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与英国经济学家大卫·休谟相关的文章摘要

货币数量论认为，在任何时候，流通中的货币决定交易量，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不断地增加，迟早会导致物价的上升。休谟（1752）最早表述了货币数量论，他首先说明黄金从国外流入的情况，并探讨了这种情况对现实经济活动以及最终对物价的影响。在休谟的货币数量论中，货币是外生的，并且不受政策的控制。

（一）早期的货币数量论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把商品价格与货币数量相联系的货币数量论产生于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中期。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学者和商人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过货币数量论的观点。法国重商主义者波丹因为对货币数量论提出了较多系统的观点，被公认为是货币数量论的创始人，他对货币数量的许多见解都被后来的学者所接受，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例如，波丹把16世纪法国的物价上涨看作是金银数量增加的结果，认为金银的价值与一般商品的价值相同，货币数量增加，货币价值就要下降，物价水平就要上涨。

意大利学者达凡查蒂从商品与货币的比例关系中说明货币数量决定物价水平的道理，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达凡查蒂从全社会的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等价关系中，得出货币数量论的结论，并认为社会上的一切商品总量与流通中的一切金银总量是等价的，因此，一国商品总量的一部分必然等于该国所有金银的相应部分。商品流通的总量既然与货币流通的总量相等，千分之一的商品自然值千分之一的货币价值。由此可得，货币数量增加，商品价格自然就上涨。

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将货币数量论扩大应用于货币的对外价值，成为后来货币购买力平价学说的起源。托马斯·孟从货币数量论角度分析了外汇的价格，他认为货币的重要性不在于贮藏，而在于把它们投入到有利可图的商品流转中去。货币促进贸易，贸易增值货币，因此，投入商品流转的货币越多越好。国内货币数量增加，一切商品价格就上涨，货币数量缺乏，商品价格就下降。

货币数量论虽然萌芽于16世纪末，但是，它作为一种与金属货币论直接对立的货币理论，是开始于17世纪末期的货币论战。在关于是否需要足值金银充当铸币的论战中，经济学家约翰·洛克第一次以货币数量论同金属货币论相对抗。洛克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方法与前人不同，他不把货币与商品直接对比，而是从货币本身的供求关系中得出货币数量论的见解，他的主要观点包括：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货币价值；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也由货币的流通速度决定；商品价格的变化取决于货币数量和商品的供求关系等。因此，他的货币数量论也可以称为是供求论的货币数量论。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是这一时期货币数量论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在休谟看来，货币是人们约定用来便利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之间存在一种正常的比例关系，一国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休谟的理论对西方货币学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用正常比例对物价问题做出了相对数量论的解释。

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是19世纪货币数量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支配货币价值的一般规律的探讨，二是对支配货币流通数量的一般规律的探讨。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是以纸币流通幻觉为依据的，他把货币仅仅看作为流通手段，把金属货币与纸币等同起来，认为货币价值决定于货币的流通量，货币数量是决定商品价格变动的唯一因素。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对于19世纪前半期的西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西方货币理论发展主要就是围绕着反对和修正他的理论展开的。

19世纪的另一位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是约翰·穆勒，他的货币数量论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对洛克、休谟和李嘉图等人理论的继承与融合。穆勒认为，货币价值在短期内是由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在长期内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他一方面在供求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观点的支配下，坚持物价和货币价值随货币数量成比例变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规定了货币数量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和使用范围，以表示赞同对货币数量论的修正。

综上所述，早期货币数量论的核心内容是：货币数量的变动与物价或货币价值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或货币价值由货币数量所决定。货币数量增加，物价随之正比例上涨，货币价值随之反比例下降；货币数量减少，物价随之正比例下跌，货币价值随之反比例上升。可见，早期货币数量论已经开始研究产量、价格、币值及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并已经着眼于对货币需求的分析。

（二）传统的货币数量论

西方经济理论界通常将在弗里德曼以前的货币数量论称为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以区别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开创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是关于货币流通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数量关系的理论。它的主要观点是：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的价值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货币数量与货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同比例的变动关系，货币数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存在一种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动关系。其中，主要包括以欧文·费雪为代表的现金交易数量论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现金余额数量论。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1911年发表了西方货币理论史上的第一本专著，即《货币的购买力》，详细地论述了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以交易方程式为主要内容的现金交易数量论。费雪将其货币数量论用数学方程式的形式表述为：

方程（1）中的M 表示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V 表示货币的流通速度，P表示社会的物价总水平，T 表示社会商品的总量。该公式说明：假定V 与T 不变，则P随M 成正比例变动；假定M 与T 不变，则P随V 成正比例变动；假定M 与V不变，则P随T 成反比例变动。其中，费雪特别强调第一个关系，即V 与T 不变，则价格水平的变动就与货币数量成同比例的变动。费雪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 是由支付制度、个人习惯、技术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所决定的，由于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在长期内变动也极慢，因此，V 可视为不变的常数；另一方面，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量T 变动极小，故也可视为常数。这样，由于V、T 是常数，货币供给量M 是外生变量，费雪得出结论：货币数量M 的变动导致物价P的同比例变动，货币数量的变动是因，一般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PT）的变动是果。即因果关系是从方程的左边到右边。费雪的现金交易数量论第一次明确地将货币现象与物价水平联系起来，提出了新的见解。

自费雪方程式提出之后，尽管理论界对其争论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谁也没有试图否认和推翻这一公式。产生的争议主要围绕这一公式所表现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货币增加到物价上升的传递机制、货币量与物价上升的比例以及公式成立的假定条件等问题。但是，从宏观层次来说，费雪公式也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它用货币的数量直接说明商品的价格，商品和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关系成为简单、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并得出了货币增加使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增加的结论；二是它认为货币的流通速度V 是一个基本上不变动的常数，这样货币数量的增加和物价的上升是成正比例的。可以说，费雪的货币数量论既是前人货币数量论的总结，又是后人研究货币数量论的新起点，赞成和批评货币数量论的人都以费雪的货币数量论为依据和参照对象。因此，费雪的理论在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金余额数量论对货币数量论进行了新的描述，它是由马歇尔提出的，又以庇古的《货币的价值》一文为代表。由于马歇尔认为收入和资产用于消费品和投资后的剩余部分是以现金的形式保存的，因此，可以把这个剩余部分称为现金余额，西方经济学者就把建立在现金余额基础上的货币数量论称为现金余额数量论。马歇尔和庇古从货币需求量和货币持有量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与之前的研究货币理论的经济学家相比，在手法上更为新颖，也更具有现实性。他们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不同时期货币价值的变动或者来自货币供给的变动，或者来自货币需求的变动。

现金余额方程式为M＝KTP。在这个方程式中，M、P、T 与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的含义相同，K 表示人们以货币方式保留购买力以准备在未来交易的比率。该公式说明：如果货币的需求量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可以使物价水平随着货币供应量发生正比例的变动；如果货币的供应量不变，则货币需求的变动可使物价水平发生反比例的变动。具体来说，马歇尔是从克服现金交易数量论的缺陷出发，来创立自己的现金余额数量论的。他利用持有货币的比率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货币价值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马歇尔认为，费雪的交易方程式虽然强调了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但没有说明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原因。在他看来，人们的持币时间或持币数量对货币的流通速度具有很大的影响。持有货币的比率越小，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数量就越多，从而货币的流通速度就越快。

马歇尔还指出，假设其他情况不变，在通货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当以通货形态持有收入和资产的比率较小时，货币的流通速度就快，这就意味着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物价水平必然上升。这使人们认识到，影响商品物价水平的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社会中所有货币的总量；货币供应量并不等于货币流通量，虽然货币最终都要投入交易，但货币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会缓和货币对物价的影响、降低它的流通速度。货币理论发展到此对现实经济的描述比以往更加真实、可信，但是，这一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也存在着很多缺陷，主要是它没有将公众手中的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来看待。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此时的货币理论就不能在货币与商品的价格之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符合实际的传导机制。

（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凯恩斯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公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费雪的交易方程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对货币数量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凯恩斯也指出，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公式的缺点在于，式中的P 不是货币购买力，T 也不是产品量，这在实际运用中很难令人满意，而且，这个公式没有划清现金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区别，也没有涉及透支周转账款的运用。另一方面，凯恩斯对马歇尔和庇古等人提出的现金余额数量论的看法是，该公式从形式上看是正确的，但没有将重要的变量表述清楚，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把与收入有关的条件应用到全部存款中，使人产生能够支配收入存款的条件也能支配全部存款的错觉。总之，凯恩斯认为，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只在理论上和非常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成立的。在他看来，货币购买力以及全部产品的价格水平与数量、货币流通的关系，绝不像传统货币数量论公式中表述的那样简单、直接，应当把货币放在经济总量及其变化中来加以考虑，把对货币、利息的研究与产量、就业和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理论上讲，凯恩斯的整套宏观经济理论都是围绕货币金融运行而建立的，“货币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中心概念”。凯恩斯认为，货币本身是没有效用的，其效用纯粹在于它所能购买的物品，即公众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货币的购买力，但一定的购买力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才能实现，因此，对一定购买力的需求就转化为对等价货币数量的需求。这一时期，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包括：第一，货币理论不再是商品和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简单的、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凯恩斯指出，社会中的货币表现为人们的收入，人们有了收入就必定要支出。他从收入支出的新角度来讨论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包括对物价的影响），认为收入与支出之间由信用扩张与收缩（利率的影响）以及投资和储蓄的关系等因素来起支配作用。第二，货币支出与物价的关系必须考虑宏观经济状况，要注意产出量与就业水平是否达到社会资源充分利用的程度，即达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一旦支出的增加、信用的扩张使得社会总产出量达到社会生产能力的潜在产出量，结果只能是物价的大幅度上升；反之，如果支出的增加以及信用的扩张使得社会的总产出量未能达到社会潜在产出能力，它就主要是促进就业与产出的增加，而对物价的影响较小。就业量与产出量是稳定在较低水平还是较高水平取决于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大小。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他明确指出：“要改变货币数量，则只要公开市场政策或类似办法便可办到，故已在大多数政府控制之中公开市场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金融当局之未来政策的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由此，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完全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而货币供应量自身并不受社会经济活动的制约。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的状况自主地变动货币供给量，其中，公开市场业务是变动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渠道，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不仅可以影响货币供给的数量，而且可以调节利率水平，还可以影响人们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预期，起到宣示效应。没有中央银行的决策，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状况不会自发地影响货币供给的变动。

该时期凯恩斯的货币供给外生性观点可以总结为：首先，货币作为一种票券或符号之所以能被公众接受，就在于它是凭借国家的权威、依据国家的法令而进入流通的。货币是国家的创造物。其次，货币供给完全是由货币当局控制的，它的变化不受经济要素的制约，但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最后，由于掌握了货币供给的控制权，货币当局可以根据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随意地调控货币供应量。

基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判断，凯恩斯建议货币当局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增加货币供给，以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印发纸币，增加人们的收入，并通过利率信号变化的作用，将新增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新增的投资和国民所得。二是银行体系放松信用条件，如货币利率的降低可以使债券贴现所增加货币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和增加国民所得。实际上，凯恩斯的货币供给理论是着眼于总需求管理的，即货币供应量变化→利率水平变化→投资规模变化→社会总需求变化。如果能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特别是货币需求，在货币供给外生性的前提下，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是不困难的。

凯恩斯主张将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货币当局灵活调控货币供给的手段，其主要理由是：第一，货币当局在公开市场操作中买卖期限和利率不同的证券，可以取得迅速、良好的调控效果；第二，公开市场操作能够影响公众的心理预期，改变货币的投资性需求，间接地影响货币供应量。

实际上，凯恩斯的货币供给外生性观点是建立在他对货币特性的认识之上的。凯恩斯认为，现代货币具有三个特性：货币生产的零弹性（生产货币的人数变化率除以购买货币的人数变化率）、货币替代的几乎零弹性、货币周转的灵活性且保藏费用低。不管现实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多么大，或者经济中其他因素的刺激多么强烈，货币供给不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自行变化。相反，货币供给的控制权由中央银行来掌握，中央银行基于政府的决策和政策要求，可以根据现实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而自行控制货币供应的数量。

凯恩斯的货币供给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货币非中性思想是为其倡导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服务的，是其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四）货币主义的供给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

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施瓦兹、卡甘和乔顿等人。在他们看来，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用的结果，即中央银行可以决定基础货币，进而通过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给。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其对货币理论的深入研究，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界公认的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1956年，弗里德曼发表了题为《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的论文，这标志着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产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是货币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发展的最新阶段。现代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作用的重要性，主张采取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消除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的正常发展。其中心命题主要包括：其一，货币最重要，货币的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主要因素，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货币推动力最为可靠的测量标准。其二，中央银行的行为支配着经济周期波动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因而经济波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都可以而且应当唯一地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管理加以调节。

弗里德曼在其一系列论著中力图说明货币最重要，货币供应量及其变动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和经济活动的总闸门，控制货币供应量是调节、稳定经济的最佳政策。因此，他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持续通货膨胀现象，抨击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出其不重视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弊端，以及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与货币供应量是造成普遍性通货膨胀的根源，并从货币理论的角度，归纳、总结了凯恩斯以及传统货币理论的成果，并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货币理论体系，即控制货币供应量及货币政策的单一规则。

弗里德曼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MV＝PT 进行了改造。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公式的左边是货币的供给量，公式的右边是货币的需求量，由货币的供给与需求来决定社会物价水平。由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物价水平，公式中的PT 又是收入的体现，即可以看成是收入。他认为，当货币供应量很低的时候，人们的真实收入超过名义收入，一旦逐步增加货币供应量，人们的名义收入就会逐渐地增加，并最终超过真实收入。此处的名义收入与物价指数相关，而真实收入则与社会总产出相关。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使名义收入增加，导致人们各种消费的增加，从而促使社会总产出的增加和物价水平的上涨。弗里德曼对货币流通速度V 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速度有下降的趋势，同时V 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变动，但总体而言，是一个趋于稳定的量。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的论证是从货币数量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这一前提出发的，这是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相同的地方。但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假定在所谓的充分就业条件下，商品、劳务、生产量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都不会大量或迅速地增加或减少，因此，物价水平就必然取决于货币的数量。也就是说，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直接促使物价同比例上升，造成通货膨胀，而现代货币数量论则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影响总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

在货币供给的决定理论中，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的分析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货币外生供给理论基本上是在他们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分析的特点是深入剖析了基础货币、现金比率及准备金比率等因素在货币供给决定中的具体作用，以及这些因素本身如何决定的机理。由于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的分析不仅产生时间相近，而且从理论到方法都很相似，所以也被称为“弗里德曼—施瓦兹—卡甘分析”。他们认为，决定货币供给M 的因素主要有三个：（1）高能货币H，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存款准备金比率D／R，即商业银行的存款D 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R 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D／C，即商业银行存款D 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C 的比率，货币供给方程式是：

根据美国1875－1955年间货币存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卡甘得出以下结论：“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追加的高能货币”；“高能货币的长期变动主要归因于黄金存量的增加，而在1914年以后又可以归因于联邦储备制的作用”；“高能货币的增长是十分之九的货币存量增长的原因，只有十分之一的长期性货币增长是由通货比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货币乘数扩大）所引起的”。这与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经验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弗里德曼和施瓦兹通过分析美国的货币供给发现，从1881年到1960年的80年中，基础货币的变化占了货币供给量变化的86%的因素。用弗里德曼的话概括他们研究的结论：“基础货币存量是在数学上说明货币存量变动的主要因素”。

乔顿发展了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的分析，导出了较为复杂的货币乘数模型，该模型现在已被广泛引用。在乔顿的货币乘数模型中，设公众持有的通货C、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T、银行的超额准备金E 与活期存款D 的比率分别为k、t和e，则有：

中央银行所提供的基础货币包括商业银行的准备金R 和公众持有的通货C，即：

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统一为r，则银行系统的总准备金R 为：

此时，中央银行所提供的基础货币为：

考虑以上全部因素后，银行系统的活期存款为：

根据货币供应量定义有M1＝D＋C，M2＝D＋T＋C。将上述公式代入即可得到货币供应模型：

其中m1 代表狭义货币乘数，m2 代表广义货币乘数，即：

乔顿指出，在货币乘数的各个决定因素中，法定准备金率r是一个可由中央银行直接操作的外生变量，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直接改变货币乘数，从而达到控制货币供给的目的。同时，乔顿还认为，除此以外的其他变量k、t和e要么是相对稳定的，要么随着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动而做出适应性的调整。而且由于基础货币B 也是中央银行能够完全控制的，因此，乔顿得出结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中央银行可通过调整基础货币和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供给。

可以看到，弗里德曼、施瓦兹、卡甘的分析和乔顿的分析都依赖于一个假设，即能够影响基础货币扩张过程的银行和公众的资产偏好（即银行和公众对通货比率等的选择）受金融变量和实际变量（如利率和收入）取值变化的影响不大，也就是说货币乘数是稳定的。根据假设，货币供给将不受经济变量的影响，只受政府、技术以及银行和公众行为方式等因素随机性变化的影响。这种情况下的货币供给的确可以被看作是由银行系统外生决定的一个量值。但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和银行的资产组合偏好不受金融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弗里德曼等人的货币乘数分析倍受攻击之处。货币外生供给理论的拥护者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后期发展中，货币外生供给理论者有时也会在合理行为假定的基础上考察这些因素的影响，即他们在坚持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的同时，承认货币供给有一定的内生性，但这不构成对货币供给外生论的否定和替代，仅仅是在货币供给外生论前提下的某种修正，这种修正主要基于公众和银行的资产组合偏好和货币乘数。布伦纳、梅尔泽和安德森的分析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观点和真正的货币供给内生理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总的来讲，货币供给外生理论者认为：无论货币需求多大，或经济中其他变量的刺激如何强烈，都不会影响货币供应量自行发生变化。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由政府通过中央银行掌握在手中。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形势和金融政策，可以人为地进行调控，以增减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决定了银行信贷和货币供给的规模和数量，货币供给的利率弹性为零，因而货币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这些将货币当作外生变量的货币理论一直没有说清楚货币是如何进入实质经济的，而把货币看作是“从直升机上撒下的物品”，因此他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货币需求方面。

在政策主张方面，外生货币供给理论的观点是货币政策应成为政府的主导性经济政策。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短期内会影响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从长期看会影响名义收入和物价水平，而收入和物价水平的变动正是经济波动根源。因此，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可以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取得较好的效果。特别地，弗里德曼明确提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物价稳定，中介目标不是利率而是货币供应量。对于如何控制货币供应量，弗里德曼主张实行单一规则，即公开宣布和长期采用固定不变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他的主要理由是：首先，历史证明，中央银行控制目标的不确定性往往是干扰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其次，在短期内，由于时滞效应，试图用货币政策变化来调节经济的努力，必然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物价的长期稳定也要求货币供给增长率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再次，公开宣布并且长期固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能够增强人们对货币政策的信心，而且也能够将货币当局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后，按照单一规则控制货币供应量，各种利益集团也就无法向中央银行施加压力，更不能要求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有利于某一利益集团。

为有效实行单一规则，弗里德曼认为需解决三大问题，即如何界定货币总量的范围、怎样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以及年度或季度的增长率是否可以变动。弗里德曼的解决方法包括：第一，将货币总量的范围界定在M2；第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应与经济增长率大体相适应；第三，不能随意改变已确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如需调整，也要提前公布并尽可能缩小调整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