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泰朗的面包：一种令人厌恶的体验

男人重新捡起了毕达哥拉斯的傲慢的善恶二元论，为己所用，蒙泰朗可列入这个悠久的传统中。他在尼采之后认为，只有弱势时代才赞扬永恒的女性，英雄应该起来反对Magna Mater⁽¹⁾。这个精通英雄主义的专家，致力于把女人赶下台去。女人是黑夜、混乱、内在性。关于托尔斯泰夫人，他写道：“这痉挛的黑暗，绝对是纯粹状态的女性。”⁽²⁾据他看来，今日的男人赋予女性缺陷以积极形象，真是十分愚蠢和卑劣，人们谈论女人的本能、她们的直觉、她们的预言能力，本来却应该揭穿她们的缺乏逻辑、她们顽固的无知、她们无法把握真实的无能；事实上，她们既不是观察家，也不是心理学家；她们既不会观察事物，也不理解人；她们的神秘是一个诱饵，她们不可探测的宝库具有虚无的深度；她们没有什么可以给男人的，只能损害男人。对蒙泰朗来说，母亲首先是大敌；在青年时期的一出戏剧《流亡》中，他搬上舞台的是一个母亲阻止儿子参军的故事；在《奥林匹克竞技者》中，那个想投身于体育运动的少年，被他母亲怯弱的自私“阻止”了；在《单身汉》和《少女们》中，母亲以引人憎恶的笔调描绘。她的罪恶就是想把儿子永远关在她肚子的黑暗中；她使他变成残废，为的是能够独占他，以此填满她的存在的虚空；她是最可恨的教育家；她切断孩子的翅膀，让他远离他向往的高峰，她使他变得愚蠢和卑劣。这些叱责不是没有根据的。但通过蒙泰朗对妻子—母亲的明确责备，显而易见，他憎恶她的是他自己的出生。他认为自己是神，他想成为神，因为他是男性，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的人”，因为他是蒙泰朗。神不是被生出来的；如果他有身体的话，他的身体是在既坚硬又柔顺的肌肉中铸成的意志，而不是生与死默默地栖息其中的肉体；这终有一死的、偶然的、脆弱的、他否认的肉体，他要母亲来承担责任。“阿喀琉斯身上唯一脆弱的地方，就是被他母亲捏住的地方。”⁽³⁾蒙泰朗从来不想承担人的状况；从一开始，他引以为豪的东西就是害怕地逃跑，逃避通过肉体介入世界的自由包含的危险；他想确认自由，可是拒绝介入；他没有牵挂又没有根底，却梦想自身是至高无上地封闭的主体；回忆自己肉体的起源，扰乱了这个梦，他凭借自己惯用的一个方法，他不是克服它，而是否认它。

在蒙泰朗看来，情人像母亲一样不祥；她妨碍男人在自己身上复活神；他宣称，女人的命运就是在直接性中生活，她用感受来滋养自身，她沉醉于内在性中，她渴望幸福，她想把男人关在里面；她感受不到超越性的冲动，她没有崇高感；她喜欢处在衰弱中，而不是处在充盈力量中的情人，是受苦中而不是欢乐中的情人；她希望他解除武装和不幸，甚至想不顾事实让他相信自己不幸。他超越她，由此他摆脱她，她想把他限制在她自己的尺度内，以便攫住他。因为她需要他，她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一个寄生的人。通过多米尼克的眼睛，蒙泰朗让和拉纳拉格一起散步的女郎出现时，“宛若没有脊椎的生物，吊在她们的情人的手臂上，如同乔装打扮的大鼻涕虫一样”⁽⁴⁾；据他看来，除了女运动员，女人都是不完整的人，注定要受奴役；她们软绵绵的，没有肌肉，没有对世界的控制力；因此，她们想方设法要获得一个情人，最好是一个丈夫。据我所知，螳螂的神话蒙泰朗没有用过，但他用的是它的内涵：对女人来说，爱是吞噬；她号称献身，实则夺取。他举出托尔斯泰夫人的呼喊为例：“我通过他而活。我为他而活；我要求他对我也一样。”他揭示这样一种疯狂爱情的危险，他感到《传道书》里的话真实得可怕：“一个对你怀有恶意的男人，胜过一个对你有善意的女人。”他援引利奥泰⁽⁵⁾的经验：“我的手下人结了婚，便成了半个男人。”尤其对“高级的人”来说，他认为结婚不妙；这是一种可笑的平庸化；试想能不能说：埃斯库罗斯夫人，或者“我要去但丁家里赴宴”？一个堂堂男子汉的威望要为此扫地；尤其婚姻破坏了主人公美妙的孤独，他“需要不让自己分心”⁽⁶⁾。我已经说过，蒙泰朗选择了一种没有对象的自由，就是说，他更喜欢自主的幻象，而不是介入世界的真正自由；他想捍卫这种自由自在，对抗女人；女人拖累人，压抑人。“这是一个严酷的象征：男人不能笔直向前走，因为他所爱的女人挽着他的手臂。”⁽⁷⁾“我在燃烧，她却把我熄灭。我在水上行走，她拖住我的手臂，我沉了下去。”⁽⁸⁾既然她仅仅是缺乏、贫困、否定，而且她的魔法是虚假的，那么她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蒙泰朗没有作解释。他仅仅骄傲地说：“狮子理所当然害怕蚊蝇。”⁽⁹⁾但是回答显而易见：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自然很容易自认为是君主，当小心翼翼不肯负重时，自然很容易自认为强有力。蒙泰朗选择了容易的办法，他宣称崇尚难以达到的价值，但他力图很容易就达到这些价值。《帕西法尔》中的国王说：“只有我们给自己戴上的王冠，才是值得戴在头上的。”这是个方便的准则。蒙泰朗的额头上戴得太重了，他身穿紫红袍，可是，只要外人看一眼就可以发现，他的王冠是彩纸做的，他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国王那样，全身赤裸。梦中行走在水上，比起真正走在陆地上远远不那么累人。因此，狮子蒙泰朗带着恐惧避开女性这蚊蝇，他害怕真实的考验。⁽¹⁰⁾

如果蒙泰朗真的使永恒的女性的神话破灭，那就应该祝贺他，否定了女人才能使女人成为人。但可以看到，他没有打碎偶像，他把她变成魔鬼。他自己也相信这种晦暗不明的、不可约减的本质：女性；他步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之后尘，认为她应从否定去界定；女人由于缺乏阳刚气而是女人；这就是一切女人应该忍受而不能改变的命运。企图摆脱这命运的女人，处于人类阶梯的最低一级，她不能成功地变成男人，也放弃了成为一个女人；她只是微不足道的丑八怪、一个幌子；她是一个躯体和一个意识的事实不会赋予她任何实体，蒙泰朗不时是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者，他似乎认为，只有阴柔和阳刚的概念才占有存在；不属于两者的个体，只是表面的存在。他无可挽回地谴责这些“半鸟半女人的吸血鬼”，她们胆敢作为自主的主体出现、思想和行动。他想通过勾画安德蕾·阿克邦的肖像，证明任何竭力把自己变成一个人物的女人，都会变成扮鬼脸的木偶。当然，安德蕾是丑陋的，没有风度，穿着不好，甚至肮脏，指甲和前臂脏兮兮的，给她灌输的一点点文化足以扼杀她的女性特征；科斯塔尔向我们保证，她是聪明的，但蒙泰朗描写她的每一页都表明她十分愚蠢；科斯塔尔声称对她抱着同情；蒙泰朗使我们感到她令人讨厌。通过这种灵活的模棱两可的描写，他证明了女性智力的愚蠢，并确定生得难看在女人身上败坏了她趋向的一切男性品质。

蒙泰朗想把女运动员算作例外；她们通过自主地锻炼身体，可以征服一个人的精神、心灵，但仍然很容易把她们从这高处拉下来；他热情地赞颂一个一千米赛跑的得胜女运动员，却悄悄地离开她；他不怀疑很容易勾引她，而他希望她能免于这种地位下降。多米尼克没有能够一直待在阿尔邦叫她的高峰上；她爱上了他：“那个曾是精神和灵魂的女人流着汗，发出香气，而且喘着气，小声地咳嗽。”⁽¹¹⁾阿尔邦生气了，把她赶走。可以认为，一个女人由于体育训练而扼杀了她身上的肉体；自主的存在注入女人肉体是丑恶可耻的；一旦意识进入了女人的肉体，它就是可憎恶的。女人最好成为纯粹的肉体。蒙泰朗赞成东方人的态度：女性作为享乐对象，在人间有一个位置，无疑是卑微的但是有价值的位置；她在男性从中得到的乐趣中，并仅仅在这乐趣中找到生存的理由。理想的女人是完全愚蠢的和完全顺从的；她总是准备好接待男人，而对他一无所求。杜丝⁽¹²⁾就是这样的女人，阿尔邦不时赞赏她，“杜丝，愚蠢得可爱，随着愚蠢程度的增加，总是更加令人垂涎……在爱情之外一无用处，于是他坚定而又温柔地回避她。”⁽¹³⁾小个子的阿拉伯女人拉迪佳就是这样，她是沉静的爱情之兽，驯服地接受乐趣和金钱。可以想象，在一列西班牙火车上遇到的这样一头“雌兽”：“她的神态是这样愚蠢，以致我开始想得到她。”⁽¹⁴⁾作者解释说：“在女人身上令人恼火的是她们想有理智；她们夸大了她们的动物性，她们勾画出超人。”⁽¹⁵⁾

然而蒙泰朗决不是一个东方的苏丹；首先他缺乏肉欲。他远远没有毫无保留地在“雌兽”身上寻欢作乐；她们是“病态的、不健康的、从来不是绝对干净的”⁽¹⁶⁾；科斯塔尔告诉我们，小伙子的头发比女人的头发发出更强烈、更好闻的气味；他有时在索朗热面前，在“这种甜蜜蜜的，几乎令人恶心的气味和这没有肌肉、没有神经、像一条白色鼻涕虫的身体”⁽¹⁷⁾面前感到厌恶。他梦想与他更相称的、更对等的人之间的拥抱，温柔会从被战胜的力量中产生……东方人从女人身上得到肉欲的快乐，由此在情侣之间建立起肉体的相互性，这正是《圣经·雅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和许多阿拉伯诗歌赞美意中人的热烈祈求所表达的东西；当然有坏女人，但也有妙不可言的女人，追求肉欲的男人信赖地投入她们的怀抱，而不感到屈辱。而蒙泰朗的主人公总是处于防守地位：“夺取而不被夺取，这是高级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唯一可以接受的公式。”⁽¹⁸⁾他乐意谈到欲望来临的时刻，他觉得这是男性进攻的时刻；他回避享乐的时刻；也许他会发现，他也出汗、喘气、“发出他的香味”；但是不，谁敢呼吸他的气味，感觉到他湿漉漉的呢？他解除武装的肉体不为任何人存在，因为没有任何人面对着他，他是唯一的意识，透明的、至高的、纯粹的在场；如果快感是为了他的意识本身而存在的，那么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会反过来作用于他。他得意地谈起他给人的快乐，从来不提他得到的快乐，因为获得，这就是依附。“我向一个女人要求的，是给她乐趣。”⁽¹⁹⁾快感的热烈、鲜活是共同谋划的，他不容许任何共同谋划，他更喜欢控制人的高傲的孤独。他在女人身上寻找的不是肉欲的，而是精神的满足。

首先是一种骄傲的满足，它期待表现出来，而不冒危险。在女人面前，“就和走近马、公牛时的感觉一样，同样的不确定，同样的衡量自己的能耐的兴味”。⁽²⁰⁾同别的男人衡量一下，这会是很大胆的；他们会加入比赛；他们会强加给你意料不到的计算方式，他们会让外人来裁决；面对一头公牛、一匹马，你自己做裁判，这是更有把握得多的事。女人也是这样，如果选择得好，便独自面对她：“我不喜欢处于平等地位，因为在女人身上，我寻找的是孩子。”这种愚蠢的大白话什么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寻找的是孩子，而不是对等的人呢？蒙泰朗如果宣称，他，蒙泰朗，没有对等的人，也许会更真诚；说白了，他不想有对等的人，他的同类使他害怕。在写作《奥林匹克竞技者》的时期，他赞赏运动中竞争的严格，竞争分出等级，不能作弊，但是他自己没有听取这教训；在他后来的作品和生活中，他的主人公像他一样不用作任何对抗，他们与动物、风景、孩子、孩子般的女人打交道，永远不同对等的人打交道。蒙泰朗不久以前热衷于运动的明晰、严谨，现在只接受这样的女人作为情人：他出于小心翼翼的傲慢，不需要担心她的任何评头论足；他选择的女人是“被动的和植物的”，幼稚的，愚蠢的，爱钱的。他一贯避免给予她们一种意识，如果他发现有某种意识的痕迹，他就勃然大怒，一走了之；他不同女人建立任何主体间关系，她在男人的王国中只应是一个普通的有生命的对象；他从来不把她当做主体来考虑；他从来不考虑她的观点。蒙泰朗的主人公是自大狂，这种伦理十分方便，他只关心同自身的关系。他喜爱女人—更确切地说他博得女人喜爱—不是为了享受她，而是为了享受自身，由于女人绝对低下，她的存在揭示了男性实质的、本质的和不可变更的优势；没有危险。

因此，杜丝的愚蠢使阿尔邦“从某种方面重构古代半神娶了一个神奇的鹅妈妈的感受”⁽²¹⁾。一旦科斯塔尔接触到索朗热，便变成一头壮美的狮子：“他们刚刚坐在一起，他便把手放在姑娘的大腿上（在她的连衣裙上面），然后把她放在自己身体的当中，好像一头狮子把它的爪子放在猎获的肉块上……”⁽²²⁾这个动作，那么多的男人每天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十分谦逊地完成了，科斯塔尔向他们宣称，这是“我主的原始动作”⁽²³⁾。如果情人和丈夫像他一样有庄严感，在占有情妇之前拥抱她们，他们不用花很多代价便了解这些强有力的变形。“他朦胧地闻着这个女人的脸，像一头狮子撕咬着抓在爪子中的肉时不时停下来舔舔它。”⁽²⁴⁾这种食肉兽的骄傲，不是男性从女性身上获得的唯一乐趣；对他来说，她是用来自由体验自己心情的借口，而且总是不冒风险，做做试验。科斯塔尔有一夜甚至以忍受痛苦为乐，痛苦的滋味受够了，他轻快地扑向一只鸡腿。一般人只能难得允许自己这样任性。还有其他或强烈或微妙的乐趣。比如，纡尊降贵；科斯塔尔迁就到回复有些女人的信，有时甚至表示关心；他对一个有灵感的小农妇卖弄了一番博学之后，写道：“我怀疑你能否理解我，但是，如果我降低到你的水平，那就更好。”⁽²⁵⁾有时，他乐于按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一个女人：“我希望你对我来说像一块缠头巾……我把你抬高到我的地位，就是希望你不要有别于我。”⁽²⁶⁾他给索朗热制造一些美好的回忆，以此取乐。尤其当他同一个女人睡觉时，他着迷地沉浸于自己的挥霍，他是个给人快乐、平静、热情、力量、快感的人，他花费的这些财富使他满足。他丝毫不欠他的情人们；为了确定这一点，他常常付她们钱；即使性交是双方的，女人也是他的受恩者，而他不是，她什么也没有给予，他则是夺取。因此，他使索朗热失去童贞那天，把她打发到盥洗室去，觉得是绝对正常的；即使一个女人受到百般宠爱，男人对她感到局促不安总是不成的；他理所当然是男性，她理所当然是女性，注定要冲洗下身。在这里科斯塔尔的傲慢非常忠实地模仿粗野行为，很难把他与没有教养的旅行推销员区分开来。

一个女人的首要责任，是顺从他的豪爽要求；当科斯塔尔设想索朗热不欣赏他的抚爱时，他大发脾气。他疼爱拉迪佳，是因为他插入她的身体时，她的脸闪出快乐的光芒。这时他感到既是食肉兽，又是高贵的王子的快意。我们不禁感到困惑，如果被占有和得到满足的女人只是一样可怜的东西，一堆跳动着意识代用品的平淡乏味的肉，那么占有和满足的迷醉又从何而来？科斯塔尔怎么能跟这些无用的造物浪费这么多时间呢？

这些矛盾心理显示出他的傲慢，这只不过是虚荣心而已。

比当强者、慷慨的人、主子更妙不可言的快乐，就是对女性的怜悯。科斯塔尔不时激动地在心里感到如许博爱的沉重和同情、如许“对女人的怜悯”。有什么比硬心肠的人意外的温柔更令人感动呢？当他俯身对着女人这些有病的动物时，他在自己身上复活了埃皮纳尔⁽²⁷⁾画片的崇高形象。即使是女运动员，他也喜欢看到她们被战胜，受了伤，疲乏不堪，受到伤害；至于其他女人，他希望她们尽可能地解除武装。她们的月经令他厌恶，但科斯塔尔告诉我们：“他总是喜欢女人来月经的那几天……”⁽²⁸⁾有时他向这种怜悯让步；他竟至许下诺言，虽然无法兑现，他许诺要帮助安德蕾，要娶索朗热。当怜悯从他心中退走时，这些诺言便烟消云散了，他没有权利食言吗？是他制定游戏规则，他只有一个对手，只同自己比试。

低下，可怜，这还不够。蒙泰朗希望女人是可鄙的。他有时认为，欲望和蔑视的冲突是一出动人的悲剧：“啊！希望获得被蔑视的东西，多么动人的悲剧啊！……几乎在同一个动作中要吸引过来又推拒出去，点燃又赶快扔掉，像划一根火柴那样，这就是我们与女人的关系的悲剧！”⁽²⁹⁾事实上，只有从火柴的角度来看才是悲剧，而这是可以忽略的角度。至于划火柴的人，考虑的是不要烧到自己的手指，显而易见，这种操练使他高兴。如果他的乐趣不是“希望获得被蔑视的东西”，他就不会一直拒绝希望得到他敬重的东西：阿尔邦就不会推拒多米尼克；他会选择“在平等中去爱”；他可以避免如此蔑视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毕竟，在理论上看不出一个年轻、漂亮、热情、简单的小个子西班牙舞女如此可鄙；是因为她贫穷，出身低贱，没有文化吗？恐怕在蒙泰朗看来，事实上这并非缺点。他看不起她尤其是因为她天经地义是女人；他说得很清楚，并非女性的神秘引起男性的遐想，而是这些遐想创造了这种神秘；但他也把自己主观性要求的东西投入到客体中，并非因为她们是可鄙的，他才蔑视女人，是因为他想蔑视她们，他才觉得她们卑劣。尤其在她们和他之间距离越大，他就越是感到自己栖息在高傲的峰顶；这就解释了为何他为自己的主人公们选择了一些如此差劲的女人：他用来同大作家科斯塔尔相对照的，是一个受到性欲和无聊折磨的外省老处女，还有一个极右的、愚蠢的、自私的小资产阶级女子；这是用非常卑微的尺度去衡量一个优秀个体，这种笨拙的谨慎使我们觉得他非常渺小。但没有关系，科斯塔尔自以为伟大。女人最微不足道的弱点足以培育他的傲慢。《少女们》的一段文字特别能说明问题。索朗热在同科斯塔尔睡觉之前，先打扮一下。“她上盥洗间，而科斯塔尔回想起，他有过一匹母马，它这样骄傲、这样讲究，他骑在它的背上时它从来不小便，也不大便。”这里显示出对肉体的厌恶（人们想到斯威夫特：西莉亚在大便），想把女人等同于一头家畜，拒绝承认她有任何自主，哪怕是小便的自主；尤其当科斯塔尔愤怒时，他忘了他也有膀胱和结肠；同样，当他对一个浑身汗水、发出气味的女人感到恶心时，他抹掉了自己所有的分泌物，他是一个由结实的肌肉和性器官组成的纯粹的精神。蒙泰朗在《致欲望之泉》宣称：“蔑视比欲望更高贵。”而阿尔瓦罗说：“我的面包是厌恶。”⁽³⁰⁾当他自我沉醉时，蔑视是多么好的借口啊！由于沉思和判断，人们感到完全不同于被判决的另一个人，不花代价便洗刷掉受到指责的污点。蒙泰朗在他整个一生多么陶醉地发泄对世人的蔑视！他仅仅揭露他们的愚蠢，便自以为聪明，仅仅揭露他们的怯弱，便自以为勇敢。在德军占领法国初期，他对被打败的同胞嗤之以鼻：他自己既不是法国人，又不是战败者；他超然物外。总之，委婉地说，他呀，蒙泰朗，发出指责，却和别人一样没有预见到败北；他甚至不同意当军官，马上又开始火冒三丈地指责起来⁽³¹⁾。他假装为自己的厌恶而抱歉，是为了更真实地感受厌恶和更进一步以此消遣。事实上，他感到乐在其中，千方百计引导女人做卑劣的事。他乐于用金钱和首饰去引诱贫穷的姑娘，她们接受他不怀好意的礼物，他就快活。他以同安德蕾玩性虐待狂的游戏来取乐，不是让她痛苦，而是看着她堕落。他怂恿索朗热犯下杀婴罪；她同意这样做，科斯塔尔的感官便欲火炎炎，他在蔑视的快活中占有了这个可能的杀人凶手。

这种态度的关键，是那篇毛虫的寓言给我们提供的：不管里面隐藏着什么意图，它本身已相当能说明问题⁽³²⁾。蒙泰朗往毛毛虫身上撒尿，放过一些毛毛虫，弄死另外一些，以此取乐；他开玩笑地怜悯那些竭力想活的毛毛虫，宽容地让它们碰碰运气；这种游戏使他着迷。没有毛毛虫，小便就只是一种分泌物；它变成生与死的工具；面对爬行的虫子，放松膀胱的人体验天主的专横和孤独；不会受到报复的威胁。因此，面对雌兽，这雄兽在台座上时而残酷，时而温柔，时而公正，时而任性，给予、夺回、给人满足、怜悯、发怒；他只服从自己的乐趣；他是至高的、自由的、独一无二的。这些牲畜必须是牲畜；人们有意选择它们，恭维它们的弱点，把它们看成牲畜，如此穷追猛打，它们最后都接受各自的地位。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州的白人就是这样着迷于黑人的小偷小摸和谎言，他们因此更坚信自己的肤色给予他们的优越地位；如果其中一个黑人固执地要保持正直，白人就进一步虐待他。在集中营里，人就这样有步骤地变坏，庄园主的子孙在这种卑劣行为中找到证明，他们有超人的本质。

这种巧合并不偶然。众所周知，蒙泰朗赞赏纳粹的意识形态。他着迷地看到卐字形成为太阳十字，在一个太阳节日里取胜。“太阳十字的胜利不仅是太阳的胜利，异教的胜利。它是代表一切旋转的太阳原则的胜利……我看到，在这一天，充满我的、我歌唱的、我全身心都感到主宰我一生的原则胜利了。”⁽³³⁾同样，众所周知，在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他怀着何种合情合理的崇高感，向法国人提议学习这些“散发出力量的伟大风格的”⁽³⁴⁾德国人。使他在旗鼓相当的对手面前如惊弓之鸟的那种恐惧感，让他跪在胜利者面前，他相信通过这跪拜，他能同他们等同；他也成了胜利者，这是他始终盼望的，不管是与一头公牛搏斗，与毛毛虫搏斗，还是与女人搏斗，与生命本身和自由搏斗。这样说是不错的：在胜利之前，他已经焚香礼拜过了“极权的魔术师们”⁽³⁵⁾。像他们一样，他一直是虚无主义者，他总是憎恨人。“人甚至不值得被引导（人类不需要对你做什么就让你如此憎恨）。”⁽³⁶⁾像他们一样，他相信，有些人，不管种族、民族还是蒙泰朗他本人，掌握一种绝对特权，使他们对他人有一切权利。他的整个道德观呼吁进行战争和迫害，并为之辩解。为了判断他对女人的态度，有必要仔细考察这种伦理观。因为毕竟需要知道她们以什么名义受到谴责。

纳粹的神话有一种历史的基础结构：虚无主义表达了德国的绝望；英雄崇拜为几百万士兵为之捐躯的积极目的服务。蒙泰朗的态度没有任何积极的对立面，它只表达他自己的存在选择。事实上，这个英雄选择了恐惧。在所有人的意识中，都有一种要达到至高无上的企图，但这种意图只能通过冒险得到确认；任何优越地位从来不是恩赐的，因为人约减到他的主观性中，便什么也不是；等级是在人的行为和作品中才能建立的；业绩要不断地去获得，蒙泰朗知道这一点。“人只有对准备为之冒险的东西才有权利。”可是，他从来不愿意在自己的同类中冒自己的险。正是因为他不敢面对人类，才取消它。《死了的王后》中的国王说：“人的障碍是使人愤怒的障碍。”这是因为他们揭穿了有虚荣心的人在自己周围创造的迷惑人的“仙境”。必须否认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蒙泰朗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曾给我们描绘人与人的冲突；和平共处是生动的伟大戏剧，他回避它。他的主人公总是独自站在动物、孩子、女人、风景面前；他忍受着自己的欲望的折磨（就像《帕尔齐法尔》中的王后）或者忍受他自己的要求的折磨（像《圣地亚哥的主人》），但他的身边永远没有人。甚至《梦》中的阿尔邦也没有同伴，普里内生前，他憎恨普里内，他只对普里内的尸体激动。蒙泰朗的作品就像他的生平一样，只接受一种意识。

同样，一切感情都从这个世界消失；如果只有一个主体的话，不可能有主体间关系。爱情是微不足道的；并非以友谊的名义，爱情遭到蔑视，因为“友谊缺乏内脏”⁽³⁷⁾。人与人的一切团结都被高傲地拒绝了。英雄没有塑造出来，它没有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看不出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要去关心对我而言是同时代的外界事物，而不是无论过去哪一个年代的事。”⁽³⁸⁾别人发生的任何事对他来说都不重要：“说真的，对我来说，事件毫不重要。它们在我身上照射的光芒掠过我时，我才喜欢它们……因此，它们愿意怎样就怎样吧……”⁽³⁹⁾行动是不可能的：“有热情、能量、胆量，却由于不相信任何与人有关的东西，便不能用来支配它们！”⁽⁴⁰⁾就是说，一切超越性都是被禁止的。蒙泰朗承认这一点。爱情和友谊是无意义的，蔑视妨碍行动；他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他不相信天主。剩下来只有乐趣的内在性：“我唯一的雄心就是比别人更好地利用我的感官，”⁽⁴¹⁾他在一九二五年这样写道。还有：“总之，我想要什么呢？占有这样的人：他们在平静和诗意中令我喜欢。”⁽⁴²⁾一九四一年，他写道：“我这个不停指责的人，我在这二十年中做了些什么呢？这些年是一个使我充满欢乐的梦。我各种生活都体验过，沉醉于我喜欢的东西，我嘴对嘴地接触生活！”⁽⁴³⁾不错。但女人不正是因为躺在内在性中，才被人践踏吗？蒙泰朗以何种更高的目的、何种更伟大的意图，去反对母亲和情人占有的爱呢？他自己也在寻求“占有”；至于“嘴对嘴地接触生活”，许多女人都超过了他。确实，他古怪地品味奇特的感受：从动物、小伙子、未到青春期的小姑娘那里得到的感受；一个热烈的情人竟没有考虑过把她十二岁的女儿放到他的床上，他为此感到愤怒，这是一种缺少热情的平庸。难道他不知道女人的肉欲也像男性的肉欲一样折磨人吗？如果是根据这个标准去给两性分等级，她们也许占优势。说实话，在这一方面，蒙泰朗惊人地前后不一。他以“交替”的名义宣称，由于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因而一切具有同样价值；他接受一切，他想拥抱一切，他乐于让他的豁达吓坏母亲们；然而是他在德军占领法国期间要求对电影和报纸进行“严格调查”⁽⁴⁴⁾；美国姑娘的大腿使他恶心，一头公牛发光的性器官却令他兴奋，各有所好；人人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创造“仙境”；这个爱饮酒作乐的人以什么价值的名义厌恶地唾弃别人的欢宴呢？因为这些欢宴不是他的欢宴吗？整个伦理观就在于成为蒙泰朗吗？

显然他会回答，享乐不是一切，必须要讲方式。必须让快乐成为弃绝的反面，必须让享乐者也感到拥有一个英雄和一个圣人的品质。但是许多女人精于把她们的乐趣与自己塑造的高大形象调和起来。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蒙泰朗的自恋梦，比她们的梦更有价值呢？

事实上，正因为这关系到梦。因为蒙泰朗拒绝一切客观的内容，所以他玩弄的词如伟大、神圣、英雄主义只是假象。蒙泰朗害怕拿他的优越地位放到人们当中去冒险；为了沉醉于这种令人兴奋的酒，他躲到云彩中，因为独一无二者必定是至高无上者。他把自己关在空中楼阁里，镜子无尽地把他的形象反射回来，他以为居住在土地上就够了，但他只是一个束缚于自身的隐居者。他自以为是自由的，却为了自我失去了自由；他根据从埃皮纳尔画片借用来的规格制作蒙泰朗的塑像。阿尔邦赶走多米尼克，是因为他在照镜子时发现一张傻瓜的脸表明了这种奴役状态，只有通过别人的眼睛才成为傻瓜。高傲的阿尔邦让自己的心屈从于他蔑视的这种集体意识。蒙泰朗的自由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现实。他没有行动的目的，自然不可能行动，他用手势来聊以自慰，这是一出滑稽剧。对他而言，女人是合适的对手；她们给他配戏，他夺取了头牌角色，他戴上桂冠，穿上紫红色衣服，但这一切是在他的私人舞台上进行的；来到公共广场，处在真正的灯光中，在真实的天空下，这个演员便什么也看不清了，再也站不稳，他跌跌撞撞，倒了下来。科斯塔尔在清醒时叫道：“说到底，这些在女人身上得到的‘胜利’是多么可笑啊！”⁽⁴⁵⁾的确，蒙泰朗给我们提供的价值、业绩是可悲的玩笑。使他沉醉的丰功伟绩也不过是手势，决不是业绩，他为佩雷格里努斯的自杀，帕尔齐法尔的大胆，那个让对手躲在自己的雨伞下、然后在决斗中劈死他的日本人的潇洒而激动。但他宣称：“对手本人和他被认为要体现的思想，没有那么高的重要性。”⁽⁴⁶⁾这句表白在一九四一年有弦外之音。他还说，凡是战争都是美的，不管结果如何；力量总是可赞叹的，不管它为什么服务。“如果我们想保持唯一可以接受的人的概念的话，也即人同时是英雄和智者，那么我们必然走向没有信仰的战斗。”⁽⁴⁷⁾奇怪的是，蒙泰朗对一切事业高傲的漠然，不是倾向于抵抗运动，而是倾向于民族革命；奇怪的是，他最高的自由是选择了屈从；奇怪的是，他不是在游击队中，而是在战胜者中寻找英雄智慧的奥秘。这也不是偶然的。《死了的王后》和《圣地亚哥的主人》的假崇高导致的是这种欺骗。由于这些剧本想达到的意图更多，就更能说明问题，其中可以看到两个威严的男性，将只因是人而有罪的女人牺牲给他们空洞的骄傲；她们希望获得爱情和人间幸福，为了惩罚她们，夺取了其中一个的生命，夺取了另一个的灵魂。如果我们要问以什么名义这样做？作者会再一次高傲地回答：什么名义也不要。他不希望国王以过于严厉的理由去杀死伊涅丝；这样杀人只是普通的政治罪行。他说：“我为什么要杀她？无疑有一个理由，但我不去辨别。”理由是必须让太阳的原则战胜人间的平庸，但这个原则我们已经看到了，不阐明任何目的，他要求毁灭，如此而已。至于阿尔瓦罗，蒙泰朗在一篇序言中告诉我们，他对当时的某些人感兴趣的是“他们不容置辩的信仰、他们对外界现实的蔑视、他们对毁灭的兴趣、他们动辄就要发火的愤怒”。圣地亚哥的主人正是把他的女儿牺牲给这种愤怒。他要给这种愤怒饰以神秘这个闪光的美好字眼。喜欢幸福超过喜欢神秘，难道不是平庸吗？事实上，牺牲和舍弃只有一个目的、一个人类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超越特殊爱情和个人幸福的目的，只能在承认爱情和幸福的价值的世界上才能显现；“年轻女工的道德”比虚幻的仙境更为真实，因为它植根于生活和现实中，正是从这里喷发出更广泛的愿望。很容易设想一下伊涅丝·德·卡斯特罗在布痕瓦尔德⁽⁴⁸⁾，国王以国家利益为托词向德国大使献殷勤。许多年轻女工在德国占领期间得到我们的尊敬，而蒙泰朗则不会。他满口的空洞词汇由于空洞无物而变得危险，超人的神秘容忍一切人间的破坏。事实是，在我们谈到的惨剧中，它由两种谋杀来确定，一种是肉体的，另一种是精神的；阿尔瓦罗很快便变成一个凶狠、孤独、让人认不出的宗教裁判所大法官；国王不被人理解，他被人抛弃，像希姆莱⁽⁴⁹⁾一样，也很快变得和阿尔瓦罗一样。杀女人，杀犹太人，杀女性化的男人和受犹太人影响的基督徒，杀以这种高傲思想的名义去屠杀时感到兴味或乐趣的一切。只有通过否定，否定的神秘才能确立。真正的超越是积极迈向未来，人的未来。假英雄为了说服自己到达很远的地方，飞得很高，他总是向后看，向脚下看；他蔑视人、指责人、压迫人、迫害人、折磨人、屠杀人。他正是通过作恶向别人表示，他自认为高于别人。当蒙泰朗停止“嘴对嘴地接触生活”时，他用一只手指威严地向我们指点的，就是这样的高峰。

“如同拉阿拉伯戽斗水车的驴子一样，我旋转，我旋转，盲目地，无休无止地沿着自己的足迹重复走着。只不过，我没有抽上来清凉的水。”对于蒙泰朗在一九二七年做出的这个表白，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清凉的水从来没有喷射出来过。也许蒙泰朗不得不点燃烧死佩雷格里努斯的柴堆，这是最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他宁愿躲藏在自我崇拜中。他不但没有献身于他不会使之变得繁华的世界，反而满足于在其中映出自己；他按照只有自己的眼睛能看到的海市蜃楼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写道：“君主们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溃败时也是自如的。”⁽⁵⁰⁾因为他在失败中自得其乐，所以自以为是国王。他从尼采那里学到，“女人是英雄的消遣物。”他相信，只要拿女人来取乐，就可以被奉为英雄。如此等等。正如科斯塔尔所说的：“说到底，多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