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方彝的发现与考释

2023-07-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10］；乙酉，用牲于康宫［11］；咸既，用牲于王［12］。［6］月吉，即月之吉日，金文或称初吉。［9］既咸令，已经发布完命令。［12］王，指成周王城，今河南洛阳。［15］作册，官名，掌管王朝册封、诏令、图录等事务。［16］父丁，作册夨令之父。在此之前，促成这一争论的直接动因便是作册令方彝诸器的发现和考释。1929年，作册令方彝诸器出土后随即为罗振玉所得，遂撰文《夨彝考释》将其公诸学界。

【图版】

（盖铭）

【释文】

隹（唯）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

尹三事四方［2］，受卿事寮［3］。丁亥，令夨告

于周公宫［4］，公令 pagenumber_ebook=93,pagenumber_book=80 （出）同卿事寮［5］。隹（唯）十

月月吉癸未［6］，明公朝至于成周， pagenumber_ebook=93,pagenumber_book=80 （出）令［7］：舍

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者（诸）尹、眔里

君、眔百工，眔者（诸）侯，侯、田、男［8］，舍四方令。既

咸令［9］。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10］；乙酉，用

牲于康宫［11］；咸既，用牲于王［12］。明公归自

王，明公易（赐）亢师鬯、 pagenumber_ebook=94,pagenumber_book=81 （稌）、牛［13］，曰：用（祷）。易（赐）令鬯、

pagenumber_ebook=94,pagenumber_book=81 （稌）、牛，曰：用（祷）。廼令曰：今我唯令女（汝）二人亢

眔夨，奭左右于乃寮 pagenumber_ebook=94,pagenumber_book=81 （以）乃友事［14］。乍（作）册令

敢扬明公尹人 pagenumber_ebook=94,pagenumber_book=81 ［15］，用乍（作）父丁宝

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16］。〔 pagenumber_ebook=94,pagenumber_book=81 册〕。

【著录】

《中国青铜器全集》5∶131；《殷周金文集成》9901；《商周青铜器铭文选》095。

【注释】

［1］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马坡，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另有同铭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又名夨方彝，令彝、夨令彝、夨作父丁彝、作册令彝。

［2］明保，下文称“明公”，也见于鲁侯尊（《集成》4029），曾有学者指出其为周公子长子伯禽或次子君陈，皆与时代不合。现在一般认为明保为君陈之子，周公之孙。尹，《说文》：“治也。”三事，即见于《左传·成公二年》之“三吏”、《诗·小雅·雨无正》之“三事大夫”。《书·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孔颖达疏：“任人谓六卿。准夫者，平法之人，谓理狱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为天地人三事。”据下文舍三事令的对象是卿士僚、诸尹、里君、百工、诸侯。这些官员通称为三事，泛指内政而言。四方，东南西北四方，借指宇内、全国。

［3］受，读为授。卿事即卿士。卿事僚为执政机关，为管理各个卿的事务的总衙门，为内政中枢，相当于后世的内阁。

［4］夨，人名。该器物的主人。周公宫指周公之宗庙。

［5］ pagenumber_ebook=94,pagenumber_book=81 ，读为出。同，《说文》：“合会也。”即会见。

［6］月吉，即月之吉日，金文或称初吉。其具体涵义学界存在分歧。

［7］明公，即明保。“公”乃册命之后其僚属对其尊称。

［8］舍，施发。舍令乃古人恒语，即发号施令之义。毛公鼎“父厝舍命”。诸尹，即众尹，《书·酒诰》作“庶尹”，《顾命》作“百尹”。《酒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百僚指卿事僚、太史僚等，诸尹是六卿以下掌管各项具体事务的官，具体包括《顾命》提到的“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等。里君，即里的长官。见于史颂鼎（《集成》2787），《书·酒诰》“百姓里居”，《逸周书·商誓》“百官里居”，王国维据金文认为“居”为“君”字之伪。百工，百官。《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孔传：“工，官。”诸侯，是侯甸男的总名。《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书·康诰》：“侯甸男邦采卫。”《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百里曰男服。”这些记载含有整齐化、理想化的成分。见诸金文的外服诸侯有某侯、某伯、某卫。甸、男似未见。

［9］既咸令，已经发布完命令。指上文提到的“三事令”、“四方令”。

［10］《说文》：“牲，牛完全。”牲为祭祀、盟誓和食用的家畜。《周礼·地官·闾师》：“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左传·桓公六年》：“不以畜牲。”孔颖达疏：“牲、畜一物，养之则为畜，共享则为牲。”京宫，周王先祖庙名，铭文中京宫与康宫对举，按之周代昭穆制度，则京宫为祧庙。

［11］康宫，西周王室的宗庙，其内更有昭宫、穆宫、刺宫、夷大室和新宫等，按照祭祀的昭穆顺序排列。

［12］王，指成周王城，今河南洛阳。《汉书·地理志》“河南县”下班固自注：“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平王居之。”

［13］亢师，人名。 pagenumber_ebook=95,pagenumber_book=82 ，从余从米，读作稌，《尔雅·释草》：“稌，稻。”《说文·七上·禾部》亦以“稌”、“稻”互训。《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毛传：“稌，稻也。”《周礼·天官·食医》：“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郑玄注引郑众云：“稌，梗也。”

［14］奭，甲骨金文习见，像人挟双物之形，异体甚多，或隶定作爽、夹、赫。一般指王之配偶或近臣，如伊尹称伊奭、黄尹称黄奭。引申有偶、双之义。这句话的意思是明公命令亢师、 pagenumber_ebook=96,pagenumber_book=83 令二人为卿事僚左右执政，与同僚友好相处。

［15］作册，官名，掌管王朝册封、诏令、图录等事务。令为作册之私名。尹人见于《书·酒诰》，即“正人”，指执政之官。明公尹人亦即公尹。 pagenumber_ebook=96,pagenumber_book=83 ，用法与“休”相近，有学者主张读作宠，似可从。

［16］父丁，作册夨令之父。追，回溯，追念。《诗·大雅·文王》：“能棘其欲，遹追来孝。”郑玄笺：“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进其业也。”光，《广雅·释言》：“宠也。”即荣耀。因明公赏赐进而追思父丁，光誉父丁。

【延展阅读】

康宫是西周铜器铭文中习见的词语，1913年王国维率先在《明堂庙寝通考》中提出康宫为康王之庙的见解。窥诸金文，东周以降的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资料再未再出现“康宫”一词，显示出其作为断代标尺的重要价值。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普遍认识到康宫是不是康王之庙是西周青铜器断代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许多铜器铭刻在内容上是互相关联的，所以，用康宫来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尺，不只是一两件铜器的问题，而是一大批铜器的问题。在此之前，促成这一争论的直接动因便是作册令方彝诸器的发现和考释。

1929年，作册令方彝诸器出土后随即为罗振玉所得，遂撰文《夨彝考释》将其公诸学界。当时也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正在试图系统构拟西周金文的分期断代体系，自然对令彝这样的重要长篇铭文及罗文十分关注，并先后发表了《由〈夨彝考释〉论及其他》、《令彝令簋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等论文，提出令彝等器应该是成王时器，试图与罗氏商榷。罗振玉《夨彝考释》发表后，时在国内的唐兰从罗振玉长子罗君美处得睹其文，“尝为之书后”，后又得见郭沫若的文章，又“数为文论之”，并于1932年撰写了《作册令尊及作册令方彝铭文考释》，其中关乎康宫的释文为容庚辑录的《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所采用，唐氏的文章也于1934年发表。唐兰全面伸张了王国维、罗振玉的观点，不仅力主康宫为康王之庙，而且还对京宫、康宫的解释作了新的发挥，认定二器及与之相关的数十件铜器皆属于昭王时物。郭沫若身在海外，似并未看到唐兰的专篇考释文章，而只看到了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中引用的唐兰释文。郭沫若遂据此在1935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进一步申述康宫非康王之庙说，并认定令方彝等器的制作时代必在成王之世，京宫、康宫虽为宗庙之名，乃以懿美之辞为宫室之名，宫名偶与王号相同而已。限于当时音讯不畅，此后未见双方撰文回应，加之战乱的原因，康宫问题遂搁置起来。

1955年至1956年，陈梦家在《考古学报》连续发表总名为《西周铜器断代》的长篇论文，对他所认为的从西周武王到孝王时代的98件铜器进行了断代和铭文考释。在考释令方彝等器时，将其与丹徒所出宜侯夨簋联系，从而将器物的时代定在成王，他据传世文献和金文铭文指出主张宫、庙有别，宫为时王所居之王宫，亦为朝见群臣之所，因此康宫非康王之庙。鉴于陈梦家时隔20年后重提康宫问题并作出了颠覆性的论断，唐兰遂于1962年初发表了三万字的著名长文《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对郭、陈二氏的观点逐一批驳，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康宫为康王之庙的观点。1973年，唐兰又写成了《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一文（发表于1980年出版的《古文字研究》）。该文根据“铜器上有了‘康宫’的记载就一定在康王之后”的断代标准，将郭、陈二氏书中认定的大部分成王时器重新整理并归入昭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郭、陈二氏未再撰文与唐兰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康宫问题的讨论以唐兰两篇宏文的发表为标志而告一段落。此后学界普遍接受了唐兰关于康宫的学说，断代工程的成果之一《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也将夨令诸器定在昭王时期。

【进阶篇目】

1.周同：《令彝考释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

2.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3.赵光贤：《“明保”与“保”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

4.李学勤：《令方尊、方彝新释》，《古文字研究》第16辑。

5.杜勇：《关于令方彝的年代问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6.王永波：《夨令组铜器相关人物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丛刊第四号《古文字论集》（二），考古与文物编辑部2001年。

7.贾洪波：《论令彝铭文的年代与人物纠葛——兼略申唐兰先生西周金文“康宫说”》，《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8.刘启益：《西周康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9.王人聪：《令彝铭文释读与王城问题》，《文物》1997年第6期。

10.陈剑：《释“琮”及相关诸字》，《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

11.蒋玉斌：《令方尊、令方彝所谓“金小牛”再考》，《中国文字研究》第13辑，大象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