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原人文精神：华夏历史文明的培养

中共河南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强调，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为统领，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让中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有3000多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是河南的突出优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中原崛起、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新时代让中原更加出彩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华夏历史文明积淀深厚是河南的突出优势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是中华文化之根源和主干，为中原地区发展和华夏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原文化内涵丰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其中处于统领地位的是蕴含价值理念追求的思想文化。河南历来是出思想、出理论的地方，在思想理论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原文化伟大成就的标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宴、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其中北宋以前的14位思想家中，有8位是河南人，这足以说明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

河南之所以在历史上出过重彩，有这些先进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是重要原因。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河南是理学的发源地，理学是儒家文化发展的第二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近千年之久。今天我们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学是绕不开的文化遗产和资源。如何评价理学，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目前，对理学持负面评价的观点依然有很大市场，比如有学者认为，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为强化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服务，从政治作用来说，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有学者认为，理学制约和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它排斥和阻碍了接受外来的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及成就，它扼杀和阻挠自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从而成为社会前进的惰力。有学者认为，理学崇尚空谈、与社会现实脱节，等等。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评价一种思想学说，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看它是否有创新，是否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看其主流作用和影响，而不应以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苛求古人。

以此为评价标准，理学无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其积极作用是主要方面。理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理学的主流是不能否定的，否定了理学，就等于否定了宋、元、明、清4个王朝近千年的历史。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道学（即理学）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起了巩固的作用。但在当时的世界中，封建还是进步的社会制度。中国就是以它的封建文化领导东亚各国，影响欧洲国家。就全世界范围看，对于中国这一段光荣历史，道学也是有贡献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为传统文化正名，抵制文化虚无主义。

那么理学到底有哪些创新呢？要谈宋代理学的创新，首先要看汉唐儒学遇到了什么问题。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学说，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和个人伦理，社会政治伦理是讲治国的，主要探讨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完美的政治秩序，个人伦理是讲做人的，主要探讨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人。儒家思想认为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天道，也就是自然规律，这就是天人合一。在汉代，探讨自然规律的学说是阴阳五行学说，儒家伦理就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之上。魏晋以降，汉代大一统王朝解体，佛教、道教流行，士人阶层被释、道二教高深玄奥的理论所吸引，汉代粗糙简陋的天人感应学说失去了市场。这样，就导致儒家伦理失去了超越世俗的理论基础，儒家价值观沦为了世俗的伦理，失去了神圣性，儒家价值观凝聚人心、维持国家统一的功能大大降低。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理学又称新儒学，相对于汉唐的旧儒学，理学的创新之处在于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的理论精华，为儒家伦理确立了形而上的理论基础，使儒家价值观具有了超越世俗的神圣性，恢复了凝聚社会人心、维持国家统一的功能，引领着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繁荣。

汉唐儒学在学术形态上是经学，经学主要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层面的治国理政，以及社会层面的宗族秩序的维持。而宋明理学致力于儒家价值理念的阐发，理学的主要任务培养人，而不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在自然观方面，汉唐儒学认为自然运行的规律是阴阳五行，宋明理学则认为阴阳五行只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不是自然规律本身，自然规律是阴阳五行之上的理。在历史观方面，汉唐儒学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五德终始，而宋明理学的历史观是王霸之辩。在人性论方面，汉唐儒学坚持性三品论，而宋明儒学有性即理、心即理之辨。理学以儒家伦理为主干，把释、道二教的理论精华吸收过来融为一体，实现了儒学的更新升级，改变了唐代佛教、道教兴盛而儒家思想衰老的状况，引领着中华文明继续繁荣昌盛。

总之，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明，不断发展创新，一路向前进的。中华文化落后是清代后期统治阶级闭关锁国造成的，是统治阶级背离了中华文化发展方向的结果，并不是中华文化本身的问题。中华民族有5000年灿烂的文明史，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华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不能以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来否定中华文化。要理直气壮地为传统文化正名，这样才会有文化自信。河南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源与主干，这是河南的优势而不是包袱。河南过去是出思想、出理论的地方，现在要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要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就更要出思想、出理论，让中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加出彩。

（二）传承华夏历史文明推进思想理论创新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这里依然以发源于河南的宋代理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当代的理学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范式，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理学研究和哲学史取向的理学研究范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理学研究，其优点是重视理学的实践层面，从而表彰事功学派，缺点是贬斥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主流派为空谈心性。哲学史范式的理学研究，其优点是重视理学的价值理想层面，对理学主流派别的思想范畴进行了条分缕析，缺点是把理学的价值层面与实践层面割裂了开来，使理学思想成了难以理解的概念发展史。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理学，这种方法本身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以往的研究没有把唯物史观与理学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是把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当作了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搬到了理学研究中来。西方哲学史上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是因为西方哲学把物质与精神对立了起来，片面强调其中一方是世界的本源而否定另一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不是统一于精神。同时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物质是永恒运动的，并且是有规律地永恒运动，而人是可以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规律、运用规律以改变世界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把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作为主线来研究理学，实际上是犯了机械主义的错误，即片面夸大物质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归根结底依然是把物质与精神对立了起来。哲学史范式的理学研究，其对哲学的理解是西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把本体与现象、理性与经验做了截然分割，认为理学的核心范畴“性与天道”相当于西方的理性本体。这实际上是把精神与物质分割开来，片面强调精神、理性，这种研究背离了理学的实际，因而同样不能正确认识理学。

这两种范式的理学研究，其共同之处是把物质与精神对立了起来，不同之处在于各自强调其中一方而贬低另一方，结果是都不能正确解读理学。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诠释宋代理学呢？答案很明确，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确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中国人民所接受，除了因为它是科学的理论，还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结构上有相同之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得以实现了现代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统一的。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宋代理学，一方面可以使理学实现现代化，从而焕发出生命力，另一方面可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结构上有相同之处，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二者都把物质与精神、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前提是把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其中的一点为世界的本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认为人的思维通过实践可以认识物质的运动规律，并利用规律来改造物质世界，所以物质与精神统一于实践活动，因而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旧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对以往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一种扬弃和超越。同样宋代理学也是把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理与气、太极与阴阳、道与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理学各派别对这些核心范畴有争论，但这些争论是在承认本体与现象统一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这些争论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把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观点，理学继承并弘扬了这个传统。在本根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理学内部有争论。张载认为应该以气为本，程颐认为应该以理为本，在理与气孰为根本上张载与程颐有分歧，但二人都不认为理与气是对立的，所以二人的争论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

理学各派虽有争论，但各派之间并无不可逾越之鸿沟，而是有着共同的理论预设，是对立统一的整体。理学内部有不同派别的争论恰恰是理学有生命力的表现，各派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绝对对立、相互否定的关系。理学各派的争论不是西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关系。那么中国学者为什么仍然用了西方的概念，认为张载的唯气论属于唯物论，程朱的理气论属于客观唯心论，陆九渊的心学属于主观唯心论呢？原因在于，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哲学就是特指西方哲学，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标准，所以研究理学必须用西方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不合适也得用，不然就没有办法开展研究。用西方哲学范畴为标准研究理学，把本体与现象对立的哲学范畴套用在本体与现象统一的理学思想上，必然会歪曲、误解理学思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确立中国特色的理学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把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这正与理学的思想相符合，可以正确地诠释理学，建立中国自己的哲学标准。河南是理学的发源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诠释理学，建立中国特色的理学研究方面理应走在前面。

（三）传承华夏历史文明培育中原人文精神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具体到河南，就是要塑造当代中原人文精神，弘扬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中原文化，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为中原崛起、民族振兴提供精神力量。

这里就涉及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统一的，不能把这三者割裂开来。这三种文化都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宋明理学在中国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发展中，在中华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建立主体意志结构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在宋代理学影响下产生的。封建时代的仁人志士、近代的革命家在严酷的斗争中气节不改，也是以理学思想作为精神支柱。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也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取得胜利，就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任，除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指导外，对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是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向世界展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升华，也是自强不息、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战时的弘扬。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同志刻苦学习、钻研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传承和创新，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光辉典范。河南的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人文精神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习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习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习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习总书记这些高屋建瓴的论述为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新时代的人文精神指明了方向。

河南有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优势，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中原人文精神就是中原文化不断传承创新的表现。在新时代，只有进一步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三种精神才能得到切实地弘扬，才能有效抵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的侵蚀，才能凝聚起中原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力，从而让中原更加出彩。而这无疑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也必然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