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控制力与政治影响力的关系

2023-07-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本书中的知识控制权指的是因知识产权法而形成的对知识与信息的独占权及基于这种合法垄断而形成的市场及知识有关的控制力。知识产权法允许知识产权“人”搜集“原料”，并予以加工，创造出知识产权，把它们以知识产品的价格卖给生产“原料”的人，这样通过北半球的制药公司、农业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主导的基因政治开始变得明朗了。[5]免费文化的呼吁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在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中仍然以知识产权扩张的观点为主。

本书中的知识控制权指的是因知识产权法而形成的对知识与信息的独占权及基于这种合法垄断而形成的市场及知识有关的控制力。知识与信息是现代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除依赖于武力侵略去影响其他国家，扩大自我影响力之外，现代国家主要利用知识产权及其他壁垒来实现上述目的。传统知识在殖民地结束之后开始崛起，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对抗的淡出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流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得以促进；另一方面，全球知识产权问题突出，南北矛盾深刻影响着知识在全球分配的差异，权力路线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以增强。^[1]关于传统知识的掌握与进一步利用，在南北之间发生的争议说明了知识对政治的影响及政治统治者在知识控制权上的角逐。这不仅使知识进入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也给知识的垄断带来多元化的体现方式。知识不再对人人平等，知识也不再对人人开放，知识与信息的开发成为专业的事情，也不再主要依赖于个人的自主创造，甚至在一些国家，利用政策优势来促进知识的发展与进步，催生了一些以专门产生知识产权为目的的公司。知识控制权大的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兜售自己的知识产品及扩大以自我制度扩张为目的的知识产品保护方式。这些现象导致的结果是，知识的进步的确得以促进，但这种进步是一种惠及小部分人的进步，这种普通公众接触不到的、世界上多数人接近困难的知识进步实际上是以扩大政治影响力为条件的。

知识不仅能够给统治者带来信息优势，也能给其统治的其他方面带来非常大的优势。甚至从一定程度上看，掌握了知识就拥有了对其他对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这一点主要体现于掌握一定知识控制权的大公司在知识控制权集中化场合对政治统治者的影响力上，如在TRIPs协议的制定中12个大的跨国公司对相关规则的影响。另外，在发达国家，基于民主参与政治制度的完善和言论自由的保障机制，大公司往往因为大量掌控知识产权及知识产品而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占据首要地位。为了稳固政治统治、维护国家秩序，国家在制定知识产权规则时不得不着重考虑这些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大户。从实践角度看，它们似乎被默认为行业翘楚、行业代表，它们的声音被听到的机会远远大于其他知识产权弱者，甚至在某些时候它们的声音能够掩盖知识产权弱者。知识产权法允许知识产权“人”搜集“原料”，并予以加工，创造出知识产权，把它们以知识产品的价格卖给生产“原料”的人，这样通过北半球的制药公司、农业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主导的基因政治开始变得明朗了。^[2]这种大公司的政治影响力及极强的政治参与欲望不仅左右了国际层面的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还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知识产权规则形成及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影响。但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小企业政治参与欲望及能力有限，影响力也较为微弱。

然而，就在很多人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教授等人开始呼吁免费文化。^[3]所谓免费文化指的是，创作者不要对其创作进行控制，因为创作是通过改变、组合、文本重现等方式实现的。^[4]这种免费文化的宣传与知识产权扩张性保护一样，波及范围极其广泛。与知识产权扩张性保护不同，免费文化的提法并没有得到国家层面的响应与践行，也没有得到多数公司的响应。与此类似的还有，发达国家宣扬的知识产权激励理论之下的专利权，实际上并没有对专利药品的研发起到推进作用，反而主要服务于制药行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言下之意，以激励理论为正当性外衣的知识产权的扩张，有时并不是真实服务于人类共同进步的知识资源分配制度。发达国家成熟的利益集团与政治统治者的利益互动，促进了这种知识控制权与政治影响的作用机制，如美国仅仅在信息产业就组建或参与了多个涉及不同政策议题的联盟，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5]免费文化的呼吁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在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中仍然以知识产权扩张的观点为主。

知识控制权的掌握主要以知识产权垄断为基础工具，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与大公司以利益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政治互动。大公司在利益趋同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民主制度中的游说制度形成权力作用机制。大公司与政治统治者在影响力扩张的方向上趋于一致，它们之间通过合法的利益承诺在知识产权制度上相互支持。知识掌握得越多，它们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最终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无论是产业利益集团还是公共利益集团，都具有非常相似的过程。在知识全球化运动中，有一部分人在担心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力丧失之际，开始启动“反全球化运动”。这部分人并不是社会贫困阶层，而是社会中间阶层，^[6]即所谓的与产业利益集团类似的公共利益集团，它们的组成者并非穷人，因为穷人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组成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与政治技巧。因某些原因对公共利益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等，为了扩大影响力及附带地提升一定群体的知识利益及权力，也会开展与传统的产业利益集团类似的游说活动。

从微观角度来看，个体差异本身就能够影响政治参与机会、国家治理的民主参与、政治知识的获取，从而产生政治参与主体的组成结构及政治结果；反过来，公民对知识的接近能力直接与其政治参与、政治态度相关。^[7]知识产权直接影响人们接近知识产品的能力，并直接影响大多数人的受教育水平、以基本健康和食品为基础的生活问题，以知识接近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为基础的政治环境虽然依托于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知识产权制度仍然作为知识控制权的标杆决定着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及政治能力。同时，政治地位的差异也影响个人的知识接近能力，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地位也直接与其国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接近平均能力相关。

然而，知识控制权的增大也使传统的利益集团与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产生变化。知识产权的国际化、趋同化导致知识产权相关行业的利益集团开始利益分化，它们因为逐步脱离了国内政治的束缚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国内政府也逐渐无法有效地监控跨国公司的行为。^[8]一些全球公司，它们不同的部门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因此并不听从于某一国家的政治，而是通过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庞大影响力，来倒逼相关的国家根据它们的要求改变知识产权制度及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规则支持方向。这也表明，知识控制权的汇聚给非政府主体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已经逐步跨越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稳定的国际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知识资源分配规则的重要影响因素。权力在使用暴力时，并不是最大的武器；当使用的武器是拉拢、参与等方式时，权力的力量才最强大。^[9]这种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改变大多数人的知识接近能力及知识控制权的知识产权规则，成为提高现代政治影响力最有用的工具。

知识控制力与政治影响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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