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夏文明的当代价值思考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持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的正面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他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又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华夏文明在新时期的使命与任务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曾经为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富强起来，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尽管中国政治上独立了，经济上崛起了，军事实力也越来越强大，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不能满足形势发展需要。我们在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在国际舆论场上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改变，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理论是用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学术上的话语权建立不起来，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我国的内政外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民族文化要发挥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感召力等作用，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也需要大力发展繁荣优秀传统文化。但现在我国的文化发展现状还不能满足这些需要。比如，我国经历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口袋鼓了，但一些领域出现了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如何解决？发展市场经济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拉大，穷人和富人之间如何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我国地域广阔，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域歧视如何消除？中国在崛起，如何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更好地与他们和平共处？在国际上，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崩溃论，如何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以正视听？

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是不够的。这些问题都涉及文化认同，也就是价值观认同问题，而文化认同又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只有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的学术、思想、理论上的话语权，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与任务所在。

（二）学界关于华夏文明当代价值的讨论

关于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讨论，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难以一一列举，这里只讨论一些有共同倾向性的观点。比如，学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与制度割裂开来，认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好的，可以弘扬，但传统政治是专制制度，应该批判。也就是说儒家道德是好的，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是坏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很多。比如，杜维明先生就反对“三纲”、肯定“五常”，认为“三纲”代表了专制等级制，是需要批判的，而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经过现代诠释是可以弘扬的。杜先生把传统儒学分为道、学、政三个方面，认为政治儒学是需要批判的。他认为，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内圣外王，就是通过自己内在的修身而后通过经世治理天下。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从汉代以来，在政治文化中突出表现的不是圣王而是王圣，也就是指没有通过修身而获得权力的人，他要求的不仅是政治权力，还要求意识形态的指导和道德的权威。所以这使得儒家圣王的思想异化为王圣的现实。圣王的观点与泛道德主义或造神运动都有关系。杜先生认为，一个彻底政治化的儒家社会要比一个纯粹的法家社会对人的迫害和压迫更厉害。^[3]

汤一介先生与杜维明先生的观点最为接近，他也是把儒学分为政统、道统、学统三个方面，否定政统、肯定学统。汤先生认为，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它的“三纲”“六纪”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因而对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稳定的作用。但是，把道德教化的作用夸大，使中国重“人治”而轻“法治”，而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而美化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汤先生认为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它的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儒学在这些方面可提供有意义的资源较为丰厚。当前甚至以后，对儒学不应政治意识形态化，学术最好归学术。汤先生比较认同的儒家价值观有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等。^[4]

陈来先生在总结当前的新儒学研究现状时指出，中国的新儒学研究以哲学史研究为主流，对社会历史的大叙述不感兴趣，也就是更注重思想家的精神追求、价值理想、哲学思考、人生体验，注重儒家作为德性伦理的传统。^[5]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陈来先生认为传统价值观主要是私德，私德是公德的基础。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是就个人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来讲的。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要落脚在个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终的指向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具体的操作，一定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为条件、为落脚点。^[6]

郭齐勇先生认为，必须将历史上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儒教和作为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系统的儒学明确区别开来。作为教育教化制度并得到官方支持的儒教可以崩溃，但作为个人内心信仰的对象，作为生活的信念与理想，作为立身行世的准则，作为内在的以之生以之死的精神，对个体而言，即便是在现代或未来社会，却是可以永远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儒学的现代价值、普遍意义才是值得重视的。对儒教的政治化色彩，不仅新一代学人十分反感，实际上现当代新儒家也实行了冷处理。现当代新儒家不能忘怀的是儒家的心性哲学以及对个人安身立命的功能。^[7]

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后建制化的儒学崩溃，儒学变成了“游魂”，现代社会儒学已不可能重新建制化，游魂正是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不可能再企图由内圣直接通向外王。儒学的本分在修身、齐家，而不在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属于“私领域”，治国、平天下属于“公领域”。^[8]

李泽厚先生认为，儒学的特点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宗教性道德是内圣，社会性道德是外王，宋明理学总是将社会性道德合并，纳入宗教性道德，要求宗教性道德决定社会性道德，于是一方面出现以理杀人的悲剧，一方面培育了一大批假道学、伪君子。今天应该把这两种因素、两个方面、两种道德从儒学中分解出来，把剪不断理还乱的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的这个传统尽可能分清楚，宗教性道德可以经由转化性创造而成为个体对生活意义和人生境界的追求，社会性道德可以经由转化性创造，而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中国形式。^[9]

以上学者并不属于同一学派，但都认为传统社会政教合一不好，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不好，而传统价值观可以弘扬。问题在于，如果否定了传统政治，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取得的成就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传统价值观得不到官方认可，不以制度为依托，这些价值观是如何传播，如何发挥作用的？所以笔者认为，制度不是中性的，制度也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与制度的统一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有学者就认识到了经典中的价值观与制度中所体现的价值观的区别。比如，秦晖先生认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这主要就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心性义理之学只有落实到这一层面，才有可能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10]秦晖先生虽然认识到了制度中所体现的价值观的重要性，但他的结论却与以上各位学者的观点差不多。秦晖先生指出，从秦至清的整体看，中国吏治传统的主流是“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着法家制度文化与儒家典籍之间的明显紧张。面对有霸道而无王道的现实，汉以后的历代儒者也都接受了“内圣外霸”的状态，就制度与典籍而言是儒表法里，就理念与行为而言是内圣外霸。^[11]秦晖先生同样否定传统政治。他比以上诸位学者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因为他把书本上的道德与制度中所体现的道德区别开了，所以他不简单地同意传统道德好、传统政治坏这个观点。道理很简单，他认为体现到制度中的道德才是最重要的，书本上的道德再好，没有体现到制度中有什么用呢？

笔者不同意把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政治割裂开来，认为传统道德好、传统政治坏这种观点。笔者认可制度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才是更重要的这种观点，但不认同秦晖先生所谓“儒表法里”“内圣外霸”的观点。笔者认为，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政治是统一的，传统政治是传统价值观的载体。中国的传统道德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依托于传统政治制度得到了实现，尽管并不是完全的、完美的现实。既然价值观与政治是统一的，不能离开传统政治抽象谈弘扬传统美德，而传统政治又不存在了，到底该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答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诠释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统一起来。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诠释华夏文明

割裂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政治这种做法的根源在哪里？根源正是西方的学术、思想、理论话语霸权。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宗教、政治是割裂的，西方的科学、宗教、艺术是各自独立的，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普世价值与西方政治上的现实主义也是各自独立的。独立有独立的好处，也有独立的缺点。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追求学术、信仰与政治的统一，追求统一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当然也会有流弊。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学习不等于照搬照抄。在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时把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割裂开来的做法，是在西方强势学术话语下的照搬照抄，是中国学术话语失语的表现。

中国学者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很珍惜、很自豪，但又对中国传统政治上的专制很厌恶。所以一方面要弘扬传统美德，一方面渴望西方的自由、民主。这在理论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很难操作。中国学者往往对西方的民主有一种很天真的幻想，认为只要引进了西方式民主，社会就宽容了、自由了，其实这种思想是建立在对西方的误解、误读之上的。比如，汤一介先生认为：“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往往至少要由两套社会机制来维系，一套是较为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民主政治等），另一套是社会的道德准则（它往往和宗教信仰或伦理体系分不开）。前者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但它主要应是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和要求人民对社会尽一定的义务；而后者则往往和人们的个人信仰有关。对于后者，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就不应用政治权力去干涉，它对政治来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从历史上看，用政治权力打击宗教往往适得其反。”^[12]这种政治与道德两套社会机制相互独立的观点其实正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是西方学术话语对西方社会现实的理论概括。其实两套社会机制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政治、法律制度应该体现社会的道德准则。西方政治上的民主宪政、意识形态上的普世价值以及宗教上的基督教信仰表面上是各自独立的，但其实三者是相互配套的。非西方社会由于没有基督教传统，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这样的文化背景，仅仅移植西方的民主模式是很难成功的。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好，关键是这种价值观也在政治上得到了切实的体现。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政治，那是以现代的标准（主要是现代西方的标准）苛责传统。其实中国传统政治在历史上是很先进的，是促进历史发展的。中国保持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直到近代，而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就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现在的欧盟还有很大的离心倾向。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一个专制制度，完全没有积极作用，为什么大一统的局面没有改变，为什么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如果说传统中国只有专制，那为什么会有多民族的和谐相处，多元的信仰和而不同，为什么会有儒、释、道三教合一？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有宗教迫害、宗教战争，直到现在仍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还有学者在鼓吹“文明冲突论”。西方国家把普世价值挂在嘴上，实际上行霸权主义之实。西方文化难道就那么好吗？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体现了王道精神、仁政精神、和而不同的精神、协和万邦的精神、天下为公的精神，绝不仅仅是一个专制所能够概括的。为传统政治正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把传统价值观作现代诠释，而且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如果按照西方的模式，学术的归学术，让传统美德仅仅作为学术话语停留在书本上，不能与社会主义政治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其作用必将是有限的。所以，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统一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未中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光辉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也充满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加主动、更加自觉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胜利。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和道路已经明确，接下来要做的现代诠释的工作还很多很繁重，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