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成果的综述及优化

2023-07-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知识产权政府治理角色定位研究知识产权的治理属于公共事务治理的一部分，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在其中担任的角色对于知识产权政治学研究较为重要，能够为知识产权法的政治学研究提供借鉴。

1.跨学科的法政治学研究

在国内研究方面，将法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交叉进行法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的卓泽渊（2011年）在《法政治学研究》中认为法律具有阶级性，但是并不应当夸大阶级性。法的存在具有三个层面，分别为观念层面、制度层面、现实层面。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上，其认为，政治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政治的规则。在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上，其认为，权力是法的政治基础，法是权力的直接依据。在法与民主的关系上，其认为，民主与法律相伴而行，民主是法的政治目标，法是民主的制度依据，法补救民主的失误。其认为，正义是法律和政治的共同目标，政治必须以法律来规制，以便其合乎正义。蒋德海（2014年）在《法政治学要义》中，以民主、治权为中心，展开了如何把政治行为关进“笼子”的研究，也即把政治行为法治化，将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蒋海德还反对将政治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主张要把正当的利益诉求与阶级及其斗争分开。

2.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

将法政治学的镜头聚缩到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范围，笔者将该研究领域综述分为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理论研究、知识产权政府治理角色定位研究、公共政策角度的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历史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知识产权与人权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及知识产权法国际政治学研究等分别予以阐述。

（1）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理论基础研究

陈凡、王太平（2007年）的《知识产权的政治学》一文在介绍西方学者对知识产权进行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知识产权的政治学分析之必要，认为研究知识产权政治学能够使我们认识到国际公约、知识产权国内立法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并认为知识产权因具有边界不确定性而更容易被人利用。作者言下之意即知识产权制度容易被政治左右并被利益集团控制。梁志文（2010年）在《政治学理论中的隐喻在知识产权制度调适中的运用》一文中提及“杰斐逊难题”并认为其一直提醒着立法者，知识产权的扩张是否超出了社会所必须承受的“必要之恶”。文中也提及了圈地运动式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极度扩张，并引用学者观点，也即从效率方面论证思想的圈地运动之合法性是不可靠的，作为公共产品的无形财产并不存在使用消耗问题，知识产权的合法性只能是为了激励创新而创设的临时垄断权；思想圈地运动在国际领域同样存在，采取统一的世界标准是忽略大多数国家当地需求、国家利益、技术能力、教育水平和公共健康条件的表现，会降低单个国家立法的自主性，使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思想圈地运动得以在全球拓展；同时，这种私权实质上是人们生活的控制权，这种国际圈地运动迅速削弱了国家的控制能力，将人们的生活置身于大企业而不是单个科学家或作者的控制之下。当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具有内在掠夺性的、服务于西方资本和帝权、王权概念的力量，专利制度的文化、社会、经济、法律根基限制了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功能，却使盗用其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成为可能；高强度的知识产权制度导致了健康悲剧等人权困境；在西方话语权下，否定传统资源保护的理由是一种价值偏见，主权国家建立传统资源的积极性权利，即制定产权安排的制度，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作者认为一些国际公约中体现的精神是政治学理论中隐喻所产生的巨大说服力的表现；知识产权政治学理论主张者并非反知识产权者，应当时刻对知识财产的垄断保留警惕之心，以防止对人类创新活动的可持续性造成障碍；原著团体和弱势群体对权利的声明，是要改革知识产权制度以保护其知识产权利益，是呼唤法律对利益分配的重新博弈过程。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并将之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在我国提出“和谐”政治概念之后，张德芬（2007年）在《知识产权法之和谐价值的正当性及其实现》一文中提出知识产权法应当超越传统的正义与效率价值，以“和谐”为最高和最终价值。

（2）知识产权政府治理角色定位研究

知识产权的治理属于公共事务治理的一部分，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在其中担任的角色对于知识产权政治学研究较为重要，能够为知识产权法的政治学研究提供借鉴。张梅（2006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版权保护问题研究》中，从政治学出发揭示了版权保护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护版权的同时应当尊重与保障人权；政府应当与市场、社会组织共同协调保护版权，强化政府在版权保护中的责任关键不在于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督制度，而在于通过提高制度的有效性推动政府部门及官员以公共精神完成公共事务；我国应当建立多元化的版权管理体系，建立版权信用服务体制；应当建立、培养、发展版权文化，版权是对人类智力创造活动从产权角度进行激励的制度，文化产业与版权产业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文化管理包含版权管理，文化产业机制的运行应当将版权盘活；我国版权保护战略定位应当为支撑产业化、提升竞争力，版权战略应当定位为立足国情、面向世界。该文主要是对版权保护及版权管理方面的论述，其中的政治学角色主要集中于政府管理，并附有人权和版权保护的论述。刘雪凤（2011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视角下NGO功能研究》中提出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打破了传统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二分法的思维模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互动使得知识产权系统主体能够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在主体上提倡社会主体参与，尊重公民社会的权威，将全球公民社会看作决策的权威来源。这些观点将为知识产权法的政治学研究之政府治理及民众参与部分提供一定的参考。

（3）公共政策角度的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

公共政策相关的决策是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国家治理部分，但是从政治学上看，这一部分可以单独列出，以便更好地理解影响公共政策做出的政治因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孙运德（2008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政府知识产权能力研究——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公共政策视角》中通过对政府知识产权能力进行界定，并对政府知识产权能力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公共政策是促进创新、维护国家利益、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并认为我国应当增强政府知识产权能力，政府知识产权能力建设需要政治文化。在对美国公共政策做了研究的基础上，其认为公共政策是促进创新、利益平衡、构建创新型政府、制定并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努力构建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重要工具。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也与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有极大的关联。知识产权问题，并非仅仅依靠知识产权法律就能够完全解决。知识产权法对知识及知识创新的分配功能的有限性，间接决定了除了法律之外，公共政策及政治文化等软法或可在知识产权的功能促进上提供工具。公共选择也是政治学上的观点，其认为人类社会由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组合，而人在两种不同的场合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是不可信的，也即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基点所在。^[5]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公共选择与公共政策的形成密不可分。政治文化环境及氛围为知识产权法在各国家及地区的形成增添特殊色彩，有些地方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坚持或排斥，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产权政策的公共选择的构成表达。

（4）历史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

直接从政治对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影响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目前欠缺，但是有从历史角度出发对我国知识产权法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中包含了部分政治因素或政治学因素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发展的影响，值得参考借鉴。如李明山（2003年）主编的《中国近代版权史》从清朝政权对版权者权利的禁锢等角度，用历史手法研究了政治对版权制度发展的影响；左旭初（2005年）的《中国商标法律史：近现代部分》则从历史角度研究了近现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对我国商标法律制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杨利华（2012年）的《美国专利法史研究》提及了美国长期的“亲专利”政策；汪娜（2016年）的《近代中国商标法制的变迁：从寄生到自主的蜕变》描述了近代商会等参与者力量对商标法制的推动作用；李雨峰（2006年）的《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研究了版权宪法进路（可参考其2012年的《著作权的宪法之维》）；黄海峰（2011年）的《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则从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历史出发，探索了推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社会力量，包括国家、商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其中便包含政治因素。这方面的作品较多，为笔者进行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多维的知识产权法发展的历史背景参考。

（5）知识产权与人权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法政治学研究

人权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议点，其反映的是人备受尊重、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评价机制及结果。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知识产权与人权研究颇受欢迎，成果也较丰富。郑万青（2006年）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知识产权与人权》中描述了全球化过程中知识产权的权利扩张图景，并以人权条约产生、发展和人权本身的演变轨迹考察了全球化条件下人权的成长情况，对知识产权是基本人权提出了质疑，并尝试探求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人权进路。王渊（2011年）的《现代知识产权与人权冲突问题研究》以人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为视角，揭示冲突表现包括知识产权主体扩展、知识产权客体扩张、知识产权内容增多、创造性与实用性标准降低和保护期限的延长等方面与社会公众的人权相冲突，在实践中表现为知识产权与生存权、发展权和集体人权等不断发生冲突，最后提出将国际民主的社会作为未来知识产权发展的背景等设想。从国际公约角度探讨知识产权与人权冲突的论文也非常多，如吴汉东（2003年）的《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公约〉为对象》，宋慧献、周艳敏（2004年）的《冲突与平衡：知识产权的人权视野》，张乃根（2004年）的《论TRIPS协议框架下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系》，严永和（2005年）的《论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以人权为视角》，杨明及肖志远（2005年）的《知识产权与人权：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黄玉烨（2005年）的《知识产权与其他人权的冲突及其协调》，郑万青（2007年）的《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联辨析——对“知识产权属于基本人权”观点的质疑》，王培舒（200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知识产权与人权的联系、冲突与协调发展》，衣淑玲（2008年）的《国际法视角下知识产权与人权关系之探讨——以〈TRIPS协定〉为中心》，郑万青（2009年）的《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人权问题》，高兰英（2014年）的《知识产权的人权危机：冲突与协调》等。人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研究体现得非常明显，一般认为过分强调知识产权影响人权保障。

（6）知识产权法国际政治研究

从国际政治方面对知识产权法进行研究的成果比较少，但是现有成果已经为笔者的研究打开了一定的视野。吴汉东、郭寿康（2010年）主编的《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问题研究》通过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体制与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人权问题、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遗传资源问题、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文化多样性问题等进行探索，展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立法动力并对其间的政治博弈有一定的介绍。杨健（2013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国际法治探究》中认为一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依赖于法律本身的合法性，而法律的合法性危机自然也会动摇政治的合法性，若国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被普遍消减甚至被摧毁，那么该国法律政策的适用性会被降低，甚至等同于一纸空文，社会也会陷入一定的混乱，而法律的基础性价值之秩序价值也将消失。该文还论证了国际法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而在基因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文化多样性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方面提出了相关问题的解决路径，并提出我国应当采取的措施，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政治因素考量。刘银良（2014年）的《国际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研究》是难得的优秀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主要考察中美之间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的知识产权相关冲突及其历史背景，即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演化历程，特别是美国利用“特别301调查”与“337调查”展开政治博弈对我国的影响，并在最后提出了我国面对国际知识产权政治发展之策略。

国内研究成果的综述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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