进河边人家。许多许多的工厂都坐落在苏州河的北岸，烟囱里的烟是黑的，尘埃落地，马路永远黯然无光。树很少，房子很多，成片成片的房子挤在一起，弄堂被挤成一条一条窄窄的小路。

是的，我的城市在苏州河的北面。在这里，人是穷的，街也是穷的。晨光初现，粪车就会摇着铃铛走进小小的巷子，许多的男人和女人就会揉着睡眼，拎着马桶，依次走出家门。然后，就在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前排起长队，然后，许多许多的自行车熙熙攘攘地挤出小小的巷口，开始各自的谋生。

在我独自伫立在苏州河的北岸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种古怪的幻觉。我会看见在污浊的河面上，漂来一只小小的木船，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从遥远的家乡，漂向上海。然后在这里上岸，用芦席搭起一座小小的棚屋。那就是我的祖先，我的半个城市的祖先。

我的祖先从芦棚中走出，走进工厂、码头、澡堂……黄昏的时候，他们带着一天的疲劳和一天的屈辱，醉眼蒙眬地坐在小酒馆里，大声地说着粗话，唱着家乡小调。他们朝地上吐痰，开着很伤大雅的玩笑，然后歪歪倒倒地走出酒店，这时，星光黯淡，像极了乡村的小径，但是再也没有了家乡的月亮。

我的城市，我的半个城市，在饥饿和屈辱之中，曾经酝酿了暴动和罢工。在长长的黑夜之中，革命带着它的辉煌承诺，走进每个人甜甜的梦乡。

我的祖先已经悄然远去，但是苏州河的北面却依然被这个城市拒绝。尽管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走向这里，也尽管有许多的人从这里走向那里。漫漫的历史已经构成一个语词，这个词就是——底层，而在底层的周围，永远弥漫着肮脏、野蛮、贫穷、粗鲁等等的语词氛围。所有有过的光荣已经不复存在，城市为自己的美丽和优雅召唤，一个长长的梦在有关法国梧桐的记忆里悄悄再现。

然而，我却依然满怀感激之情注视着我的半个城市。是的，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

2

我常常在午夜醒来，默默倾听我的少年时代从窗外悄悄走过。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家住在一间非常破旧的矮平房里。刮风的时候，门窗就会发出一种非常恐怖的声音，我常常在夜里恐惧地醒来。墙是旧的，遍布雨水的痕迹。那时，就已命定我此生再也难以如伍尔芙那般，面对墙上的斑点兴趣盎然作着种种优美的遐思。

然而有一天，革命开始兑现它的承诺，我们搬进一个巨大的新村。我看见无数高楼林立，崭新的学校，崭新的商店，我们在崭新的马路上发疯似的追逐。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真诚地唱着：社会主义好。

在那个时代，我想我们非常满足，革命的阳光幸运地照耀在我们身上。而在更多的地方，在苏州河的北面，棚户区仍然象征着我的底层，我常常在那里拾回我童年的记忆。许多年以后，那里逐渐推平，人们离开家园，走向更远的郊外。当然，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的承诺。

我想，我对底层的读解，首先是从工人开始。我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很多年以前，我的父母从异乡漂泊到这个城市。那个时代的工人，许多人都还保留着农民的某些本色。他们和乡村的瓜葛并未被完全切断，他们操着各自不同的乡音，生活在这个城市。灾年的时候，他们会忧心如焚，谈着家乡的收成。经常有农民到我们这里乞讨，我的父辈会非常热情地招呼，端菜端饭，然后细细地扯着乡村闲话。有时候，也有农村亲戚来访，那一家就会很热情地把乡下土产分送邻居。

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时代的工人，也许，在那一代的工人身上，还保留着乡村的纯朴的厚道。

那个时候，楼房里厨房和厕所还是公用的，虽然有时候在女人中间免不了生些闲气，但是更多的时候，则是洋溢着一种亲情。家家的门都敞开着，大人孩子相互地串门聊天。总有一二家成为楼里无形的俱乐部，吃过晚饭，人们就会在那里陆续聚集，喝茶抽烟，说些厂里的事情，或者感叹世事变化。有人说书，也有人唱家乡戏，胡琴咿咿哑哑地响起的时候，我们总会立马赶到，琴声使我们进入一个美妙无比的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并未消灭贫穷，我的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工人的收入是有限的，他们得抚养孩子，得接济农村的父母亲友，许多人的家里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冬天的时候他们去买些廉价的草垫，铺在床下过冬。月底月初，是楼里女人最热闹的时候，“张师母，借我五块钱，月头还你”，或者“李师母，开工资了，月底借的钱还你”。女人们把这称为“调头”，我想，那大概是“调头寸”的意思。金融术语活灵活现地进入我的底层。

然而在那个时代，贫穷并未导致我的底层的愤怒，相反，他们对国家表示出一种极大的热情和忠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美德。时至今日，我的父母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仍然毫无怨言。

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我记得我们楼里有一个食堂的办事员，因为贪污而受到处分，而他的家庭却因此受到全体居民的拒绝。许多年以后，我的哥哥到了黑龙江。有一次宿舍的一个人丢了块手表，但却无一人怀疑到我哥的身上。哥哥因此而充满感激之情地给母亲来了一封信，他说这一切都归之于母亲的教诲。底层一无所有，惟有名誉，成了他的生命所在。

我想，那时的底层，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一切都很安定。我们的父母从未对我们寄予奢侈的厚望，我的少年时代的梦想，也从未逾过我的底层。我曾经酷爱画画，但并未因此而希望做个画家。我自由地阅读，仅仅为了满足我的阅读癖好。夏天，我们趿着木拖板，走向不远的郊外，我们在小河里游泳，捉知了，光着脊梁钻进菜地里摘着黄瓜和番茄。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那种纯朴、宁静而又自由平淡的生活方式。

我不愿过多地谈论城市的贫穷，哪怕是我的底层，我觉得这很矫情。在我走出这个城市，走向北方的乡村，我才真正懂得贫穷的含义，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父辈对生活的满足和感激之情。在我真正领略了乡村的饥饿，才真实地懂得粮食对于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蜷缩在黄泥小屋，一灯如豆，倾听门外北风呼啸，我才真正感觉到底层的真实存在。是的，在中国，真正的底层在农村。相形之下，城市，哪怕是我的半个城市，仍然应该感谢命运的厚赐。

……

4

我对乌托邦有着一种天生的迷恋，那是一个有关平等和公正的神话。尽管我早已发现这个神话的渺茫，但是我仍然愿意终生维持，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神话中走过，尽管我们贫穷，但是无怨无悔。我们以国家的主人自居，我们与年轻的共和国分享着艰难，我们，全体。

我常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为那时的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使我们越过底层，看到了整个城市。大字报、传单、各种小报以及形形色色的马路传闻，使我们从红色的梦想中回到现实的境遇。那些激进的少年加入了红卫兵，他们愤怒地冲进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家中，他们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震动，他们从未见过那么豪华的住宅和那么奢侈的生活方式。所有有关平等和公正的神话在那一瞬间破灭，阶层差别依然存在，底层在神话的破灭中仍然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分享艰难。我为当年的红卫兵感到某种羞愧，但是我想，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因为贫穷而导致的仇恨，而是因为神话破灭后的一种本能的盲目发泄。

我有时想，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在阻止这种少年的破坏行为，他们顽固地相信，对他人的侮辱是一种不可宽恕的野蛮行为。他们严厉禁止孩子们往家中拿回任何一样东西。而当时的红卫兵，也的确从未想过要把抄家物资偷偷带回家中。

我的底层仍然感谢命运，他们完完全全的为现实满足，没有匪患，没有压迫，没有失业，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成了新社会最为辉煌的骄傲。他们没有理由抱怨革命，他们没有少年人对平等和公正的偏执梦想。我那时就已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正派的工人都加入到了保守派的行列。这就是底层，我的善良的底层。

在我终于发现革命并没有彻底抹去阶层的区别，相反，权力又制造并维持着一个所谓的特权阶层，那时我们感到无比的困惑和彷徨。尽管我的底层从未真正进入平等，但是神话并未就此彻底破灭。理想依然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则迅即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

阶层分化的事实正在今天重演，权力大模大样地介入竞争，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

……面对底层，我心难安。

我相信，激烈的竞争，哪怕是不公正的竞争，也会导致这个世界的繁荣，而穷人也会日将分享繁华的余羹，家里终会有各种电器，餐桌上也将日益丰盛。但是在我目睹了那么多的欺凌和掠夺，那么多的屈辱和侮辱之后，我的情感，我隐秘的内心再也难以对这个世界热情洞开。

也许，我是偏执的。

5

许多美丽的梦想已经破灭，我为之呼唤为之憧憬的新世界并未在我的梦想中冉冉升起。世界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些汽车，多了些高楼，也多了些富人，当然，更多了些穷人。

我走过我的半个城市，我的城市已经不见。棚户区被成片推倒，它告诉我，一个新的城市明天将会在这里升起。

我对任何崭新的东西，已经不再怀有年轻时代的激情，我不知道，美丽是否会伴着崭新的时代再度来临。

我反复警惕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任何一种激进主义都会为我的底层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为我的底层的任何一点富裕任何一点繁荣都感到由衷高兴。

但是我却恐惧地看到，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底层不再恪守它的老派的欲望，对富裕的追求同样导致了人的贪婪。早晨的空气不再新鲜，嘈杂的集贸市场，到处是鱼腥味和讨价还价的喧哗。鱼贩子肉贩子菜贩子水果贩子，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人的口袋。他们为了一块两块的利润，出卖着自己的良心和底层的感情。在我的底层，已经不再涌动着纯朴和善良、友情和乡谊，利益原则同样侵蚀着我的底层。

欺凌和掠夺，在这个世界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上演。我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我甚至觉得富人本来就是这样，必须以此来维持自己奢侈的存在。可是这一切，却渐渐侵蚀到我的底层。在你路过那些肮脏的地下小工厂，你就会发现，在我的底层，正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同类相残的故事。我无法容忍穷人间的相互掠夺。

我的确非常矛盾，我渴望我的底层富裕，我又恐惧因为富裕而失去我记忆中的底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叶公好龙的表现。我只是觉得，我的底层因为对富裕的追求而付出太多的纯朴和善良。也许，因为在这个时代，劳动不再神圣，富裕必须依靠投机和掠夺。

富人的嗜好也如瘟疫般传染到我的底层，并且演变为种种不伦不类的时髦。我常常在凌乱不堪的弄堂口，看见一些妇人穿着假貂皮大衣，怀抱叭儿狗，学着富人的碎步，在小贩的叫卖声中，施施然地走着。我几乎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我为这种恶劣的模仿感到羞愧。

在今天，在我的底层，流氓再次横行乡里。我真的无法理解，难道我的底层永远只能向历史提供这类黑社会的故事？难道命中注定我的底层永远无偿地为那些恶劣的通俗电影提供谋杀、械斗和强奸的素材和表演场景？

在某个夏日的黄昏，我走进家门，我看见三个少年鬼鬼祟祟地躲在楼梯后的阴暗走道。他们看见我惊慌地扔掉针管，我看见他们裸露的胳膊上留下了刚刚扎过的针眼。我们默默相对。我没有看见羞愧，只有些许的恐惧，而吸毒的快感尚未完全从恐惧的眼神中消失。

我的底层正在从肮脏的棚户区中搬出，但是新楼房重重的防盗门却把浓浓的乡谊完全隔断。相互的漠然和猜忌，替代了往日的亲如一家。夏天的夜里，再也没有了咿咿哑哑的胡琴，只有嘈杂的卡拉OK，我知道，那是我的底层孤独而又无聊的发泄。

……

1995年12月

◎我思我在

1.本文冷峻地书写了世上一些难以逾越的距离。这个距离，可能是一条河，隔开了城市的这一边和那一边；可能是一件的确良衬衫（见删节部分），隔开了城市和农村。阅读全文，你读出了哪些“距离”？

2.为了消除或者逾越上述距离，“底层”做了哪些努力？

3.蔡翔出生于1953年，学者，文学评论家。“底层的儿子”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使他的言说变得艰难。找出文中蔡翔自我剖析的文字，仔细品读，体会他内心的矛盾与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