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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政治依附的禁止注册含义简析

【摘要】:市场上选择以政治相关词汇为商标进行注册,体现出明显的政治依附心理。然而,西方国家擅长的游说及其强大的游说能力,却可能动摇中国的商标注册禁止方面的实践。True Religion商标案中美国游说力量的得胜,为反思我国商标注册禁止范围提供了一种思路,可能对具有政治依附色彩的商标完全禁止注册及过宽范围的禁止并不是一种维护国内商业表达利益和国内政治权威的妥当做法。

商标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也因其内容而被衡量是否予以注册,这在美国因言论自由而得以庇护,但是在我国及其他多数国家并没有同样的做法。根据人们对信息含义的通常理解,有些商标权人意图通过商标使自己的商品具有一定的特殊含义,尤其是与政治、官方等内容产生一定的联系,使得商品获得额外的表达优势。

在特殊历史时期,商标与政治的关联十分密切,与其说这些商标具有识别功能,毋庸说它们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达。如20世纪30年代的“雪耻”“九一八”“一二八”“抵羊(洋)”等商标用于表达对侵略活动不满之民族情绪,[212]体现了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情怀。一些商标能够被消费者读出一种商标之外的意思,这种可被利用的政治依附目的也就达到了。基于对商标内容本身的了解和观点,商标的政治化倾向也能发挥一定的政治化作用,如凝聚政治共识、表达政治观点等。从这一实践来看,商标在我国也是有言论色彩基础的,虽然当前中国商标法语境下的商标注册和使用并没有将商标纳入言论自由范围,但不可否认其具有这方面的潜质。

市场上选择以政治相关词汇为商标进行注册,体现出明显的政治依附心理。此种情形下,商标不仅具有商品来源区分功能,更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递。这种功能并没有脱离商标本身的识别功能,但发挥识别功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词汇本身所蕴含的意思。这样商标成了一种自由表达的实际载体,通过商标自由实现言论自由自然也成为热爱言论自由者追求的内容。虽然某些商标可能因为有违政治标准或可被取缔而不被市场接受,但是从美国目前对商标可注册范围的限制让位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保障可以看到,言论自由对于人类的重要作用在某些区域已经开始超越商标本身的功能以及其维护政治权威的功能。

从我国《商标法》及其实施来看,除了通过对商标可注册范围的排除,如对国家名称等明确排除,以达到维护政治统治权威、避免政治用语商业化等目的,还利用解释商标法的“其他不良影响”来拥护明确列举排除范围之外的政治权威。这种解释所发挥的作用有时候已经远远超越其“不良影响”的语境解释和法律功能,转而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宽泛权威。有些案例仅从商标功能上并不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从维护政治秩序与权威层面来分析,则很容易获得合理解释。通过政治游说也可以实现一些标识的商标注册,甚至在我国也存在这种现象,最有名的一个案子即为True Religion商标注册案。[213]

政治依附的商标注册者是否具有实际搭便车心态,应当个案分析。从国内看,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政治依附,可能不会对商标的秩序产生根本影响,最多是一些商业主体更换或者尽量避讳某些词汇,这与中国传统的对政治权威的维护和对政治秩序的高度尊重之下的优先次位考虑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一些商标资源的充分利用和通过制度允许注册和使用,是一种商标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的策略。我国目前对资源、信息表达的警觉性远比美国要弱,在我国尽力控制商标可注册范围之际,美国已经开始通过言论自由来扩大商标的表达功能认识、分析维度。在言论自由上的理解层次也决定了我国至少现阶段不会将商标注册及使用的内容以言论自由予以保护。然而,西方国家擅长的游说及其强大的游说能力,却可能动摇中国的商标注册禁止方面的实践。True Religion商标案中美国游说力量的得胜,为反思我国商标注册禁止范围提供了一种思路,可能对具有政治依附色彩的商标完全禁止注册及过宽范围的禁止并不是一种维护国内商业表达利益和国内政治权威的妥当做法。相反,勇于分析世界范围内一些概念的正当性、可行性,并为之提供符合中国发展利益的制度,才是中国维护自我权威更好的方向。一味坚持过宽的禁止范围,可能给国外商主体提供在中国先占一些标识资源和独占信息表达的机会。它们娴熟的游说技能为其在中国实现其目标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撑,为商标法的扩张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如若不加注重,不仅会带来实际上的不公平,还会带来机会上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