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实证检验的优化措施

2023-07-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许多学者已经对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而且大部分检验都对货币供给内生的观点提供了支持。结果显示，银行贷款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给由信贷驱使，证明在此期间西班牙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上的加成利率波动幅度较大，这主要是源于其负债管理行为的影响。因此，研究认为在长期内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仍然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体系的转型和日益复杂化，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和各国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关注的焦点之一。许多学者已经对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而且大部分检验都对货币供给内生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林巴那和托尔托（1973）的研究证明了基础货币的变动是由美联储“防御性”的公开市场业务决定的，因此是被动的和适应性的。福曼、格罗韦斯和艾彻（1985）将美联储净资产的变动、公众持有通货数量的变动以及法定准备金数量的变动作为解释变量，研究美联储持有的政府债券数量的决定，实证结果表明，五分之四左右的联邦政府债券数量的变动是由以上三个因素决定的，这说明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适应性地满足市场对准备金的需求。莫尔（1985）的计量分析检验了信贷对储蓄（存款）的重要影响，同时验证了工商企业的信贷量是由工资、原材料成本、税收支出等变量决定的。

尼格尔（1991）将美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并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制度内涵与货币的内生性。其结论认为，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即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银行支票成为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出现，以及货币当局执行最后贷款人作用，使得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金融体系。

彼得·豪威尔斯和卡勒德·侯赛因（1998）采用基于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研究了7国集团（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1957至1992年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选择的变量是各国在样本期间内的广义货币供给量与银行贷款。实证结果显示，银行贷款是货币供给的Granger原因，由此证明了这些国家的广义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供给由贷款需求决定，利率是中央银行对货币实施控制的唯一工具。

凯文·奈尔（1999）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1966至1979年（国家对货币量进行直接控制时期）与1980年至1997年（国家对货币量进行间接控制时期）两个阶段内南非的货币供给行为。通过对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银行贷款、货币供给总量与货币收入这些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文章得出结论：不管货币制度是怎样的，南非的货币供给在这两个时期都具有内生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南非中央银行无法达到预先确定的M3 增长目标的原因在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而并非如其他研究所说的由于M3 流通速度的不稳定。因为货币供给由货币收入内生决定，所以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作为货币政策指示器的有效性。文章的政策建议是货币当局应通过控制利率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阿方索·帕拉西奥·薇拉（2001）对西班牙1987年至1998年的货币供给状况进行了研究，采用的方法是对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及银行贷款进行直接Granger因果检验，并重点分析了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行为对信贷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贷款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给由信贷驱使，证明在此期间西班牙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上的加成利率波动幅度较大，这主要是源于其负债管理行为的影响。

巴拉·尚穆加姆和迈哈德万·纳伊尔（2003）研究了1985至2000年马来西亚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实证检验使用的方法是向量误差修整模型，选用的变量是商业银行贷款、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给量与名义GDP，结果显示，银行贷款与货币乘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广义货币供给量与银行贷款之间互为因果，名义GDP与广义货币供给量之间亦互为因果，符合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即贷款创造存款，贷款由经济主体的需求决定，不由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所完全控制。

希莉娅·法蒂玛（2003）为检验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突尼斯的适用性，对该国1991年至2002年的货币供给进行了基于协整的因果关系分析，研究证明样本期间内突尼斯的货币供给由银行贷款内生决定，信贷需求及其可得性是影响货币存量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发生了变化，为此突尼斯中央银行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如取消贷款限额、放宽银行利率浮动空间、加强对货币市场的干预等。研究发现，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控制基础货币的供给，货币供给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再贷款量，而这种内生性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中央银行负有无条件供给货币的义务。其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须充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动态行为。

亚尼斯·帕纳戈普洛斯和阿里斯托德利斯·斯普利奥提斯（2005）首先比较了主流货币理论与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供给的观点与主张，然后运用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因果检验法对希腊1980至2000年的货币供给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是：银行贷款决定实际收入和名义产出，实际收入决定货币供给量，名义GDP与货币供给量之间无显著关系。商业银行在满足家庭与企业信贷需求的过程中创造了货币，因此信贷需求是第一位的。

奈伍德·艾哈麦德和法里德·阿哈姆德（2006）采用标准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巴基斯坦1980年至2003年的货币供给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18个月以内）货币供应量与银行贷款和货币收入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银行贷款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之间也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即短期的实证结果支持后凯恩斯学派的结构主义有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观点。然而在长期内（超过24个月），巴基斯坦的货币供给表现出较强的外生性，实证研究的结果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决定银行信贷，且货币供给与货币收入之间无显著关系。因此，研究认为在长期内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仍然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在短期内货币供给是由经济内生决定的，中央银行应该将调控重点放在建立市场化机构、稳定物价水平以及保持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这些方面。

尤利娅·维密亚特妮娜（2006）研究了1995年至2004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状况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分析表明，通货膨胀的原因不是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而是源于经济主体的利益冲突，更具体地讲，是员工要求提高工资的结果。因此，货币当局试图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克服通货膨胀的行为只会导致银行贷款减少，从而造成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文章指出，转轨经济中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根据市场经济规则发展起来的新型企业的信贷需求；二是源于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建立的老企业，由于大部分这类企业是当地唯一的劳动力吸收单位，关闭这些企业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政府通常会向银行施压以保障其获得充足的贷款，这给货币体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特别是俄罗斯中央银行一直将稳定汇率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使得其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大打折扣，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利率调控是更好的政策工具。

安德森（2010）分析了巴塞尔协议下的银行制度对内生货币的影响。他认为巴塞尔协议的合理性在于防止银行破产，但其负面效应在于产生了内生的信贷货币增长，而且这种内生货币的增长速度与所要求的资本／资产比率成反比。库柏斯和杜根（2010）用1983—2006年间美国25476家企业的货币需求和物质资本投资的微观数据，估计货币供给变化对企业流动性需求变化的内生反应程度。在其模型中，企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当期交易、当期投资、计划的未来投资、利率以及政策预期。其结果表明，有小部分的货币存量变化是对企业投资需求变化的内生反应。伊西克和卡瑶格鲁（2011）进一步发展了货币内生假说，提出有关货币基础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表现为信用基础与存款需求的均衡，实证检验支持货币内生假说的结论，并给出有关货币基础与货币供给实证分析的非参数实证模型框架。

这些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否定了主流货币理论关于中央银行外生决定基础货币数量进而决定货币总量的论断，为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学界实证检验的优化措施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