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与政治学扩张的影响分析

TRIPs协议提高了全球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使全球的财富向知识产品出口国转移，同时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障碍。^[268]知识产权的扩张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相关公民来讲，其同样可能成为一种发展障碍。^[269]但是，在此情形下，美国没有通过改变国内的知识产权规则来提升国民对知识产品的接近能力，大公司及政治力量反而将自己的手伸向了国外，使得加拿大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而转向与美国接近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270]20世纪著作权与专利权的扩张被国际大公司殖民化了，它们以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国际卡特尔的支柱，从各国及其本国国民手中征收重税，但在知识产权被过度扩张的同时，另一部分支付不起知识产品费用的人必须做出牺牲。^[271]发达国家的态度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上的发展与被动跟风，这种跟风可能会惠及一部分群体，但是从整体上看不一定是所有群体的最佳选择。

第一，知识和信息上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如前所述，现代知识产权的扩张与规则的转变，将大多数的知识产权所承载的知识与信息集中到了少数的大型公司、发达国家手中。它们借助于国家在全球对话中的强势力量对全球知识资源分配规则做出改变，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在知识产权扩张中的话语权，马太效应之下的知识产权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知识贫穷的代际传递。此外，全球性的知识需求与供应的不平衡，表现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和信息问题（information problems）变相导致发达国家对信息的垄断。^[272]生物剽窃之专利否定了本地人在本土知识中的创新。^[273]现在要求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大公司，多数是基于剽窃他人的知识产权而发展起来的。^[274]如有名的好莱坞产业的繁荣是建立在侵权基础之上的，它们为了减少支付给他人的授权费而大量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275]在19世纪中后期，欧美的国际盗版现象十分严重，甚至美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并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276]但当它们利用知识产权获得了足够的力量时，它们就要求政治统治者为它们的利益去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这种发展历程的不公平，在国家与国家逻辑上同样适用。发达国家在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初期，同样是知识产权保护弱国，它们借弱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发展之后，却要求还没来得及利用这种弱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其他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这种发展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利用知识的机会，从源头来讲，发达国家的这种知识资源利用策略还是一种投机取巧主义胜利的霸权思维。进入了以TRIPs协议为蓝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买了月票，它们希望看到这些知识产权规则给它们带来利益，但是当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技术发展依旧落后，知识与信息创新能力依旧落后时，它们就开始质疑这种国际公约上对知识的垄断规定及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则的扩张是否具有正当性。^[277]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南北发展壁垒导致南北之间的机会、权力分配严重失衡。^[278]

此外，国家与国民在知识产权扩张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也不相同。知识产权的扩张是以国家从这些创造中获得利益和权力为基础的。以专利为例，首先，国家通过制定标准来决定哪些技术创新能被授予专利；其次，国家规定的可专利范围越宽泛，其可获得的税收也就越多，这是政治统治者最期待的财源；^[279]最后，国家可以通过赋予某些创新以专利来保护本国的发展优势。^[280]这些创新创造、积累知识与信息的行为并不是大多数国民能够实行的，多数国民仍是知识和信息的消费者、需求者。国家可以从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中抽取利益，维护社会安全和繁荣，但是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削弱了大多数人进一步利用知识产品的能力，最终还可能在其他辅助缓解措施跟不上时，带来知识利益“国强民弱”的问题。如有些国家大力提升知识产权、知识产品的量，这可以增加国家税收与表面“政绩”，但是对于国民整体利用知识产品的环境来讲可能是非常不友好的。

第二，接近权的差异化日益严重。^[281]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及相关知识产权法的扩张，严重影响了公共利益的保护，限缩了公共领域。^[282]基于前面分析的知识产权规则对不同人群、不同国家具有的不同影响，可知人们对不同知识产品的接近需求也不尽相同。对于不同的接近需求，知识产权的全球“一刀切”式的做法并不符合人类发展的正当需求。在发展中国家及部分发达国家的穷人群体无法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获取必需的人权保障之际，知识产权规则将这种救助义务分配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这不仅是不靠谱的，也是不公平的。在越积极主张知识产权扩张的地区，人们对于知识的垄断性要求越高，他们中的部分人越能够从中得利，并有机会参与到知识控制权的角逐中去。相反，在知识产权越被动的地区，人们对知识免费的需求就越高，他们偏爱盗版，这些盗版的产品虽然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被削弱。他们在免费知识的环境下，能够有效接近网络新音乐、新电影、新书、新专利药等，他们与知识产权支付能力强的人具有同样的社会事务参与权。在知识产权强保护之下，这部分人参与能力降低，不得不利用其他低俗或者没有“营养”的知识产品，这种环境下知识产品接近的差异化加重，并带来接近权异化的催化剂。谈及这些，知识产品接近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第三，知识产权的过度扩张给言论自由带来限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言论自由都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甚至有的国家将之作为宪法的一部分予以最高法律层面的规定。从国家治理层面看，公民言论自由是其得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治理、民主表达思想的前提条件之一。言论自由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不当扩大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以及扩大的司法解释极大地干扰了言论自由，著作权和商标权所有者的利益胜过了表达自由的公共利益。^[283]知识产权本身是在知识共享与信息开放环境下设置的一种对信息与知识的合法垄断权，这种垄断权本身就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并曾为言论审查与控制的政治目标提供实现路径。过度扩张知识产权种类，不仅会进一步挤压人们言论自由的空间，还会剥夺人们充分利用现有资料进行表达的权利。从实践角度讲，因为知识产权赋予权利人对知识的垄断权，他们作为信息和知识提供方具有强势地位，在知识产权相关的合同中大大扩张了知识产权的范围，甚至将本应该公开或者免费的知识信息纳入知识产权合同内。强知识产权主体在合同中的肆意扩张也成了变相限制人们言论自由的一种现实工具。

一般来讲，政府并不正向增设自由，而是通过法律限制自由，即规定负面自由。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正是政府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通过法律创设了自由。^[284]《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预想的可利用的丰富信息被扩张的知识产权阻碍，私有领域出现通过私人或团体主张私有财产权而压制表达的情况。^[285]对于言论自由范围的认定也直接决定了知识产权制度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和两者之间的协调。知识产权法过度扩张对言论自由实现的直接影响是社会民主化的降低。在美国，因为有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及联邦最高法院近年来维护言论自由的强势态度，知识产权扩张实际上得到了满足，如其允许一些侵犯性标识注册为商标，直接肯定了个人将侵犯性标识作为商标注册的合法性。这虽然实现了个人在商标标识方面的表达自由，但反过来也限制了公众对言论自由及言论净化的一种需求。同样有必要明确的是，美国作为知识产权扩张政策主导能力最大的国家，尚未将这种言论自由的过度解释有效地输入到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国家在认定知识产权与言论自由方面仍然非常谨慎。这可能与言论自由的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于知识产权领域的言论自由的过度认定意味着知识产权范围的扩张，并可能将言论自由的范围扩大，这与有些国家政治层面对言论自由的有限性管控并不相符。因此，在言论自由与知识产权的交叉部分，全球范围内可能对其解释更加多元化，从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言论自由的解释空间也非常宽泛，对于不同主体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将产生不同的知识产权规则。

第四，知识产权过度扩张过程中存在损害主权风险。知识产权法在知识领域提供了过多的信息权利，它们逐渐损害了传统的领土和主权政治概念。^[286]在知识产权制度形成过程中，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势力及强烈的游说欲望与能力，带来了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形象，这种主导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挂钩，它们通常以别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由头，来达到其政治外交和制裁目的。通过这些手段，它们如同战争时期对其他国家的入侵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即便是其他国家被动接受了这些所谓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它们还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和研究来调查这些国家在执行过程及执行结果上的表现，并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威逼利诱这些国家按照它们的政治意愿规范知识产权制度与秩序。

知识产品在网络环境下及全球化浪潮下的跨国性也给知识产权规则的主权带来挑战，所谓的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削损，这与知识产权的扩张实践有必然的联系。过激主义者的知识产权方案尴尬地倾向于知识产权所有者，而非在使用者和创造者之间达到平衡，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所有的知识产权拥有者也是使用者。公司和特权的结合带来的公司对知识的控制力和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愈加强烈，公司与政治统治者之间的互惠互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依赖和政治存在及延续的基础。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产权保障的知识利益，公司很容易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并在民主机制下向政治统治者献金或者给政治统治者带来雄厚的税收等有利于其统治稳定的惠益，政治统治者一般非常愿意为它们的利益发声。正是在此逻辑下，知识产权的扩张在实行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体现得更加明显。全球化的知识产权导致知识产品的全球化，知识产品的全球化导致了知识产权规则的全球化，全球化的知识产权规则带来的知识分配规则上的主权削损，延续了知识霸权主义带来的知识分配不均。

跨国公司不仅能够通过税收、政治献金为政治统治者做出贡献，还能够在特殊时期成为政治统治者实施国外资源掠夺的工具。历史上跨国公司被用来在国外为政治统治者开疆拓土、增加殖民地，^[287]知识控制时代跨国公司通过从政治统治者那里获得利己的知识产权国内和国际规则，代替政治统治者向外国知识资源伸出了同样的“掠夺之手”。他们的规则不同，却实施了同样政治理念的霸权主义，土地霸权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时，知识霸权开始顺心应手。这种知识资源的霸权有合法的外衣，且不利的后果不会立即显现出来，因此很多情况下通过知识产权规则的知识的掠夺并不为发展中国家所感知，直到后果发生才意识到这种政治伎俩之下知识控制权带来的危机。

第五，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知识增益和人类对知识的学习的知识产权法，在知识产权一步步扩张的过程中，并没有主要服务于人的发展，即便是作为创作者和创新者的个人也一样。如知识创作后的知识产权并不归属于进行创作的自然人，所以知识产权的强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惠益和促进创新和创作。知识产权强保护有些时候还极易催生“富公司、穷个人”的现象，如家喻户晓的The Lion Sleeps Tonight歌曲被用在电影《狮子王》中，为迪士尼公司赚来了数百万美元，但这首歌曲的南非创作者所罗门·琳达（Solomon Linda）的家庭却非常贫穷，其甚至不能支付孩子的药费，导致孩子最终死于艾滋病。^[288]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扩张的知识产权还在个人自我认知与自治上体现了负面的作用。如在由自然人做出了智慧贡献的创新与创作上，有的连署名权这种最基本的个人身份表达都得不到实现，雇佣知识产权极度削弱了个人自治及身份确认的力度。^[289]个人自我认知与民族群体自治，是人作为政治环境下的人最基础的标志，是政治稳定的根基，是现代政治文明有必要予以呵护的。自治权的实现也能够为人类发展贡献大量的多元化智慧与文化遗产，是民主参与人类进步进程的保障。脱离了知识自治的全球趋同化的知识资源分配规则及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产权的扩张，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带来限制。这种限制，从长远来看可能更有利于霸权主义对全球多数人的控制，这种危险将不亚于传统暴力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如果知识产权法不能够服务于人类的共同进步，那么实际上它可能成为政治文明的“蛀虫”。

【注释】

[1]See Amy Kapczynski，“The Access to Knowledge Mobiliz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117 Yale L.J.804，843～844（2008）.

[2]参见张今：《知识产权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2页。

[3]如TRIPs协议第7条“目的”条款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利于促进技术革新、技术转让和技术传播，有利于生产者和技术知识使用者的相互利益，保护和实施的方式应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并有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参见http：／／www.wipo.int／wipolex／zh／other_treaties／text.jsp？file_id=190812，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4]转引自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centive Fallacy”，39 Fla.St.U.L.Rev.623，665（2012）.Robert Pitkethly，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Awareness Survey 2006，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2006，p.26，available at http：／／www.ipo.gov.uk／ipsurvey.pdf（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5]参见刘平：“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奖励政策存在的偏差及其调整”，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第16期。

[6]See Robert P.Merges＆Richard R.Nelson，“On the Complex Economics of Patent Scope”，90 Colum.L.Rev.839，843（1990）.

[7]See Robert P.Merges＆Richard R.Nelson，“On the Complex Economics of Patent Scope”，90 Colum.L.Rev.839，916（1990）.

[8]See 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centive Fallacy”，39 Fla.St.U.L.Rev.623，635～636（2012）.

[9]See 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centive Fallacy”，39 Fla.St.U.L.Rev.623，636（2012）.

[10]See 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centive Fallacy”，39 Fla.St.U.L.Rev.623，637（2012）.

[11]See U.S.Const.art.I，§8，cl.8.

[12]See 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centive Fallacy”，39 Fla.St.U.L.Rev.623，679（2012）.

[13]See 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centive Fallacy”，39 Fla.St.U.L.Rev.623，627（2012）.

[14]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第74页。

[15]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6]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17]参见《发明奖励条例》（1963年）第23条、《发明奖励条例》（1978年）第9条。

[18]《中美科技协定》要求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予以全面保护，可是当时知识产权、版权、专利的概念在我国尚显陌生，更别提对之予以法律保护。参见吴海民：《大国的较量：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19]《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第6条。参见杨利华、冯晓青编著：《中国著作权法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20]参见吴海民：《大国的较量：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1]参见胡梦云、冯晓青：“软件专利保护正当性之思考”，载《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3期。

[22]See John F.Duffy，“Inventing Invention：A Case Study of Legal Innovation”，86 Tex.L.Rev.1，5（2007）.

[2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知识产权纵横谈》，张寅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68页。

[24]《欧洲专利公约》于1973年在德国慕尼黑签署。Se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1973，Article 52（2）.“The following in particular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inventions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1：…（c）…programs for computers.”Available at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epc／1973／e／ar52.html（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5]参见刘孔中、宿希成、寿步：《软件相关发明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6]参见刘孔中、宿希成、寿步：《软件相关发明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如作者所述，欧洲专利局授予软件相关发明之专利的种类繁多，包括专家系统、神经网络、商业及生产管理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及辅助制造系统、计算机绘图、应用程序（包括计算机程序和操作系统）、数据库、集成电路设计、自然语言处理、最佳化软件、科学分析、仿真软件、语音辨识、语言组合、电子表格、教学系统及文字处理等。

[27]参见袁建中：“欧洲专利局关于软件专利保护客体之探讨”，载《电子知识产权》2009年第9期。

[28]参见刘孔中、宿希成、寿步：《软件相关发明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

[29]参见冯晓青：“专利权的扩张及其缘由探析”，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30]See Rafael X.Zahralddin，“The Effect of Broad Patent Scope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nited States Industry”，17 Del.J.Corp.L.949，953～954（1992）.

[31]参见袁建中：“欧洲专利局关于软件专利保护客体之探讨”，载《电子知识产权》2009年第9期。

[32]See The League for Programming Freedom，“Software Patents，Is This the Future of Programming？”，DR.DOBB's J.，Nov.1990，p.62.转引自Rafael X.Zahralddin，“The Effect of Broad Patent Scope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nited States Industry”，17 Del.J.Corp.L.949，1005（1992）.

[33]See The League for Programming Freedom，“Against Software Patents：The League for Programming Freedom”，14 Hastings Comm.＆Ent.L.J.297，310（1991）.

[34]参见刘孔中、宿希成、寿步：《软件相关发明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35]See Robert P.Merges，“As Many As Six Impossible Patents Before Breakfast：Property Rights for Business Concepts and Patent System Reform”，14 Berkeley Tech.L.J.577，593（1999）.

[36]根据该标准，计算机程序只有符合以下要求方可授予专利：第一，能使计算机的结构或电子数据处理设备产生变化，即能够使机器硬件技术发生相应的变革，并引起机器设备在技术上有新的创新性的改进的计算机程序；第二，计算机程序能够使计算机系统或机器设备以全新的具有创造性的方式运用；第三，能够使机器设备具有新的创造性的技术特征的汉字信息处理，或以汉字信息处理为特征所设计的机器设备，或具有汉字信息处理能力的计算机，在具有新的创造性的技术特征时，可授予专利。参见刘孔中、宿希成、寿步：《软件相关发明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37]依据1993年《审查指南》第3.2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编：《审查指南1993》，专利文献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38]参见胡梦云、冯晓青：“软件专利保护正当性之思考”，载《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3期。

[39]See Gottschalk v.Benson，409 U.S.63（1972）.

[40]参见王艳杰等编著：《全球生物剽窃案例研究》，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41]如1998年左右，为了推进转基因大豆及大豆油进入印度市场，破除印度人对芥子油的依赖，某类人有组织地、故意将大量掺假、含有有毒物质的芥子油提供给印度人，以致部分印度人患上浮肿病甚至丧命，最终换来的是跨国公司顺利在印度进行转基因大豆及大豆油的贸易。参见［印］范达娜·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唐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页。

[42]参见http：／／www.un.org／zh／events／biodiversityday／convention.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43]See Diamond v.Chakrabarty，447 U.S.303（1980）.

[44]参见［美］肯思·奥凯：“知识产权法的赌注”，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参见［美］肯思·奥凯：“知识产权法的赌注”，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46]参见［美］肯思·奥凯：“知识产权法的赌注”，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197页。

[47]参见吕薇主编：《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48]惠益共享规则可追溯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第7款。参见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49]参见王艳杰等编著：《全球生物剽窃案例研究》，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50]See Vandana Shiva，Biopiracy：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South End Press，1997，p.5.

[51]参见《生物多样性公约》，载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52]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第（j）款的规定，传统知识指的是来自于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参见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53]参见王宏军：《“向上看”抑或“向下看”：中美两国知识产权扩张的立法视角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页。

[54]参见桑丽茹：“‘与疾病诊断有关的检测方法’专利申请的策略”，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2年第11期。

[55]参见冯晓青：“专利权的扩张及其缘由探析”，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56]参见袁建中：“欧洲专利局关于软件专利保护客体之探讨”，载《电子知识产权》2009年第9期。

[57]See Matthew Rosenberg，Nicholas Confessore＆Carole Cadwalladr，“How Trump Consultants Exploited the Facebook Data of Millions”，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7，2018.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17／us／politics／cambridge-analytica-trump-campaign.html（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58]参见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载《中国发展》2006年第3期。

[59]参见胡波：“扩张还是限制？——从美国专利判例法的演变趋势看我国专利法修改”，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5期。

[60]TRIPs协议第27条第3款。

[61]See Vandana Shiva，Biopiracy：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South End Press，1997，p.5.

[62]See Donald P.Harris，“TRIPS'Rebound：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How the TRIPS Agreement Can Ricochet Back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25 Nw.J.Int'l L.＆Bus.99，106（2004）.

[63]参见田曼莉：《发展中国家实施TRIPs协议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64]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也即the Hatch-Waxman Act。

[65]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5.

[66]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5～216.

[67]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6.

[68]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6.

[69]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6.

[70]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6.

[71]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7.

[72]See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ment Policy（2002），available at http：／／www.iprcommission.org／papers／pdfs／final_report／CIPR_Exec_Sumfinal.pdf，p.8（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73]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7.

[74]See Marcia Angell，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Random House，2005，pp.206～207.

[75]See Marcia Angell，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Random House，2005，p.207.

[76]See Marcia Angell，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Random House，2005，pp.37～38.美国制药公司贸易协会主席告诉一个电台记者：“减少这个行业能够提供的研究与开发，将会给我的孩子带来伤害，与此同时也将给数百万其他有生命危险的美国人带来伤害。”

[77]参见董小灵：“美国发明专利保护期限的决定因素探讨”，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5年第9期。参见《美国专利法》，易继明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6页。Also see 35 U.S.C.154（b）（1），35 U.S.C.154（b）（2），available at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9015-appx-l.html＃d0e303482（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78]参见TRIPs协议第39条第3款。

[79]参见《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第5条。

[80]患者愿意购买任何价格的医药产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患者并不决定他们消费的医药产品种类，因为他们缺乏用药知识，甚至给他们开药的医生也并不一定获得完全的用药信息。因此，药品的消费市场更依赖于广告等。更何况在有些国家，医药费用支出者要么依赖政府，要么依赖保险。See Jennifer Sellin，Access to Medicines：The Interface between Patents and Human Rights.Does One Fits All？，Intersentia，2014，pp.32～33.

[81]［美］福兰克·D.普拉格：“知识产权史：1545～1787年”，周琼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7辑第1卷，总第13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82]参见《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页。正如作者所言，对于自然人商人非常冒险的事情，英国商人开始寻找汇集资源和资本的新的商业方式，以代替个人完成高风险的活动。

[83]参见《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84]也即美国1980年的《专利商标修正法案》，也称《贝赫-多尔法案》。参见https：／／www.congress.gov／bill／96th-congress／house-bill／6933，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7日。其主要内容在于：①规定联邦政府资助产生的大学发明，其所有权可以归大学，前提是大学要承担起专利申请和将专利许可授权给企业的义务；②允许大学进行独占性专利许可；③规定发明人应分享专利许可收入，但未规定发明人具体应得份额；④规定大学应将技术转移所得、全部专利许可所得返还到教学和研究中去；⑤规定联邦政府留有“介入权”，即大学如果未能通过专利许可方式使某项发明商业化，联邦政府将保留决定该项发明由谁来继续商业化的权利，但政府的干预权限仅此而已。

[85]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96th-congress／senate-bill／1250（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86]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6th-congress／house-bill／209（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87]参见樊峰宇：《公司政治》，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88]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89]参见尚志红：“国家电网公司知识产权管理现状及发展对策”，载《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7年第16期。应当注意的是，在我国目前体制下，由央企、国企总部作为第一专利权人，也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90]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15.

[91]See Mei-Hsin Wang＆Daniele Alexander，“Analysis of Cases on Pharmaceutical Patent Infringement in Greater China”，in Randal R.Rader，Toshiaki Iimura，Thomas J.R.Voit et al.eds.，Law，Politics and Revenue Extrac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5，p.113.

[92]See Michele Boldrin＆David K.Levine，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97.

[93]参见韦之：《知识产权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94]See Oren Bracha，“The New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89 Tex.L.Rev.423，447（2010）.

[95]See Stewart E.Sterk，“Rhetoric and Reality in Copyright Law”，94 Mich.L.Rev.1197，1199～1200（1996）.

[96]See http：／／www.copyrighthistory.org／cam／tools／request／showRecord.php？id=record_us_1831（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97]The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CTEA）of 1998，也称the 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Sonny Bono Act，或the Mickey Mouse Protection Act。

[98]参见郑文通：“宪法和知识产权：美国最高法院‘米老鼠案’述评”，载《电子知识产权》2004年第1期。

[99]See the U.S.104th Congress Senate Report 104-315，available at https：／／www.copyright.gov／legislation／s-rep104-315.html（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00]参见何华：“著作权保护期限研究三题”，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

[101]See Directive 2011／77／EU，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copyright／termprotection／index_en.htm（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02]See Steve Schlackman，How Mickey Mouse Keeps Changing Copyright Law，October 18，2017，available at https：／／mag.orangenius.com／how-mickey-mouse-keeps-changing-copyright-law／（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03]参见《著作权法》（1990年）第21条。

[104]参见时任国家版权局局长宋木文1989年12月2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关于《著作权法（草案）》的说明”）第6条。

[105]参见田曼莉：《发展中国家实施TRIPs协议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Also see Paul J.Heald，“Mowing the Playing Field：Addressing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nd Asymmetry in the TRIPS Game”，88 Minn.L.Rev.249，289（2003）.

[106]参见关于《著作权法（草案）》的说明第6条。

[107]See John Tehranian，“Towards a Critical IP Theory：Copyright，Consecration，and Control”，2012 BYU L.Rev.1237，1253（2012）.Also see the U.S.Copyright Act of 1831，ch.16，§1，4 Stat.436（1831）.

[108]See John Tehranian，“Towards a Critical IP Theory：Copyright，Consecration，and Control”，2012 BYU L.Rev.1237，1254（2012）.

[109]参见［美］弗雷德里克·M.阿伯特、［瑞士］托马斯·科蒂尔、［澳］弗朗西斯·高锐：《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下册），王清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91页。

[110]参见［美］弗雷德里克·M.阿伯特、［瑞士］托马斯·科蒂尔、［澳］弗朗西斯·高锐：《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下册），王清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99～700页。

[111]参见［澳］山姆·里基森、［美］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下卷），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5页。

[112]参见［澳］山姆·里基森、［美］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下卷），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0页。

[113]参见［澳］山姆·里基森、［美］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下卷），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0页。

[114]参见［澳］山姆·里基森、［美］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下卷），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4页。

[115]1990年的“安奈儿草案”仅仅提及《伯尔尼公约》中的财产权，而意图排除人身权。参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编：《TRIPS协定与发展：资料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译，中国商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167页。

[116]See Lara Mastrangelo，“Droit de Suite：Why the United States Can No Longer Ignore the Global Trend”，18 Chi.-Kent J.Int'l＆Comp.L.1，7（2018）.

[117]参见戴哲：《艺术品追续权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摘要”第1页。

[118]See Marilyn J.Kretsinger，“Droit de Suite：The Artist's Right to A Resale Royalty”，15 Hastings Comm／Ent L.J.967，968（1993）.

[119]参见周林：“论信息时代的版权立法——以追续权立法为例”，载《美术研究》2018年第1期。

[120]《伯尔尼公约》第14条之3第1款、第2款。

[121]参见胡开忠、陈娜、相靖：《广播组织权保护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122]参见文希凯、陈仲华：《专利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

[123]参见韦之：“欧共体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评介”，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

[124]参见王运嘉：“计算机软件整体保护模式之探讨——版权法与专利法之双重视角”，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125]参见孙新强：“论作者权体系的崩溃与重建——以法律现代化为视角”，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如美国1909年《版权法》写道：“作者一词应当包括雇佣作品情形下的雇主。”

[126]参见孙新强：“论作者权体系的崩溃与重建——以法律现代化为视角”，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

[127]See Catherine L.Fisk，Working Knowledge：Employee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1800～1930，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pp.6～8.转引自Oren Bracha，“The New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89 Tex.L.Rev.423，430～431（2010）.

[128]参见马得华：“我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类似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吗？”，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4期。See Near v.Minnesota，51 S.Ct.625（1931）.

[129]参见向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市场功能、角色安排与定价问题”，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7期。

[130]参见《著作权法》（2010年）第4条第1款。

[131]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132]See Dr.Tilman Lüder，“The Next Ten Years in E.U.Copyright：Making Markets Work”，18 Fordham Intell.Prop.Media＆Ent.L.J.1，26（2007）.

[133]参见杨晓静：“著作权延伸集体管理制度的法经济学解析”，载《中国出版》2018年第11期。

[134]参见张文韬：“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内部治理的基本原则”，载《科技与出版》2017年第9期。

[135]See Guy A.Rub，“Copyright Survives：Rethinking the Copyright-Contract Conflict”，103 Va.L.Rev.1141，1224（2017）.

[136]See W.David Slawson，“Standard Form Contracts and Democratic Control of Lawmaking Power”，84 Harv.L.Rev.529，530（1971）.

[137]See the U.S.112th Congress（2011～2012），H.R.3261.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2th-congress／house-bill／3261／text（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38]See Rob Waugh，U.S Senators Withdraw Support for Anti-Piracy Bills as 4.5 Million People Sign Google's Anti-Censorship Petition，available at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088860／SOPA-protest-4-5m-people-sign-Googles-anti-censorship-petition.html，2012（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139]参见尤杰：“‘版权作品使用共识’与参与式文化的版权政策环境”，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40]See James Boyle，“Foreword：The Opposite of Property”，66-SPG Law＆Contemp.Probs.1，12（2003）.

[141]See Oren Bracha，“The New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89 Tex.L.Rev.423，431（2010）.

[142]参见孙运德：“美国知识产权文化政治化的原因及路径分析”，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

[143]参见［美］戴维·凯瑞斯：“言论自由”，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49页。

[144]参见裴宏：“美国知识产权掠影（上）”，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06年第11期。

[145]参见郝振省主编：《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08）》，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146]参见［美］戴维·凯瑞斯：“言论自由”，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147]如内容不健康的作品、低俗作品。

[148]See Fox News Network，LLC v.TVEyes，124 F.Supp.3d 325（2015）.

[149]See Peter K.Yu，“Piracy，Prejudice，and Perspectives：An Attempt to Use Shakespeare to Reconfigure the U.S.-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bate”，19 B.U.Int'l L.J.1（2001）.

[150]如对于缺乏充分的支付能力的人，盗版作品的存在使他们实现了额外可支付机会和对作品的接近能力的匹配。如果没有盗版，作品中的信息传播可能永远不会达到这些人群。但是盗版的存在使得作品主动展现于某些人群面前，这种选择更像是信息传递的理想模式。

[151]参见朱建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152]See Neil Weinstock Netanel，“Copyright and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106 Yale L.J.283，386（1996）.

[153]See Stewart E.Sterk，“Rhetoric and Reality in Copyright Law”，94 Mich.L.Rev.1197，1197（1996）.

[154]See Neil Weinstock Netanel，“Market Hierarchy and Copyright in Our System of Free Expression”，53 Vand.L.Rev.1879，1879～1882（2000）.

[155]See Christopher S.Yoo，“Copyright and Democracy：A Cautionary Note”，53 Vand.L.Rev.1933，1934（2000）.

[156]See Michael D.Birnhack，“Global Copyright，Local Speech”，24 Cardozo Arts＆Ent.L.J.491，494（2006）.

[157]See Michael D.Birnhack，“Global Copyright，Local Speech”，24 Cardozo Arts＆Ent.L.J.491，495～496（2006）.

[158]See Neil Weinstock Netanel，“Market Hierarchy and Copyright in Our System of Free Expression”，53 Vand.L.Rev.1879，1883～1884（2000）.

[159]梁志文：“论版权法改革的方向与原则”，载《法学》2017年第12期。

[160]See Anjali Vats＆Deidre A.Keller，“Critical Race IP”，36 Cardozo Arts＆Ent.L.J.735，750（2018）.

[161]参见［美］欧文·M.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62]侯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63]Bryan A.Garner（Editor in Chief），Black's Law Dictionary，8th ed.，2004，p.1960.

[164]See Barton Beebe＆Jeanne C.Fromer，“Are We Running Out of Trademarks？An Empirical Study of Trademark Depletion and Congestion”，131 Harv.L.Rev.945（2018）.

[165]See Matal v.Tam，137 S.Ct.1744（2017）and In re Old Glory Condom Corp.，26 USPQ 2d 1216，1220，n.3（T.T.A.B.1993）.“The PTO has made it clear that registra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pproval of a mark.”

[166]《商标法》第10条是禁止使用条款，第11条是禁止注册条款。禁止使用情形当然禁止注册。

[167]See 15 U.S.C.§1052.

[168]最有名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规定，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之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申冤请愿之权利”。参见《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页。但是也有在其他法律中予以规定的，如《英国人权法案》（United Kingdom Human Right Act 1998）第12条的规定，参见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8／42／section／12，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169]以言论的内容为标准，言论可以分为政府言论、商业言论和私人言论，分别受到适中审查、合理性审查和严格审查。参见陈明辉：“言论自由条款仅保障政治言论自由吗？”，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7期。以言论的内容为划分标准，言论可以分为纯粹私人言论、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以发表言论的场合为划分标准，言论可以分为私密场合言论、私人场合言论及公开场合言论；以言论的价值高低为标准，言论可以分为高价值言论、低价值言论、危险言论和危害性言论。

[170]参见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4页。

[171]近年来关于商标法保护的是商标权人通过使用商标在商标上积累的商誉的观点，逐渐成为通说。参见李明德：“商标、商标权与市场竞争——商标法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新探”，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冯晓青：“未注册商标驰名商标保护及其制度完善”，载《法学家》2012年第4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分不同的商誉类型，并以商标的传递功能为主，解释保护此种商誉会如何促进商标的信息传递功能之实现。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目前以商誉为财产权的做法的一种否定。See Robert G.Bone，“Hunting Goodwill：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Goodwill in Trademark Law”，86 B.U.L.Rev.547（2006）.

[172]目前大部分国家采取商标注册取得制，采取商标使用取得制的国家较少，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英国等。See Richard Stim，Trademark Law，West Legal Studies，2000，p.193.

[173]David S.Day，“Government Speech：An Introduction to a Constitutional Dialogue”，57 S.D.L.Rev.389（2012）.

[174]See Matthew W.Silverstein，“Note：Pro-Football，Inc.v.Blackhor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Does Classifying Trademarks as Government Speech Undermine Free Speech Protection？”，17 Wake Forest J.Bus.＆Intell.Prop.L.54（2016）.

[175]See Matal v.Tam，137 S.Ct.2017，1744.本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商标注册不是政府言论（government speech），不是政府补贴（government subsidy），也不是政府项目（government program）。

[176]See Matal v.Tam，137 S.Ct.2017，1744.

[177]See Matal v.Tam，137 S.Ct.2017，1744.“…especially given the fact that if trademarks become government speech when they are registered，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babbling prodigiously and incoherently.”也有人将之翻译为“假如商标一旦获得注册就变成了政府言论，那么，联邦政府岂不会变得异常吵闹、乱七八糟”。参见金海军：“美国最高法院2016年度知识产权判例解析”，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9期。

[178]也即，如果商标因注册而变成政府言论，那么同等的、经过国家注册的其他内容也可能被认定为是政府言论，这将给政府带来较大的压力和责任。

[179]See Alex Kozinski Stuart Banner，“Who's Afraid of Commercial Speech？”，76 Va.L.Rev.627（1990）.

[180]See Jennifer L.Pomeranz，“No Need to Break New Ground：A Response to the Supreme Court's Threat to Overhaul the Commercial Speech Doctrine”，45 Loy.L.A.L.Rev.389（2012）.

[181]参见刘闻：“论商业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载《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吴汉东：“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保护与规制”，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

[182]张惠彬：“论言论自由与商标权之协调”，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

[183]See Nat Stern，“In Defense of the Imprecise Definition of Commercial Speech”，58 Md.L.Rev.55（1999）.See John V.Tait，“Trademark Regulations and the Commercial Speech Doctrine：Focusing on the Regulatory Objective to Classify Speech for First Amendment Analysis”，67 Fordham L.Rev.897（1998）.

[184]See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Pharmacy v.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96 S.Ct.1817（1976）.转引自陈明辉：“言论自由条款仅保障政治言论自由吗？”，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7期。

[185]John V.Tait，“Trademark Regulations and the Commercial Speech Doctrine：Focusing on the Regulatory Objective to Classify Speech for First Amendment Analysis”，67 Fordham L.Rev.897（1998）.依据该文章内容，商标不仅可以传递商业信息，还可以传递政治和社会言论，而且有时商标还蕴含着艺术信息，消费者还能够通过滑稽模仿使用商标。

[186]Mark A.Lemley，Eugene Volokh，“Freedom of Speech and Injunction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48 Duke L.J.147（1998）.还有人认为，当一个商标使用“®”或“TM”时，表示该商标为识别商品来源的商业行为。See Lisa P.Ramsey，“Increasing First Amendment Scrutiny of Trademark Law”，61 SMU L.Rev.381（2008）.

[187]See The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Frist Amendment-Freedom of Speech-Trademarks-Matal v.Tam”，131 Harv.L.Rev.243（2017）.

[188]See Matal v.Tam，137 S.Ct.1744（2017）.

[189]John V.Tait，“Trademark Regulations and the Commercial Speech Doctrine：Focusing on the Regulatory Objective to Classify Speech for First Amendment Analysis”，67 Fordham L.Rev.897（1998）.

[190]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认为，公言论指的是与统治事务有关、人们参与自治过程的言论；私言论指的是，与统治事务和自治过程无关的言论。公言论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予以绝对的保护，私言论由《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予以相对的保护。参见［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191]See Robert C.Denicola，“Trademarks as Speech：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Emerging Rationa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de Symbols”，1982 Wis.L.Rev.158（1982）.

[192]See In re McGinley，660 F.2d 481（1981）.

[193]See In re McGinley，660 F.2d 481（1981）.

[194]See McDermott v.San Francisco Women's Motorcycle Contingent，240 Fed.Appx.865（2007）.

[195]See Ritchie v.Simpson，170 F.3d 1092（Fed.Cir.1999）.

[196]See Matal v.Tam，137 S.Ct.1744（2017）.

[197]也有学者将“THE SLANTS”翻译成“斜眼角人”。参见金海军：“美国最高法院2016年度知识产权判例解析”，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9期。

[198]See In re Brunetti，877 F.3d 1330（2017）.

[199]See Pro-Football，Inc.v.Blackhorse，709 Fed.Appx.182（2018）.

[200]See Anjali Vats＆Deidre A.Keller，“Critical Race IP”，36 Cardozo Arts＆Ent.L.J.735，750（2018）.

[201]See Peter J.Chalk＆Alexander Dunlop，“Indigenous Trade Marks and Human Rights：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Perspective”，99 Trademark Rep.956，956（2009）.

[202]文化采借意指对其他文化的接纳及吸收，在本书语境下意指非特殊群体借用特殊群体文化，稀释社会上该特殊文化的凝聚力，更容易破坏该种文化的纯粹传承与保护。

[203]See Gabriel N.Turcu，“Influences of the Trade Environment on the Trademark”，2006 Rom.J.Intell.Prop.L.196，199（2006）.

[204]See Gabriel N.Turcu，“Influences of the Trade Environment on the Trademark”，2006 Rom.J.Intell.Prop.L.196，202（2006）.

[205]See Gabriel N.Turcu，“Influences of the Trade Environment on the Trademark”，2006 Rom.J.Intell.Prop.L.196，208（2006）.

[206]参见邓正红：《再造美国：美国核心利益产业的秘密重塑与软性扩张》，企业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156页。

[207]参见邓正红：《再造美国：美国核心利益产业的秘密重塑与软性扩张》，企业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159页。

[208]See Michael P.Ryan，“Knowledge-Economy Elites，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0 Cardozo J.Int'l＆Comp.L.271，273（2002）.

[209]如曾受人诟病的一些网购平台仿冒假货问题。参见王砾尧、孟佳惠：“打假‘信’动能——多部门以信用监管助力打击假冒侵权综述”，载《中国信用》2019年第5期。

[210]之所以疑似，是因为贫困地区的人们在没有冒牌产品时是否会消费高价的正牌产品，是一个未知的问题。对于贫困群体，他们不能购买高价的正牌产品，因而他们宁愿不买这类商品。也即，实际上冒牌产品是否对正牌产品产生了替代性，并不确定。

[211]See Gabriel N.Turcu，“Influences of the Trade Environment on the Trademark”，2006 Rom.J.Intell.Prop.L.196，210（2006）.

[212]参见左旭初：《中国近代商标简史》，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7页。

[213]See Catherine Ho，“Looking to Protect Brand Abroad，Companies Tap Lobbyists on Trademark Infringement”，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14，2011，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capitalbusiness／looking-to-protect-brand-abroad-companies-tap-lobbyists-on-trademark-infringement／2011／08／08／gIQA9vCXFJ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7eef75551724（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14]参见袁真富：“驰名商标异化的制度逻辑”，上海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215]参见袁真富：“驰名商标异化的制度逻辑”，上海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216]See Ruth L.Okedui，“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o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82 Chi.-Kent L.Rev.1329，1365（2007）.

[217]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41.如大吉岭茶（Darjeeling Tea）、迈索尔丝绸（Mysore Silk）、印度香米（basmati rice）等。

[218]See The Coffee War：Ethiopia and the Starbucks Story，September 3，2010，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ipadvantage／en／details.jsp？id=2621（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7，2020）.

[219]参见王笑冰：《地理标志法律保护新论：以中欧比较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220]参见平少华、耿澜：“世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百年博弈”，载《中国果菜》2015年第11期。

[221]参见平少华、耿澜：“世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百年博弈”，载《中国果菜》2015年第11期。

[222]参见孙浩蕾：“多哈地理标志谈判及中国对策研究”，山西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23]参见赵小平：《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4页。

[224]参见李晓娟：“论地理标志保护中的农民权”，山西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25]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40.

[226]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38.

[227]参见李菊丹：《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228]参见周宏：“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11期。参见《国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公约》（1991年）第五章“育种者权利”，第14～19条。

[229]参见焦和平：“植物品种权扩张背景下‘农民特权’的法律保护”，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30]参见周宏：“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11期。

[231]参见林祥明：“植物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种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232]See Daniel Austin Green，“Indigenous Intellect：Problems of Calling Knowledge Property and Assigning It Rights”，15 Tex.Wesleyan L.Rev.335，356（2009）.

[233]参见焦和平：“植物品种权扩张背景下‘农民特权’的法律保护”，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34]See Adam Masarek，“Treetop View of the Cathedral：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24 Emory Int'l L.Rev.433，438（2010）.

[235]See B.De Jonge，“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Balancing Commercial and Smallholder Farmers'Interests”，7 J.Pol.＆L.100，107（2014）.

[236]参见TRIPs协议第27条：“……然而，缔约方应以专利方式或者一种有效的特殊体系或两者的结合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保护。这一规定将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4年之内予以复查。”

[237]See Rashmi Venkatesan，“TRIPS and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India：Complicating the Globalisation Debate”，9 Indian J.Int'l Econ.L.43，50（2018）.

[238]See Adam Masarek，“Treetop View of the Cathedral：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24 Emory Int'l L.Rev.433，448～449（2010）.

[239]See B.De Jonge，“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Balancing Commercial and Smallholder Farmers'Interests”，7 J.Pol.＆L.100，101（2014）.

[240]See Donemark Joseph L.Calimon，“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nd the Rights of Breeders，Farmer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under Philippine Law”，15 World Bull.212，215（1999）.

[241]See Committee on Geophys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ta，Board on Earth Sciences and Resour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Resolving Conflicts Arising from the Priva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Data，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1，p.18.

[242]如我国数据泄露严重带来的电信及网络诈骗等问题。

[243]参见伍春艳、焦洪涛、范建得：“人类遗传数据的开放共享抑或知识产权保护”，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1期。

[244]See Eric E.John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centive Fallacy”，39 Fla.St.U.L.Rev.623，652（2012）.

[24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108条，载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2016-07／05／content_1993342.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46]参见郑万青：“知识产权与信息自由权——一种全球治理的视角”，载《知识产权》2006年第5期。

[247]参见沈桦：“知识生产下的殖民主义”，载《艺术当代》2017年第10期。

[248]参见张科荣：“知识权力与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49]参见张科荣：“知识权力与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50]See Anibal Quijano，“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21 CULTURAL STUD.168，169（2007）.作者还提出，通过权力矩阵（matrix of power）来实现殖民有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经济控制（economic control）、权威（authority）、父系统治（patriarchal domination）及知识和主体性（knowledge and subjectivity）。

[251]参见张子文主编：《科学技术史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252]参见林珊珊、周思婷：“商标里的政治”，载《领导文萃》2013年第11期。

[253]See James H.Mittelman，“‘Democratizing’Globalization：Practicing the Policies of Cultural Inclusion”，10 Cardozo J.Int'l＆Comp.L.217，219（2002）.

[254]See Peter K.Yu，“From Pirates to Partners：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50 Am.U.L.Rev.131，132～133（2000）.

[255]参见孙运德：“美国知识产权文化政治化的原因及路径分析”，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

[256]参见邓正红：《再造美国：美国核心利益产业的秘密重塑与软性扩张》，企业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4页。

[257]参见何华：“著作权保护期限研究三题”，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

[258]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59]如最初被很多国家反对的、源自法国的追续权。See Marilyn J.Kretsinger，“Droit de Suite：The Artist's Right to A Resale Royalty”，15 Hastings Comm／Ent L.J.967，973（1993）.

[260]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公共图书馆、公益事业等发达国家为国民提供的国内非产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产权强保护制度之下穷人对知识产品的接近困难。

[261]See Cynthia Cannady，“North-South Trad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Can It Be Fair”，3 World Trade Rev.317，317（2004）.

[262]参见［美］戴维·凯瑞斯：“言论自由”，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263]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264]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82.

[265]参见徐瑄：“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知识产权法中的对价与衡平”，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66]See Peter Drahos，“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harmaceutical Markets：A Nodal Governance Approach”，77 Temp.L.Rev.401，419（2004）.

[267]See Peter Drahos，“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harmaceutical Markets：A Nodal Governance Approach”，77 Temp.L.Rev.401，419（2004）.

[268]See Donald P.Harris，“TRIPS'Rebound：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How the TRIPS Agreement Can Ricochet Back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25 Nw.J.Int'l L.＆Bus.99，101（2004）.

[269]如曾经因为专利药品价格过高，美国人不得不去加拿大购买仿制药。See Christopher Scott Harrison，“Protection of Pharmaceuticals as Foreign Policy：The Canada-U.S.Trade Agreement and Bill C-22 Versus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Bill C-91”，26 N.C.J.Int'l L.＆Com.Reg.457，459（2001）.

[270]See Christopher Scott Harrison，“Protection of Pharmaceuticals as Foreign Policy：The Canada-U.S.Trade Agreement and Bill C-22 Versus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Bill C-91”，26 N.C.J.Int'l L.＆Com.Reg.457，505～525（2001）.加拿大之前的法律体系带有自由授予强制许可的制度。

[271]参见［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9页。

[272]参见陈传夫：“关注信息领域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73]See Madhavi Sunder，From Goods to a Good Lif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Justic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137.

[274]See Lawrence Lessig，Free Culture：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Creativity，Penguin Books，2006，pp.53～64.

[275]See John Tehranian，“Towards a Critical IP Theory：Copyright，Consecration，and Control”，2012 BYU L.Rev.1237，1242（2012）.

[276]参见刘银良：《国际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第29页。

[277]See Cynthia Cannady，“North-South Trad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Can It Be Fair”，3 World Trade Rev.317，318（2004）.

[278]参见张永宏：《本土知识在当代的兴起：知识、权力与发展的相互关联》，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79]参见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280]如美国以自己的软件行业发展优势，对计算机软件授予专利的做法。

[281]该部分接近权的问题，将在第三章详细阐述。

[282]See Donald P.Harris，“TRIPS'Rebound：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How the TRIPS Agreement Can Ricochet Back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25 Nw.J.Int'l L.＆Bus.99，163（2004）.

[283]参见［美］肯思·奥凯：“知识产权法的赌注”，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284]See Filip Spagnoli，“In Defense of the Compatibili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13 Tex.Wesleyan L.Rev.769，776，777（2007）.

[285]参见［美］肯思·奥凯：“知识产权法的赌注”，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286]参见［美］肯思·奥凯：“知识产权法的赌注”，载［美］戴维·凯瑞斯编辑：《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287]跨国公司化身为国际组织，为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殖民地。参见《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288]See J.Janewa Osei-Tutu，“Human Development As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tric”，90 St.John's L.Rev.711，740（2016）.

[289]参见孙新强：“论作者权体系的崩溃与重建——以法律现代化为视角”，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诚如作者所举的例子，软件著作权中，做出实质性贡献的职员一般都不能实现署名这一确认身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