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征商》与青铜簋器

2023-07-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珷（武王）征商［2］，隹（唯）甲子朝［3］，岁鼎，克［4］，闻（昏）夙又（有）商［5］。辛未，王才（在）（闌）（次）［6］，易（赐）又（右）事（史）利金［7］，用乍（作）旜（檀）公宝彝［8］。《中国青铜器全集》5∶49；《殷周金文集成》4131；《商周青铜器铭文选》022。［1］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乡西段村青铜器窖藏，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2］“珷”为“武王”二字的合文，后逐渐固定为“武王”的专字。

【图版】

【释文】

珷（武王）征商［2］，隹（唯）甲子朝［3］，岁

鼎，克［4］，闻（昏）夙又（有）商［5］。辛未，

王才（在） pagenumber_ebook=38,pagenumber_book=25 （闌）（次）［6］，易（赐）又（右）事（史）利

金［7］，用乍（作）旜（檀）公宝 pagenumber_ebook=38,pagenumber_book=25 彝［8］。

【著录】

《中国青铜器全集》5∶49；《殷周金文集成》4131；《商周青铜器铭文选》022。

【注释】

［1］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乡西段村青铜器窖藏，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珷”为“武王”二字的合文，后逐渐固定为“武王”的专字。作“武王”合文时“珷”字后不带“王”字，作“武王“专字后，“珷”字后可带“王”字（如盂鼎、乖伯簋）。金文中的“文王”（如何尊）也是同类的情况。

［3］甲子朝，即甲子日的清晨。武王以甲子日清晨伐纣与传世文献相合。如《书·牧誓》：“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书·武成》：“粤若来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周书·世俘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诗·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4］岁，即岁星。鼎，读为当，意为对。岁鼎，即与岁星相对、相冲之意。《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淮南子·兵略》：“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然而前无蹈难之赏，而后无遁北之刑，白刃不毕拔而天下得矣。”《尸子》亦载：“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铭文中的“岁鼎”表示的意思大致与“东面而迎岁”相近。克，读为本字。战胜、制服，克敌制胜之意。所克之对象即“岁鼎”这一对周武王伐纣不利的天时。岁或释作越，将越鼎解释为夺鼎。也有学者主张鼎读为贞，为战前之贞问。

［5］闻，读为昏。昏夙等于说“朝”或“昧爽”。指天刚刚亮，日将出而夜未尽之时。《诗·行露》“岂不夙夜”郑笺：“行事必以昏昕。”《管子·宙合》亦云：“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又，通“有”，取得。有商指占有商地。

［6］ pagenumber_ebook=39,pagenumber_book=26 ，地名。亦见于戍嗣子卣（《集成》2708）、宰椃角等。字形稍有变化，但都从柬得声，或增从间为累加双声字。旧说多读为管，因《逸周书》中多篇均记载武王克殷后“王在管”，管即三监之一管叔鲜所封之管地，在今郑州附近。辛未日为甲子牧野之战后的第七日，一些学者认为管与商都距离过远，在当时非三五日可达，因此主张 pagenumber_ebook=39,pagenumber_book=26 地在安阳附近，或读为洹，或读为淇。

［7］又事，即右史，官名。利，作器者名。或读“又事”为“有司”、“有吏”，不确。

［8］旜，字有漫漶，诸家所释或有不同，然而大都同意读作“檀”，《左传》成公十一年载：“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有学者指出铭文中的檀公即此檀伯达。

【延展阅读】

1.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载有文、武、成、康之类的西周王号。初步统计此类彝铭已不下30器，其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等均有所见。这类名号，据《逸周书·谥法解》、《礼记·檀弓》的记载属于谥号，即王的死称。但是近世著名学者王国维在《遹敦跋》一文中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他指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文武成康之为美名，古矣。……昭穆之为美名，亦古矣。此美名者，生称之，死亦称之。”进而又提出谥法兴于共王、懿王之后的新说。此后，徐中舒又著文增补宗周钟之生称昭王、趞曹鼎之生称共王、匡卣之生称懿王等材料以补充王说，谓“生时既有成昭诸称，则非死后谥法甚明”，重申谥法兴于共懿诸王以后的主张。大约与此同时，郭沫若作《谥法之起源》对周代谥法起源做出新的论述。指出两周王号中的“幽、厉、灵、夷、愍、炀、荒、燥，均有善义。它如哀可读爱，悼可读卓，亦未必追思也”。郭氏在此基础上断定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王、郭等人对时王生称说的阐扬，在学术界影响甚大。自郭氏以此作为金文断代的标准之后，就一直被金文家奉为圭臬。不过80年代以来，黄其逸、盛冬铃、彭裕商、杜勇等学者陆续撰文对王号生称说提出质疑。譬如杜勇指出：“铭文记事内容所属时代与铭文载体即铜器制作时代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因为上一王世发生的事，也可以通过数年后的下一王世铸造的青铜器铭文反映出来。时王生称说仅仅把金文记事时代与铜器制作时代理解为对应的统一的关系，就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彭裕商先生也指出：“铜器铭文所记内容与铜器的铸造，二者之间是有一定时间距离的，这就造成了少数铜器铭文提到的人物至铸器时已故去的例外现象。”应该说上述质疑有其合理之处，铸器时间与铭文记事时间不同这种现象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具体到这里的利簋，情形似乎不是那么简单。据铭文，利在克商后第七天受到武王的赏赐，利随武王征商，在军中当然不可能铸器，但随武王回到宗周后完全可以。据考证武王在克商后第二年的十二月死于宗周。从受赏到武王逝世这期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利为何要拖到武王逝世之后才铸呢？若是利回到宗周后就着手准备铸器，一年多后武王逝世时此器仍未铸成，利仍有机会改变铭文对武王的称呼。难道铸器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考古与文物》2010年2期公布的“内史亳同（即原定名为觚之器）”铭文载：“成王赐内史亳豊（醴）祼，弗敢虒，作祼同。”有学者据酒醴不易久存来论证成王为生称，也是同样的道理。如上所述，西周王号究竟是生称还是死称，恐怕一时难以定谳。

2.利簋有“西周第一青铜器”之美誉。因其铭文提供的确切干支纪日与天象记录印证了传世文献关于武王伐纣之役——牧野之战的记载，是确定商周年代学的重要线索。关于伐纣年相当于公历哪一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统计有44种说法，断代工程课题组将其定为前1046年，但仍有不同意见。就目前来看，这一问题远未最终解决。

【进阶篇目】

1.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第8期。

2.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3.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

4.钟凤年等：《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

5.商承祚：《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

6.徐中舒：《西周利簋铭文笺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

7.于省吾：《“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

8.陈昌远：《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

9.崔恒升：《“岁鼎克闻夙有商”考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

10.赵诚：《“利簋”铭文通释》，《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

11.严一萍：《从利簋铭看伐纣年》，《中国文字》新八期，收入《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