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前景探索

如果说20世纪及之前的财富主要通过物质资本和工业化得以创造，从而塑造了世界伟大的意识形态辩论和阵营分野，进而带来财产控制，那么在21世纪，新的财富则通过智力资本和虚拟化得到创造，未来的世界意识形态新战线的塑造则有赖于当前的政治规范和作用。^[222]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建国基础，如建立在公民不受国家侵害的保护理念上的英国、民间力量和贵族家族之间争议基础之上的意大利、庞大的自由和宪法力量之上的美国、民族理念之下国家干预的法国等，^[223]不同的国家建国理念影响了国家在资源获取和世界知识控制权上的地位、制度参与度及影响力。历史将知识产权与贸易结合在一起改变了全球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认知。^[224]未来知识产权法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则有赖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主秩序构建及对构建满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控制权分配的共同认知。在面对知识这一非竞争性内容时，基于其能够产生的多方位的价值，则需要各方在知识产权扩张与限缩之间寻求民主化的平衡，抛却过去以竞争为手段的方式转而以合作模式代替。

首先，知识产权国际竞争与合作展望及措施。上文已分析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与国际知识产权合作之间的关系及发展，本部分的期待性考察在于对未来知识产权国际竞争与合作秩序的一种展望性思考。

在未来知识产权相关秩序构建过程中，可能仍然存在一定的利益及意见分歧。所谓“分歧，在其合法的场合，有助于社会和组织的统一”，^[225]只要相关分歧能够得到充分的代表与民主表达，就仍有希望达成国际层面的共识。有人认为TRIPs协议并没有发展中国家预期的那样促进发展，过多的法律也没有带来足够的发展动力。^[226]但必须承认，TRIPs协议给全球知识产权秩序带来的相对统一，虽然类似“一刀切”的做法，忽略了相关国家在知识产权利益上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不民主的体现，但是其比起复杂纷乱的自由贸易协定来讲，仍然具有宝贵的价值，甚至可以说这种统一的做法构建的知识产权规则蓝本相对削弱了社会知识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

在世界整体向前发展的同时，有些国家和群体仍然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专利药品及食品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保障。虽然有国际经济救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接近能力仍然非常受局限。特别是对于一些贫穷国家来讲，建立和维持有效的知识产权机构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本身就是它们不可承受之重。^[227]更何况对它们来讲，政治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降低贫困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是否可以开辟出特殊的区域使基本生命权和健康权急需之地得以维持在一定期限内豁免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甚至在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为其提供知识产权慈善，成为政治稳定及发达地区国家和组织应当额外考虑的问题，因为知识本身具有社会公有性质，其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惠益人类，而非将知识控制权私有化、特优化。正义主义视角下的知识帮扶主义早在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宣言》第28条中就有提倡——“帮助非洲建立应付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蔓延的能力”。富裕国家有义务帮助贫困国家，富裕国家公共和慈善基金应当被分配用来促进主要用于治疗第三世界国家疾病的药物和疫苗的开发与供应。^[228]富裕国家有救助贫困国家的义务被认为是知识产权慈善实际上并不恰当，但是非常有价值。之所以不恰当，是因为这种义务是弥补国际知识产权秩序非正义带来的不公平的手段之一，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应为之内容。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慈善，并不是仅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对发达国家无利，因为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同样有待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健康的人群来消费，只有存在更多的健康的、受到教育的人群，知识产品才有更大的影响力、影响范围。^[229]因此，在未来的知识产权帮扶义务上，相关内容仍有待加强。这就要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发展和合作为主题的知识分配模式。

再者，多极世界的机构成立及发展如此之快，难保其稳定性。^[230]因此，建立完善的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国际竞争与合作秩序依然是当前国际知识产权秩序健康发展的根本，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中之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知识的非地域性形成较大的落差，这也就意味着谁掌握知识控制权，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力上先胜一筹。知识资源分配相关的制度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予以民主对话，因为知识资源分配规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问题，更关系到个人的发展问题。知识资源事关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安全，^[231]有效的国际对话不仅能够保障知识资源的正义再分配，更能够维护全球人类的发展秩序。从未来的人类发展来看，疾病仍然会给人类带来实际的挑战，知识资源分配不公平是造成人类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效吸取知识产权制度对人类共同发展作用的历史经验，朝向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世界政治目标，知识资源分配和相关制度的改善仍然有待于国际合作为主的对话机制。在科技与传统并行的未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相关利益诉求上并不能统一以发达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利益来简单概括。以我国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具有天然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在发达国家恶意掠夺资源的场合，理应站在发展中国家阵营来抵制这种行为并展开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在相关技术领域取得了进步，同样需要逐渐从外国获取相关资源和文化来服务于更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好似又与发达国家主张的利益不谋而合。因此，在相关利益的代表和主张上，不免会进入一个两难境地，无知之幕的制度制定规则或可成为未来知识资源分配正义的一个选项。但是仍然值得提出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仍然是利益受益方，其缺乏我国所具有的双面利益优势，在其仅仅意欲攫取他国资源的情况下，其主导的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方向仍然值得警惕。

基于人类共同发展路径观点，为了创建和维系保障人类福利与人类能动性的社会结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是一种正义义务。^[232]国际社会只有在知识产权领域抛弃传统的竞争对手的国际关系，才能够为人类的未来造福。早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第6条就提出了“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大自然”“共同承担责任”六大基本价值。从实践看，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在建立和实施南北特惠贸易方面颇为积极，并基于此扩张自己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战略。^[233]但是，仅通过贸易为不发达国家提供帮助消除不了当地人的贫困与疾病，更重要的是需要在知识产权、知识产品方面为其提供一定的慈善、惠益。当然，为不发达地区提供知识产权惠益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也不是某一个国家能够单方面决定的事情，因为知识产权虽然具有地域性，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政治力量是跨地域的，所以仍然需要在大多数成员范围内达成一定的政治目标共识，通过知识产权手段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有效率地解决当地的贫困与疾病，带动其知识产权推动创新和创造。

国际社会知识的分配之所以需要合作，还因为对于知识资源的分配，尤其是在传统知识资源的分配规则制定上，不可适用“一刀切”的国际规则。西方和传统知识的二元语境也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来引领传统知识规则制定的不当性。此外，传统知识虽然是一个抽象的词语，但是其涵盖了多种多样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资源的分配不仅要注重与大的抽象的传统知识的一致性，还要注重因传统知识的当地性而产生的不同地区传统知识的细微差别。^[234]特别是考虑到机器的自主能力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想象^[235]，知识产权规则应当尽早对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机器主体的知识产权规则进行一定的控制。新技术的出现将淡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竞争与合作的界限。更多新内容的出现表明，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已经不是政治力量对比下的正义，而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被机器管控的时代。机器对知识创新的超强学习能力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倒逼人们对知识产权规则与秩序做一定的防备。

我国《“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中规定要促进知识产权开放合作，并表明要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事务参与度。^[236]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世界输出的和平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念，可以为国际知识产权合作与知识合理分配提供非常大的理论与实践示范。

其次，国际知识产权政治秩序视野下的公共力量。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离不开相关大公司、大企业及政府的观点表达，然而公共力量的崛起并没有太多的规范性考察。但是，基于公共力量的正当性存在及其在观点凝聚上的作用、对人类发展的关怀，在未来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在法律规范中赋予其合适的地位，合理构建相关的工作机制。

在被迫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当今时代，胜利的是利益集团、政府及富人。理性政治的有限性决定必须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来保证穷人对知识的接近。在知识的接近方面，中介机构比起作者和发明人，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37]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其权威性和财力，来建立免费的或者低价格的公共知识机构，将具有非常良好的政治效果。通过建立公立或者政府补贴的公立知识转换及传播机构，将确保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对著作权人予以保护的前提下，为知识贫穷阶层提供知识及知识产品接近的机会。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研究机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媒体等根据不同的受众在知识传播方面将可发挥非常大的作用。^[238]并不能单以知识产权法是否践行了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标准衡量知识产权法的政治正确性，必须以辅助政策作依托。只有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方能实现知识产权法在一国的政治理想。

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上，一定要注重对相关辅助政策的构建，其中相关公共力量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协助作用。社会政策是国家通过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其基本任务是提供民生保障。知识产权作为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日常接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发展等，没有社会政策作为依托，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践及其在社会中的调节功能将严重受限。公共政策的总体目标是维持政治统治秩序的稳定和促进人类的发展，但是促进知识增益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发展并不是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能够独立承担的责任，必须由其他辅助政策予以配合。^[239]国家至少应当从社会政策方面，通过合理引导知识资源分配规则的制定，为知识分配提供基础保障，避免不同群体对知识的接近能力被其他因素影响而拉开距离，形成不可逾越的知识鸿沟。如没有充分的公共资源保障知识接近机制而一味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来讲，无疑是灭顶之灾。即便是美国，作为一个呼吁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国家，其在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仍有不少的政府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等在知识免费传播上做出了极大贡献。^[240]基于公司的集合能力和自愿结盟的能力，它们很擅长且很有能力在知识资源的分配上达成区域性的协议或形成一种秩序共识。如基于美国《版权法》并不为电影作品的标题提供著作权保护和登记服务，为了避免使用容易混淆、近似的电影标题，1925年在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的主持下成立了标题登记局（the Title Registration Bureau），该局从1925年至今基本没有变化。^[241]这种法律规定之外的社会力量自发建立的知识资源的分配秩序，在一定行业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知识掌控话语权。但这样的自发知识资源分配能力是否能够排除其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知识的性质，仍值得商榷。《知识接近公约》是最为明显的一个，它们通过建立相关的盟约，提议大家注重知识分配正义，注重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知识规则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之知识接近保障。^[242]再如2001年以耶鲁大学学生为中心成立的美国基本药物联盟（Universities Allied for Essential Medicines），主张提升人们对药品的接近能力，并加强对被忽视的热带病的药物研究和开发。^[243]其他组织的成立，如“Light Years IP”致力于代表穷人群体在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发达国家公司之间的不平等谈判等过程中起到正向的作用。^[244]为了保障强著作权保护模式下人们对作品的可及性，可以充分鼓励社会自愿公开作品的作者对作品自治平台的建设，如古腾堡工程（Project Gutenberg）^[245]、谷歌图书（Google Books）等项目均为著作权强保护环境下作品接近实现的优秀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富裕的国家有商业机构或慈善机构可以提供平台建设经费，但是在贫穷国家依然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投资。如果政府不对公共设施予以投资而一味地提升著作权保护水平，无疑将给国民的知识接近带来极大的限制。再者，贫穷国家因为国民对科技接近能力的微弱，它们对信息的接近力也比不上发达国家人口，甚至与发达国家的穷人阶层相比也差之千里。因此，这样的此场合，国家更应该在尊重著作权的前提下，通过公共设施建设来满足社会公众对知识接近的需求，增加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除了知识产权体系之外，政府还需要明白其职责不仅在于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提高以实现其相关产业的利益及其知识控制权的累计与增进，还需要通过为相关需要科研进步的产业，特别是对人类生命健康、重大疾病治疗有重要贡献的或者有潜质的企业进行投资。知识产权的掌握度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该国科技水平。但是一般重要科技的突破不是单一个人或企业能够胜任的，再有市场潜在价值的科研任务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与保障，即便有知识产权的后续保护，也并不能给予具有科研能力的主体以主动性，也很难在国际范围内为争取知识产权形成稳定的、熟练的游说团体。甚至在没有充分的资金予以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只能将需要的科研任务外包给其他国家，^[246]委托情形下的知识产权归属及实际的知识控制并不利于委托方，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委托方。民主运作之下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良好的国际知识产权环境并不能完全保障知识产权法及知识产权之目的的实现。知识产权要实现知识资源的落实及知识权利的合理分配，同样还需要政府作为一个最有利于引导和促进科学进步的主体发挥作用。政治统治者及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支持与否大多与其政治策略和目标有关，知识产权制度如何与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国家制度密切联系。^[247]如在中国必须在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构建有利于知识创新的环境。政府在科研等管理活动中充当决策人、发包人、监理人等多重角色，这些错位与越位使得科研难以自由，同时还可能产生权学勾结、弄虚作假、贪腐贿赂等风气，这严重阻碍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作用的发挥。^[248]这种对知识民主化、知识创新起到阻碍作用的机制比起知识产权法相关内容更应当得到重视，知识环境的良好才能保证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作用。

私营力量的介入在近年来直接或间接体现了知识规则影响渠道中这些力量的作用力。如谷歌等私营大公司私营力量的介入，有效利用其独立的资金地位率先发展了数字图书馆及触动了民主力量在知识传播上的参与度。^[249]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公司对知识资源分配规则具有比其他社会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国家具有更大的把控能力。如2012年美国国会提出《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后，WEB2.0相关公司如维基百科采取关闭一天的做法来反对立法，谷歌通过在其首页显示反对《禁止网络盗版法案》来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大公司的反对，《禁止网络盗版法案》迅速胎死腹中。^[250]一些小的利益集团也能够在一些知识控制权有关的事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51]

随着跨国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集团也开始出现，这表现出人们对原有民主政治的不信任。^[252]需要警惕的是，利益集团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精英利益，其中的利益集团化在现实中也可能使民主内部零散的利益冲突升级和固化，从而以身份政治代替民主政治，并带来知识分配的阶层化。^[253]理性的公共力量可以促进知识规则政治中的理性发挥。在“任何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本能冲动”的政治规律之下，^[254]如何控制知识资源的公共性与私权化之间的平衡砝码是公共力量崛起之下理性努力的方向。民主技术运动（democratic technology movement）是可以促进民主进程的工具，因为它可以帮助穷人争取到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新的生活领域中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255]当前的知识产权规则，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健康、正常人口的视角来看待其正当性的。在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中，话语权也总是掌握在健康人群手中，并没有全盘考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人口中的比例，^[256]甚至在一些与其他法律交叉或者形成空集的情形下知识产权规则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非正义。^[257]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尤其是它们在知识公共领域维护方面无人代表情形下的作用，它们甚至在某些领域可以承担政府与私人均不可完成的任务。^[258]历史上在非洲及其他最不发达地区对专利药品的接近问题上，无国界医生组织（Mrdecins Sans Frontieres，MSF）和乐施会（Oxfam）等都支持了非洲国家应对TRIPs协议的立法活动。^[259]可以充分发挥组织的功能，培养人类趋于同等水平的知识资源利用能力，如SuperFlex教育当地人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输出产品和知识就是很好的例子。^[260]

相关机构的崛起和利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创立协同式知识产权扶贫制度，实现知识利益共享的知识民主化目标。可以说全球的知识产权冲突及争议很多时候是由经济原因作为表象而形成的政治问题，而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的知识产权规则的需求与支付能力形成的对比构成了贫困代际传递结构。虽然发达国家为以非洲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方面的“扶贫”，发展中国家也为另外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较大的资金、物质方面的“扶贫”，但是“久扶不脱贫”的现象依然严重。除了腐败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扶贫没有扶“智”，知识产权制度的嵌入不利于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充分利用全球知识产权发展红利，没有充分参与到全球知识产权发展进程中去，进而在全球科技文化飞速发展的当今，依然有极度贫困的人口不得不为每天的温饱问题发愁，不得不因他们的疾病得不到医治而苦苦挣扎。这种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快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将落后的中西部贫困地区远远甩在身后，贫困差异化严重的结果之一就是各地区在知识创新和知识享用的能力上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因此带来诸如教育差异化等突出问题。基于知识产权制度而带来的知识接近能力及接近结果上的差异化逐渐扩大，知识产权协同式扶贫模式值得被推荐。扶贫是全球的重要问题，贫困人口、贫困人群脱贫是全球发展目标。传统的参与式扶贫使得贫困人口处于一个被动状态，不能够充分适应知识产权全球化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生态环境。而知识产权的协同式扶贫有益于扶贫的彻底性，帮助贫困人口快速发展是为知识民主化进程提供促进力的重要保障。

最后，对知识分子在知识产权规则发展中作用的期待。知识分子不仅是最具有潜力的知识源泉，更有希望成为知识利益分配中重要的建议者。专业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达成自己的观点，在客观上不依附于政治、不服侍权势，不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这是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中很多知识分子在受到各种诱惑后表达出违心观点，^[261]这也对知识资源的分配规则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实践中，知识分子具有多重角色，其知识掌握能力占据一定主要地位，其角色可能为其带来实际的政治地位。在西方国家，很多知识分子除了作为知识分子之外，还成为发达国家或公司集团等在社会上获取政治支持、获取规则偏爱的工具。在这种场合，一方面关系到知识分子在知识掌握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成为决策者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对知识控制权分配规则最为了解，如果他们能够具有决策的权力或者建议的权力，那么或可为知识资源的分配提供有益的见解。目前我国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度不足，^[262]如何使法律人取得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是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难题。

知识产权契合社会契约论的知识，将具有公共本性的知识通过知识产权给予为知识增进做出贡献的人。除了直接与知识产权利益相关的知识产权人之外，还有学者这一具有非常牢固的知识体系的群体，他们对制定出什么样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特别是在国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制定上，具有潜在的影响力。我国在过去呈现出的立法决策和规划多由上而下体现出中央和上级的意志，在知识产权法领域更是如此。^[263]如中国在进行知识产权法修改过程中，会专门委托相关的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机构对相关问题征求意见。^[264]发达国家还通过为外国政府官员提供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的知识产权课程，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265]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源分配规则的作用机制。但是有的学者可能会为了得到同行或某行业的认可而选择支持某一方的观点，或为了更容易被邀请参加会议而选择支持某一方的观点，为了更容易发表论文而偏向于某一杂志倾向的观点，这些“被动”表达出的意见可称为“学者政治”，但是这些并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建设。^[266]再如，学者表达出的意思与政府预设观点不同时，是否会遭受到政府的不欢迎，也会成为学者在表达建议或观点时考虑的问题。南非的本土传统知识立法是一个类似政治哲学的典型例子。报道称，政府忽视了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做的规定影响评估，这个评估意见称从对大部分本土群体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来讲，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履行的风险和成本是合理的。这个评估意见不符合政府预设的观点。^[267]这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中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的发挥受限于一定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态环境。对于专家学者而言，如果要使他们能够表达出不依附有产业利益在内的意见，必须赋予他们言论自由的空间，保障他们在表达意见时的中立性而非潜在的引导性。

与第三层面的理解相关联，第四层面期待性在于知识产权政治对知识产权研究的影响及知识产权研究与知识产权政治之间的互动。也即知识产权研究实际上影响着知识产权的规则发展，并从一定程度上在国际层面贯穿着相关知识产权纷争等内容。首先，知识产权的研究受到国家对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268]知识产权的研究对象本身是一种动态知识分配模式的呈现，无论是对过去的历史方式的呈现，还是对当前制度的审视或对未来制度发展的规划等研究，都脱离不开相关的生态圈。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在一些国家也为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贡献大量的观点与蓝本。如有些研究者会被委托做一些相关的课题研究，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常见的。无论是主动的研究还是任务式的研究，如果是按照一定的结论研究，则会丧失民主表达的空间；如果是自由式的研究、不拘泥于成果及结论的研究，或许更能够反映相关的客观现实。其次，知识产权研究是影响知识产权制度的。符合政治利益的研究成果更能够得到相关企业和政府的支持，相关的企业和政府也会更加倾向于对这些研究给予实际的支持。为了迎合这些支持，相关的研究也可能偏离理性发展规模。这主要体现为一些研究成果的前后观点转变或者给予相关研究的结论前置等模式。

实际上，学术研究也是知识创新的源泉，是知识产品的组成部分，其受到政府及企业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相关制度的形成，是一种民主表达的构成，但同时这些内容的政治任务色彩过浓也会给民主表达带来阻碍，造成知识表达的非民主性与公平障碍。尤其是在国际层面，英语国家的观点基于语言权力优势，研究成果能够波及、影响的范围更为广泛。相反，非英语语言的研究影响范围更小，与此同时，它们能够相互交融的机会也更加有限。因此，加强相关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沟通，或许能够弥补这种不足。

【注释】

[1]［美］R.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者序第4～6页。

[2]See Michael A.Carrier，“Cab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ough a Property Paradigm”，54 Duke L.J.1，144（2004）.

[3]See Anjali Vats＆Deidre A.Keller，“Critical Race IP”，36 Cardozo Arts＆Ent.L.J.735，772（2018）.

[4]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5]See J.Janewa Osei-Tutu，“Human Development as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tric”，90 St.John's L.Rev.711，743（2016）.

[6]See Nkgodi Race Diale，“Community Group Environment for People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2009，available at http：／／uir.unisa.ac.za／bitstream／handle／10500／3434／02%20dissertaion.pdf？sequence=3＆isAllowed=y，p.1（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7]See United Nations，The Essential UN，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18，p.101，available at https：／／read.un-ilibrary.org／united-nations／the-essential-un_b985f1a5-en＃page101（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8]参见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9]参见杨光斌：“社会权利优先的中国政治发展选择”，载《行政论坛》2012年第3期。

[10]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84.

[11]See Rami M.Olwa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Springer，2013，p.359.

[12]“Th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28 Am.U.Int'l L.Rev.1，20（2012）.

[13]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14]参见［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5]See Peter Drahos，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Knowledge，Access and Development，Palgrave Macmillan，2002.

[16]See Ruth L.Okediji，Th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System：Limitations，Exceptions and Public Interest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29，available at http：／／unctad.org／en／docs／iteipc200610_en.pdf（last visited.December 17，2020）.

[17]See Laurence R.Helfer，“Toward a Human Rights Framework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40 U.C.Davis L.Rev.971，1020（2007）.

[18]See Peter J.Chalk＆Alexander Dunlop，“Indigenous Trade Marks and Human Rights：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Perspective”，99 Trademark Rep.956，961（2009）.

[19]See Filip Spagnoli，“In Defense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13 Tex.Wesleyan L.Rev.769，780（2007）.

[20]参见田飞龙：“政治的概念与宪法的概念——从施米特政治法学的两个基本判断切入”，载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0108，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1]参见田飞龙：“政治的概念与宪法的概念——从施米特政治法学的两个基本判断切入”，载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0108，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2]See John R.Schmertz＆Mike Meier，“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olds That Budweiser Could Not Invoke Protection of Protocol No.1 in Suit Against Portugal for Rejecting Its Trade Mark Application Since Mark Had Never Become Its‘Possession’”，12 Int'l L.Update 18（2006）.See John R.Schmertz＆Mike Meier，“Court of First Instance Rules for Budweiser in EU Trademark Dispute”，13 Int'l L.Update 103（2007）.

[23]See Rosemary J.Coombe，“Protecting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mericas：Intellectual Property，Human Right，or Claims to an Alternative For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7 Fla.J.Int'l L.115，132（2005）.

[24]See J.Janewa Osei-Tutu，“Coprorate‘Human Rights’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55 Santa Clara L.Rev.1，4（2015）.

[25]Laurence R.Helfer，“Toward a Human Rights Framework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40 U.C.Davis L.Rev.971，1015～1020（2007）.

[26]See Rosemary J.Coombe，“Protecting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mericas：Intellectual Property，Human Right，or Claims to an Alternative For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7 Fla.J.Int'l L.115，116（2005）.

[27]See United Nations，The Essential UN，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18，p.93.Available at https：／／read.un-ilibrary.org／united-nations／the-essential-un_b985f1a5-en＃page93（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8]See Tzen Wong and Graham Dutfield，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Scenario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358.

[29]See Tzen Wong and Graham Dutfield，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Scenario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358～359.

[30]“Th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28 Am.U.Int'l L.Rev.1，2012，p.20.（“Intellectual property can promote innovation，creativit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31]马振清：《当代政治社会化基本理论》，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32]参见樊鹏：“西方应尽快填补政治认知‘逆差’”，载《环球时报》2017年10月27日第15版。

[33]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页。

[34]参见［美］肯恩·奥凯：“知识产权法的赌注”，载［美］戴维·凯瑞斯：“言论自由”，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35]［美］劳伦斯·莱斯格：《免费文化》，王师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Ⅺ～Ⅻ页。

[36]See Filip Spagnoli，“In Defense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13 Tex.Wesleyan L.Rev.769，779（2007）.

[37]See Pac.＆S.Co.，Inc.v.Duncan，744 F.2d 1490，1499（11th Cir.1984）.转引自David J.Loundy，“Revising the Copyright Law for Electronic Publishing”，14 J.Marshall J.Computer＆Info.L.1，2（1995）.

[38]See Eric ELDRED，et al.，Petitioners v.John D.ASHCROFT，Attorney General，123 S.Ct.769（2003）.

[39]季卫东：“戴维·凯瑞斯：《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载《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

[40]季卫东：“戴维·凯瑞斯：《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载《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

[41]季卫东：“戴维·凯瑞斯：《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载《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

[42]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ve_me_liberty，_or_give_me_death！（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43]Anthony Lewis，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Basic Books，2007，p.174.

[44]See Cory Doctorow，Information Doesn't Want to Be Free：Laws for the Internet Age，McSweeney's，2015，pp.108～109.

[45]See Filip Spagnoli，“In Defense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13 Tex.Wesleyan L.Rev.769，775（2007）.

[46]See Filip Spagnoli，“In Defense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13 Tex.Wesleyan L.Rev.769，781（2007）.

[47]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4页。

[48]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5页。

[49]See Vandana Shiva，Biopiracy：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South End Press，1997，p.125.

[50]See Jennifer Sellin，Access to Medicines：The Interface between Patents and Human Rights.Does One Fits All？，Intersentia，2014，p.450.

[51]参见苗连营、郑磊、程雪阳：《宪法实施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52]See Robert D.Cooter，“Freedom，Creativity，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8 N.Y.U.J.L.＆Liberty 1，11～12（2013）.

[53]参见田曼莉：《发展中国家实施TRIPs协议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54]薛克鹏：“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及其实现”，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1期。

[55]薛克鹏：“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及其实现”，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1期。

[56]参见于飞：“民法基本原则：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57]参见吴汉东、李瑞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30年”，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

[58]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59]See Peter S.Menell，“Property，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Social Justice：Mapping the Next Frontier”，5 Brigham-Kanner Prop.Rts.Conf.J.147，149（2016）.

[60]See Timothy Sandefur，“A Critique of Ayn Rand's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9 J.Ayn Rand Stud.139～161，158（2007）.

[61]参见https：／／www.geekpark.net／news／232619，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62]参见彭桂兵：“表达权视角下版权许可制度的完善：以新闻聚合为例”，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63]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64]Amy Kapczynski，“The Cost of Price：Why and How to Get Beyo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rnalism”，59 UCLA L.Rev.970，975（2012）.

[65]参见臧雷振：“变迁中的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参与——新媒体时代的国家治理回应”，北京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66]参见闫星：“美国信息产业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67]参见唐昊：“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68]See 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centive Fallacy”，39 Fla.St.U.L.Rev.623，635（2012）.

[69]参见［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6页。

[70]参见田飞龙：“政治的概念与宪法的概念——从施米特政治法学的两个基本判断切入”，载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20108，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71]See Anjali Vats＆Deidre A.Keller，“Critical Race IP”，36 Cardozo Arts＆Ent.L.J.735，771（2018）.

[72]参见［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2～83页。

[73]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74]参见王莉：“欧盟地理标志产品管理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75]参见唐昊：“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76]See Marcia Angell，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Random House，2005，p.177.

[77]参见《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6年）。

[78]［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79]许耀桐：“顶层设计内涵解读与首要任务分析”，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17期。

[8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8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82]参见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83]See Margaret Ch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Development Divide”，27 Cardozo L.Rev.2821，2912（2006）.

[84]See Bronwyn H.Hall，“The Global Na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iscussion”，Toronto IP Conference，May 2001，available at https：／／eml.berkeley.edu／～bhhall／papers／BHH01_Toronto_Maskusdiscussion.pdf（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85]参见汤安中：《权力的悖论——致决策者》，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0页。

[86]参见邓正红：《再造美国：美国核心利益产业的秘密重塑与软性扩张》，企业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180页。

[87]参见袁泽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伦理原则”，载《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88]See Justin Hughes＆Robert P.Merges，“Copyright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92 Notre Dame L.Rev.513，543～544（2016）.

[89]William O.Hennessey，“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30 Years and More）：A Personal Reflection”，46 Hous.L.Rev.1257（2009）.

[90]F.L.Morton ed.，Law，Politics and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Canada，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1984，p.323.

[91]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92]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93]See Anjali Vats＆Deidre A.Keller，“Critical Race IP”，36 Cardozo Arts＆Ent.L.J.735，782（2018）.

[94]参见李德顺：“重视构建话语体系的路径思考”，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

[95]参见陈燕娟：《种子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理论、实证与协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96]参见《“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第2条第2款第4项。

[97]参见肖枫：“世界多极会走向‘中美两极’吗？”，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10期。

[98]See Xuan-Thao Nguyen，“Beyond TPP：Legal Reform for Finan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in Vietnam”，20 SMU Sci.＆Tech.L.Rev.241，247（2017）.

[99]参见刘华、孟奇勋：“公共政策视阈下的知识产权利益集团运作机制研究”，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100]参见景明浩：“药品获取与公共健康全球保护的多维进路”，吉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101]参见吕薇主编：《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1页。

[102]See Xuan-Thao Nguyen＆Jeffrey A.Maine，“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xation”，76 Brook.L.Rev.1，2（2010）.

[103]参见徐隽：“民法典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审议：分编草案共六编总计千余条”，载《人民日报》2018年8月28日第6版。

[104]参见辛方坤：“邻避风险社会放大过程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

[105]参见潘洪其：“政绩考核到底该‘考’什么”，载《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2月16日第3版。

[106]参见尤杰：“‘版权作品使用共识’与参与式文化的版权政策环境”，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07]参见王国柱：“知识产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108]参见苗连营、郑磊、程雪阳：《宪法实施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

[109]See L.T.C.Harms，“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2012 J.S.Afr.L.461，465（2012）.

[110]See Wenwei Guan，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ory and Practice：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China's TRIPS Compliance and Beyond，Springer，2014，p.159.

[111]参见王志龙：“民主是不是‘敏感’的东西”，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3期。

[1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113]参见张静、董彦峰：“组织分化、政治整合与新时代的社会治理”，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

[114]参见辛方坤：“邻避风险社会放大过程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

[115]参见辛方坤：“邻避风险社会放大过程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

[116]参见蒋德海：“莫把民粹当民主”，载《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7日第16版。

[117]See Hazel V.J.Moir，“Who Benefit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ustralian and US Patent Ownership”，in Sebastian Haunss＆Kenneth C.Shadlen eds.，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Contestation over the Ownership，Use，and Control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Edward Elgar，2009，p.200.

[118]参见［美］罗杰·谢科特、约翰·托马斯：《专利法原理》，余仲儒组织翻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119]See Marcia Angell，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Random House，2005，p.173.

[120]消费者维权团体“公共市民”（the consumer advocacy group Public Citizen）对1994年到2000年进入市场的药做了一个计算，结果显示制药公司花在每种药上的R＆D费用税后大约1亿美元，与制药公司声称的8.02亿美元相差甚远。作者认为，8.02亿美元与研发一种新药的平均成本是没有关系的。参见Marcia Angell，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Random House，2005，pp.42～42.

[121]See The League for Programming Freedom，“Against Software Patents：The League for Programming Freedom”，14 Hastings Comm.＆Ent.L.J.297，310（1991）.

[122]See Douglas E.Phillips，The Software License Unveiled：How Legislation by License Controls Software Acc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88.

[123]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23.

[124]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36.

[125]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27.

[126]参见陈燕娟：《种子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理论、实证与协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127]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37.

[128]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40.

[129]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42.

[130]See The Coffee War：Ethiopia and the Starbucks Story，September 3，2010，http：／／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2621（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31]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74.

[132]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75.

[133]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34]参见唐昊：“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135]See Vandana Shiva，Biopiracy：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South End Press，1997，p.15.

[136]参见吴伟光：《数字技术环境下的版权法：危机与对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4页。

[137]参见高彦彦、臧雷振、［瑞典］安托·罗斯、王浦劬：“民主化水平与国家创新能力：对波普尔假说的实证审视”，傅琼编译，载《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138]See Anjali Vats＆Deidre A.Keller，“Critical Race IP”，36 Cardozo Arts＆Ent.L.J.735，777（2018）.

[139]参见刘银良：《国际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85～86页。

[140]See Vandana Shiva，Biopiracy：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South End Press，1997，p.101.

[141]参见［美］科尼尔·韦斯特：“法律在进步政治中的作用”，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9页。

[142]参见王宏军：《“向上看”抑或“向下看”：中美两国知识产权扩张的立法视角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43]［美］R.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44]汉密尔顿言，转引自［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页。

[145]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146]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147]See Anjali Vats＆Deidre A.Keller，“Critical Race IP”，36 Cardozo Arts＆Ent.L.J.735，770（2018）.

[148]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149]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正如作者所言，有人认为民主仅适用于政治场合，还有人认为民主应当广泛被适用于权力分配等其他场合。

[150]参见［摩洛哥］法提姆·哈拉克：“正在形成中的多极世界：非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周瑾艳编译，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1期。

[151]See James H.Mittelman，“‘Democratizing’Globalization：Practicing the Policies of Cultural Inclusion”，10 Cardozo J.Int'l＆Comp.L.217，268（2002）.

[152]参见［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4页。转引自贺平：《贸易政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153]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383页。

[154]参见［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55]参见刘银良：《国际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156]See Michael D.Birnhack，“Global Copyright，Local Speech”，24 Cardozo Arts＆Ent.L.J.491，496（2006）.

[157]See Rami M.Olwa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Springer，2013，p.363.

[158]See Michael P.Ryan，“Knowledge，Legitimacy，Efficiency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22 Nw.J.Int'l L.＆Bus.389，396（2002）.

[159]See James Boyle，“A Manifesto on WIPO and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04 Duke L.＆Tech.Rev.9（2004）.

[160]See James Boyle，“A Manifesto on WIPO and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04 Duke L.＆Tech.Rev.9（2004）.

[161]See Debora J.Halbert，“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54 J.Copyright Soc'y U.S.A.253，253（2007）.

[162]See James Boyle，“A Manifesto on WIPO and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04 Duke L.＆Tech.Rev.9（2004）.

[163]See Debora J.Halbert，“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54 J.Copyright Soc'y U.S.A.253，254（2007）.

[164]See Faris K.Nesheiwat，“A Critiq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27 Arab L.Q.51，52（2013）.

[165]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对成员的作用，可以从我国加入WTO前与美国的双边知识产权协定和加入WTO后在知识产权规则上取得的实际进步得知。See Jennifer S.Fan，“The Dilemma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iracy”，4 UCLA J.Int'l L.＆Foreign Aff.207（1999）.

[166]See Michael A.Carrier，“Cab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ough a Property Paradigm”，54 Duke L.J.1，145（2004）.

[167]参见景明浩：“药品获取与公共健康全球保护的多维进路”，吉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168]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是非洲（中非和东非）地区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组成的工业产权保护区域性组织，现有19个成员，包括博茨瓦纳、冈比亚、加纳、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See at http：／／www.aripo.org／about-aripo（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69]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是由官方语言为法语的国家组成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地区性组织，现有17个成员，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刚果、科特迪瓦、加蓬、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乍得、多哥、塞内加尔、赤道几内亚和科摩罗。参见http：／／www.oapi.int／（last visited December 17，2020）。

[170]参见周光辉、刘向东：“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71]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知识产权纵横谈》，张寅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172]参见贺平：《贸易政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173]See Nkgodi Race Diale，“Community Group Environment for People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2009，available at http：／／uir.unisa.ac.za／bitstream／handle／10500／3434／02%20dissertaion.pdf？sequence=3＆isAllowed=y，p.189（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74]参见蔡守秋、黄细江：“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兼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9期。

[175]See Michael P.Ryan，“Knowledge-Economy Elites，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0 Cardozo J.Int'l＆Comp.L.271，276（2002）.

[176]See United Nations，The Essential UN，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18，p.102，available at https：／／read.un-ilibrary.org／united-nations／the-essential-un_b985f1a5-en＃page102（last visited December 17，2020）.

[177]［澳］普拉蒂普·N.托马斯、简·瑟韦斯主编：《亚洲知识产权与传播》，高蕊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178]参见蔡守秋、黄细江：“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兼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9期。

[179]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79.

[180]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84.

[181]［美］R.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82]参见《生物多样性公约》，载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183]参见景明浩：“药品获取与公共健康全球化保护的多维进路”，吉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184]See United Nations，The Essential UN，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18，p.103.Available at https：／／read.un-ilibrary.org／united-nations／the-essential-un_b985f1a5-en＃page103（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85]See Christopher T.May＆Susan K.Sell，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 Critical Hist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2005，p.19.

[186]See Rami M.Olwa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Springer，2013，p.359.

[187]See Rami M.Olwa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Springer，2013，p.359.

[188]See Christopher T.May＆Susan K.Sell，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 Critical Hist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2005，p.19.

[189]See Rami M.Olwa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Springer，2013，p.363.

[190]参见［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191]See James H.Mittelman，“‘Democratizing’Globalization：Practicing the Policies of Cultural Inclusion”，10 Cardozo J.Int'l＆Comp.L.217，268～269（2002）.

[192]参见［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页。

[193]参见［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94]［澳］普拉蒂普·N.托马斯、简·瑟韦斯主编：《亚洲知识产权与传播》，高蕊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83页。

[195]See The Coffee War：Ethiopia and the Starbucks Story，September 3，2010，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2621（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Also see Getachew Mengistie＆Michael Blakeney，“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25 Afr.J.Int'l＆Comp.L.199，218～220（2017）.

[196]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44.

[197]TRIPs协议第30条规定“各成员可以对专利所授予的专有权规定有限的例外，但是，在考虑第三方的合法利益的情况下，这些例外以并未与专利的正常利用发生不合理的冲突，而且也并未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为限”。

[198]See Jennifer Sellin，Access to Medicines：The Interface Between Patents and Human Rights.Does One Fits All？，Intersentia，2014，p.453.

[199]See Peter K.Yu，“Piracy，Prejudice，and Perspectives：An Attempt to Use Shakespeare to Reconfigure the U.S.-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bate”，19 B.U.Int'l L.J.1，86（2001）.

[200]See Min-Chiuan Wang，“The Asian Consciousness and Interests i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96 Trademark Rep.906，942（2006）.

[201]See Peter K.Yu，“Piracy，Prejudice，and Perspectives：An Attempt to Use Shakespeare to Reconfigure the U.S.-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bate”，19 B.U.Int'l L.J.1，80～81（2001）.

[202]参见孙靓莹：“中国发展合作范式的国际共享——评《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载《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4期。

[203]See Rosemary J.Coombe，“Protecting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mericas：Intellectual Property，Human Right，or Claims to an Alternative For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7 Fla.J.Int'l L.115，134（2005）.

[204]参见马怀德、张红：“立法的民主化及法律监督”，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05]See Jessica Litman，“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27 Cardozo Arts＆Ent.L.J.313，315（2009）.

[206]See Michel Foucault，Power，New York Press，1994，p.58.转引自蔡守秋、黄细江：“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兼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9期。

[207]参见邓正红：《再造美国：美国核心利益产业的秘密重塑与软性扩张》，企业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208]See Sarah Childress，“Why Some with HIV Still Can't Get Treatment”，PBS，July 11，2012.Available at https：／／www.pbs.org／wgbh／frontline／article／why-some-with-hiv-still-cant-get-treatment／（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09]中国的书籍定价非常低，有利于人们的知识接近。

[210]参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11]See Filip Spagnoli，“In Defense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13 Tex.Wesleyan L.Rev.769，776（2007）.

[212]［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13]［美］劳伦斯·莱斯格：《免费文化》，王师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214]See Neil Weinstock Netanel，“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106 Yale L.J.283，386（1996）.

[215]See Neil Weinstock Netanel，“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106 Yale L.J.283，387（1996）.

[216]See at https：／／www.ted.com／talks／dambisa_moyo_is_china_the_new_idol_for_emerging_economies＃t-478612（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17]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218]参见徐瑄：“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知识产权法中的对价与衡平”，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19]参见孙关宏：“慎提‘中国式民主’”，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

[220]Robert P.Merges，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8.

[221]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222]参见［澳］弗朗西斯·高锐：“知识产权的作用再思考”，see at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about-wipo／zh／dgo／speeches／pdf／dg_speech_melbourne_2013.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23]参见《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224]See J.Janewa Osei-Tutu，“Corporate‘Human Rights’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55 Santa Clara L.Rev.1，2015，p.32.

[225]参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26]See Assafa Endeshaw，“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in Asia：A Reality Check”，13 Int'l J.L.＆Info.Tech.378，380（2005）.

[227]参见“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载《中国投资》2018年第8期。

[228]See F.M.Scher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tent Policy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7 J.on Telecomm.＆High Tech.L.167，2009，p.214.

[229]See Robert L.Jr.Ostergard，“Intellectual Property：A Universal Human Right”，21 Hum.Rts.Q.156，174（1999）.

[230]参见［摩洛哥］法提姆·哈拉克：“正在形成中的多极世界：非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周瑾艳编译，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1期。

[231]See Kristie Thomas，Acces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li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IPS Agreement，Palgrave Macmillan，2017，p.5.

[232]参见田冬霞：“对跨国人体研究剥削议题的伦理审视”，中山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233]参见刘勇：“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述评”，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9年第1期。

[234]See Anjali Vats＆Deidre A.Keller，“Critical Race IP”，36 Cardozo Arts＆Ent.L.J.735，770（2018）.

[235]See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8／business／alexa-laugh-amazon-echo.html，https：／／mashable.com／2018／03／06／amazon-echo-alexa-random-laugh／＃An5kmHuACiqh（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36]参见《“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第4条第7款第1项。

[237]See Nicola Jones，Ajoy Datta and Harry Jones etc.，Knowledge，Policy and Power：Six Dimensions of the Knowledge Development Policy Interface，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9，p.30，available at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publications-opinion-files／4919.pdf（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38]See Nicola Jones，Ajoy Datta and Harry Jones etc.，Knowledge，Policy and Power：Six Dimensions of the Knowledge Development Policy Interface，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9，p.30，available at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publications-opinion-files／4919.pdf（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39]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40]如美国有非常多的公立图书馆，美国的转换性使用制度充分保障了人们对作品的接触和利用，免费图书下载网站也很多，特别是很多大学图书馆等也提供网上免费电子图书。而在我国，不仅图书馆相对匮乏，即便是公立图书馆，其要求也十分严格，公民对作品的接近和利用权本身受到限制，加上近几年的版权剑网行动，对公民在网络上免费获取作品的限制非常严格。

[241]See John Tehranian，“Towards a Critical IP Theory：Copyright，Consecration，and Control”，2012 BYU L.Rev.1237，1291（2012）.

[242]如《知识接近公约》第1条“目的”：“保护和促进知识接近，促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See Treaty on Access to Knowledge（2005 draft），Article 1-1.Available at http：／／www.cptech.org／a2k／a2k_treaty_may9.pdf（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43]See https：／／uaem.org／（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44]See http：／／lightyearsip.net／（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它们成功的案例有很多，包括Ethiopian Fine Coffee等。

[245]See http：／／www.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46]参见鲁菁：“中国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发展研究”，中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247]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知识产权纵横谈》，张寅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322页。

[248]参见陈宇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

[249]参见华劼：“美国转换性使用规则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以大规模数字化与数字图书馆建设为视角”，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50]See John Tehranian，“Towards a Critical IP Theory：Copyright，Consecration，and Control”，2012 BYU L.Rev.1237，1243～1244（2012）.

[251]参见［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8～150页。

[252]参见唐昊：“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253]参见唐昊：“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暨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254]参见苗连营、郑磊、程雪阳：《宪法实施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255]［澳］普拉蒂普·N.托马斯、简·瑟韦斯主编：《亚洲知识产权与传播》，高蕊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56]See 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s Need for a Disability Perspective”，20 Geo.Mason U.Civ.Rts.L.J.181（2010）.

[257]如知识产权法与就业歧视。See Elizabeth A.Row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mployee Selection”，48 Wake Forest L.Rev.25（2013）.

[258]See Jyh-An Lee，“The Neglected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Intellectual-Commons Environment”，Stanford Law School Dissertation（the degree of Doctor of the Science of Law），2009，p.iv.

[259]See Nadia Natasha Seeratan，“Negativ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Right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An Examination of the Indi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3 Scholar 339，392（2001）.

[260]See https：／／superflex.net／（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61]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4～75页。

[262]参见丁晓东：“人民意志视野下的法教义学——法律方法的用途与误用”，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

[263]参见马怀德、张红：“立法的民主化及法律监督”，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64]如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过程中，国家版权局专门委托了著作权领域影响力较大的三家教学科研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起草《著作权法》修订专家建议稿。再如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多次召开草案征求意见会，邀请了众多大学学者和科研人员参会。

[265]See USPTO Annual Reports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Fiscal Year 2007，p.5，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about／stratplan／ar／USPTOFY2007PAR.pdf（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66]See Jessica Litman，“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27 Cardozo Arts＆Ent.L.J.313，318～319（2009）.

[267]See L.T.C.Harms，“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2012 J.S.Afr.L.461，463（2012）.

[268]学者们会根据政策倾向、政府支持的方向、会议的论题，去找寻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可能造成，政治关心的方向引领研究方向，更严重的是，将会产生一些被利益集团支持的科研集团或机构，来为一些利益集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