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的政治学方法优势

2023-07-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知识产权法政治学方法具有超越其他分析方法，特别是激励理论分析方法之处，且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的优越性将超越其本身的局限性。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和研究的目的还在于利用政治理论与制度来限制政府在知识控制权中的地位及作用，避免以权力寻租为中心带来灾难性的知识贫富差距。（二）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优势政治学视野下，群体在知识控制权分配中应当有有效的代表。

知识产权法政治学方法具有超越其他分析方法，特别是激励理论分析方法之处，且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的优越性将超越其本身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知识产权法有望成为最有用、最正当的知识分配工具，其在政治学视角下的制度校正将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望成为惠益所有人群并且尽最大努力实现公平和公正的制度工具。

（一）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和研究的目的性优势

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和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建立集体形式的政治联盟，防止信息拥有者控制信息缺乏者。^[157]无论人们如何辩驳，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接近能力与其自身的经济贫富、所处阶层甚至性别、种族、国别等具有紧密联系。以这些身份标签为基础，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知识产品的需求程度和依赖性使得某些知识产品对人们来讲成为必需品。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扩张、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提高等知识产权偏好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削损了这部分人接近知识产品的机会，提高了他们获取知识和信息及接近知识产品的成本。虽然这些成本在理论上讲可以由政府补贴等予以弥补，但并不是每个政府都喜欢服从于所谓的“理论上”的内容。从政治学上来讲，只有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建立起集体形式的政治联盟来有效代表自己的利益，对于所有群体的人才是公平的，因为集体形式的政治联盟不仅可服务于公共利益群体，还可服务于作者、发明者、出版者等知识产品创造者、传播者、利用者群体。

知识产权法通过对创新、创造赋予一定期限的权利保障，能够让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到通过创造获得收入的活动中去并分享知识利益。这本身就是集体形式联盟获取话语权的表现，因为最初的知识产权并没有给“创作者”，而是雇佣、管理及控制这些创作者的教会、公司及同业行会等。从全球视野来看，该目的具有更加重要的功能。不同国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采取不同的政体、国体，并根据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但是，知识的全球化意味着知识产品的传播遍布全球，知识产品交易也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知识产品相关的关系交织于不同类型的国家。虽然利益集团的作用催生了财富拥有量决定知识控制权的不公平现象，但是这种政治联盟还是为集体政治联盟树立了一种模范。在这种集体行动之下，如果经过有效代表，则能够实现知识控制权的合理分配，知识利益的分配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之实现将有望被有效促进。

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和研究的目的还在于利用政治理论与制度来限制政府在知识控制权中的地位及作用，避免以权力寻租为中心带来灾难性的知识贫富差距。这表现在近代利益集团作用能力的降低上。这一点也间接导致知识产权法除了激励知识产生之外，更注重知识的秩序。这种优势或许更有利于促进其自身价值目标的实现。

（二）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优势

政治学视野下，群体在知识控制权分配中应当有有效的代表。在英国颁布《安妮女王法》之前，作者通过出版商而从一家全国性的大型行会（皇家特许出版公司，Stationers'Company）的代表中获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明者却因没有形成稳固的团体组织而丧失相应的力量，并遭受行会的敌意干预。^[158]在TRIPs协议制定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因在代表上的失败而接受“不公平”的知识分配方案。这些都表明，知识产权法的制定有必要在代表制度上得到充分的保障，以此来制定并非服务于强者的知识分配制度，而是构建一个对人类共同发展具有根本促进作用并照顾弱者的知识分配制度。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知识控制权的代表上，可以从政治学中的“民主”概念和价值入手，并通过民主模式赋予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建立中因国家发展阶段而丧失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一定的代表机会。

政治学关注的是正义的建立。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正义不仅包括实质正义，还包括程序正义。在知识产品领域，程序正义更显重要，知识的产生与进步无不建立在前人知识的基础之上，这与有形财产的产生有很大区别。在知识的创作与分配上，有赖于从政治学基础上寻求正义价值标准。在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其他分析方法下制定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更有利于促进新的知识产生，但是其对正义的忽略可能更大程度地削损知识对人类的作用，甚至可能丧失知识进步的意义。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为了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以经济为发展目标或为主要目标无可厚非。以激励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制度及知识产权强保护政策，能够在短期内有效提高知识增量，并可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达到一定的繁荣。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大多数人开始从关注基本物质生活转移到关注精神层面的进步。此时，物质财富层面的贫富差距已经给人们精神财富的接近机会带来不平等，如何通过知识产权分配机制尽量缩减这种不平等，成为政治学上消除社会贫困的新问题和新目标。所谓的分配正义、知识分配正义正是基于以上难题而提出的。

（三）知识产权法政治学分析和研究的客观基础优势

无论是从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角度看，还是从知识产权法的当前制度及未来发展趋势看，其都是被政治力量作用最重要的一环，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政治力量作用的主要领域之一、政治主体关注的资源掠夺领域之一。在历史上，游说集团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有着压倒式的影响力。在国内知识产权法律制定上，大规模的行业巨头联合以左右国内知识产权重要规则的制定，以最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形成为最终游说目标。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上同样如此，如TRIPs协议基本上就是以美国富有知识产权的公司为基础的游说集团进行游说的结果。^[159]这些公司的利益依赖于这些权利在美国及国外的实现，它们最终获得了本地和外国政府及其他具有相互利益的行业机构的支持。^[160]美国的这些公司组成的游说集团（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ttee，IPC，知识产权委员会）对美国商会和美国的行业全体进行游说，声称将国内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协商挂钩是国家的利益。IPC的成员说服了在欧洲和日本的同行以同样的信息（message）游说它们自己的政府。^[161]虽然当时有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但是这个游说策略最终还是成功了。^[162]可以说，历史上很多知识产权规则与政策都与强权政治脱不了干系。

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资源的分配原则更显重要。知识是现代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并可能在未来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国家力量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因此，良好的知识资源分配规则不仅会在国内政治秩序和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还会在全球和平发展中表现其砝码作用。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现在的利益集团与之前利益集团的作用力量相比，有逊色的趋势。正如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指责的，美国2011年底有名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SOPA），就是被好莱坞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团体操纵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的支持者（主要是好莱坞的娱乐公司）花费了2.8亿美元的游说费。^[163]但是，这个法案过于侵犯私人网络用户的网络隐私及自由，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保护的规定。因此，该法案即便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非常大，仍被很多人反对。此外，这个法案也远远超过了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DMCA）中的安全港规则。^[164]这对知识产权法的政治理性来讲是一件好事。

自从在国际上的强权国家的引领下，将知识产权规则与经济挂钩之后，知识产权就经常被用作政治工具来制衡其他国家。比如，在欧盟和美国操纵下形成的TRIPs协议及TRIPs-plus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讲，实际上都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对其国内的知识资源的利用和知识正义均是一种挑战，而这些国家不得不接受这种对其不利的规则。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力量主导下的不平等“利益交换”已经成为强权国家制衡弱势国家的利器，如美国有名的“301条款”“特别301条款”“超级301条款”“337条款”等对其他国家来讲都是影响力较大的规则。强权国家利用知识产权规则来制衡其他国家是一种霸权主义，也是一种政治非理性行为，给国际知识产权秩序带来了不平衡的发展导向。

在当代社会，知识资源的分配正义比知识资源的创造更为重要。这些知识政治存在的客观问题和不公平，只能从政治学这一根源着手寻求合适的解决办法。寄希望于经济学等方法的路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展望未来的知识资源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作用，同样可以预测，知识政治将继续，正义的知识产权规则将对这种政治非理性带来的非正义知识资源分配进行改观、修正。着眼于现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的根本优势。

（四）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的终极针对性

理想主义的政治学观点是，健康、教育和保护土著文化的基本人权胜于实用主义，我们制定知识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保证基本人权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寻求其他（如促进创新等）有利的结果。^[165]而且，解决基本人权问题并不是完全否定在知识资源方面占有优势地位人群的知识产权之人权特性，而是要在其他基本人权方面与知识产权的人权方面，在正义论证基础上做出更好的价值衡量。

知识贫困和经济贫困一样，是人类发展现阶段必须解决的、对人类发展威胁较大的问题之一。有利于富人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通过符合知识正义的限制来缩小知识穷人与知识富人在知识资源上的差距。在此过程中，需要以民主作为政治准则，充分实现集体政治下的民主代表，因为“民主不能做到最好，但是能避免最坏”。^[166]实行以民主为准则的知识资源分配，可以避免权力滥用之下的知识资源分配方案为某类群体盲目背书带来对人类文明的践踏。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现代表述。这一目标在知识资源领域显得不可企及却又或可大有作为，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必须要在政治理性之下有共同的目标和合理的决策过程。当今在对知识资源的争夺及相关利益的角逐中存在政治力量悬殊和集体分化的问题，知识与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社会等交织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较为明显。如何扭转知识资源分配的非正义局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言异常重要。这是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和关键组成部分，政治学上的国际竞争转向国际合作或可为这一困境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知识产权法的政治学方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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