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政府过度参与知识产权事务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明智的。政府在知识产权事务上的角色并没有要求其过度参与这种事务,政府在知识产权事务中的角色应当是“掌舵”,而非“划船”。2010年《著作权法》修改时删除了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规定。政府除了扮演以上知识产权事务治理角色之外,还在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的平衡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3-07-06
第一,知识产权法及知识产权事业为社会治理带来知识分配,促进了民主秩序的构建。如在传统社会,贫困人口基于经济的贫困是无法有效劳动并换取良好的物质生活的。基于知识产权制度合法地将知识创造的成果归于创造者,能够使创造者通过知识产权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并提供非常多的社会就业机会。知识产权的期限性也直接决定了知识创新成果在期限届满后进入公共领域,被社会公众免费接近,这间接增加了人们的知识接近机会,并从结果上促进人们通过享用知识创新成果而得到思想与生活等方面的进步。民主秩序的构建是与思想的自由传播及知识的精进分不开的,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使知识的创新与传播有序化,为民主秩序构建提供思想多元化来源,对民主秩序的构建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知识产权促进知识的产生与传播。知识产权法律的规定是社会事务治理形成的规范之一,根据这些规范,社会的知识创新、知识学习、知识传播、知识再创等秩序得以被维护。知识产权制度在局部是否能够有量和质上的提升虽然无从得知,但是从人类整体进步的历程来看,知识产权制度对社会知识的量、质的提升还是有贡献的。知识产权规则的国际范围内的相对统一,也直接扩大了国际范围内知识产品有序输送的范围,使得国际范围内的知识传播得以充分实现。尤其是借助于互联网的开放等,全球知识交流借助于国家之间在相关知识产权制度上的共识,能够实现人们跨地区的知识对话。知识产权制度对人们的文化科技知识的提升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及其改进有效弱化知识与知识贫瘠弱化中的人类发展不平衡现状。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基于知识控制思想而产生的制度,是通过知识产权限制制度对知识产品的接近进行有效普及,从而解决一定范围内贫困人口对知识产品本无法接近的困境。通过专利权中的强制许可,可以直接授予国家在某些特定情形破除专利权私权的本性,从而实现授权的转移,解决国家及相关人口在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内的知识产品接近能力问题。本着贫富差距拉大的经济发展现状,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及贫富分化问题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知识贫瘠化为这种经济差异化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雪上加霜,很容易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甚至造成久贫不脱贫的现象。知识产权的有效调整能够撇开经济现状来实现知识的有效扁平化分配,使得人们能够“平等”地接近一部分知识,有益于解决人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四,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其能否有效促进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在于政治理性。政治理性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国家是否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更在于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不一味地严肃化。近些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声音越来越大,特别是发达国家逼近的知识产权强保护政策进入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信赖”,开始大力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与水平,致使本身需要分享文化、增加人们接近知识产品的机会的政策戛然而止。上行政策及制度的落实也使得包括知识产品的知识接近越来越困难,政治理性的问题也随着知识产权带来的经济效应而丧失对知识接近需求的关怀。
知识产权制度国家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任何国家不应当将之独立地看待,更不应当因其经济利益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人之需求。知识产权保护能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正向效益,可以促进民主社会的构建与思想多元化,而政府对知识产权事务治理的参与应当有其合理的尺度。政治理性问题应当符合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中的双向功能,仅仅发挥其显性的经济价值不利于知识产权的长远发展及其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法的新型政治学功能优化值得被细化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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