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兴起与范氏家风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修身的道理与持家的道理是相通的，持家的道理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是相通的。把家庭关系处理得非常和睦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一个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官员，他的家风也一定是很正的。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在范仲淹身上很圆满地体现了出来。范仲淹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业绩和精神，学者已经讨论的很多了。本文重点探讨范仲淹的治家和家风。

（一）范仲淹良好家风的表现

范仲淹家风正，表现在他能够带头践行孝、俭、廉等美德，对子弟要求严格，乐善好施，厚待族人。《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是：“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161]富弼对范仲淹的评价是：“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162]范氏家风正，根本原因在于范仲淹个人品德修养高，对自己要求严格，为家人做出好榜样。

范仲淹为政清廉，这与其安贫、节俭的家风是分不开的。这方面的记载有很多，“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而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163]“公子纯仁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164]在家书中也不忘谆谆教导家人“各宜节俭”^[165]，“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166]。只有生活节俭，才能为官清廉。

范氏一门好仁义、轻富贵、乐善好施。史料记载：“公自政府出，归焚黄，搜外库，惟有绢三千匹，令掌吏录亲戚及闾里知旧，自大及小，散之皆尽，曰：‘宗族乡党，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哉？’”^[167]“仲淹待诸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168]“公遣子尧夫到姑苏般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何如？’曼卿曰：‘两月矣。三丧在浅土，欲葬之而北归，无可谋者。’尧夫以所载舟麦付之，单骑自长芦捷径而归。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留滞丹阳，时无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与之？’尧夫曰：‘已付之矣。’”^[169]范纯仁在外面不用请示范仲淹，就敢于捐出财物帮助别人，说明范仲淹平日言传身教，轻财好施已经成了家人的习惯。由于范仲淹不蓄私财，以至于“身殁之后，诸子家贫无归，日借官屋以居，仅蔽风雨。”^[170]

范氏好家风还表现在严格要求子弟及家人。范仲淹年轻时勤学苦读，“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171]。青年只有勤学才能成才，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范仲淹是这样做的，也要求自己的子弟这样做。他在家书中谆谆教导侄子：“二郎、三郎，并勤修学，日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172]，“三郎不得慢易，勤学勤学！”^[173]在给朱氏三哥的家书中，范仲淹劝三哥“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174]。范仲淹还教育家人遵守法律，做官要清廉，他在家书中说：“自家置少义田，不可却令漏税”^[175]，“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176]，“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177]。范仲淹不仅自己清廉，为家人做出榜样，还教导子弟廉洁奉公，不要做官商勾结营私的事。

范氏家风还表现在厚待族人。苏州范氏与范仲淹关系疏远，并且对范仲淹没有养育之恩，但范仲淹做官后依然厚待苏州族人。正如南宋人楼钥所说：“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178]钱公辅在《义田记》中称赞范仲淹“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于其里中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179]。对此范仲淹有自己的说法：“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180]范仲淹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要求很严，生活节俭，对族人却非常慷慨。范仲淹不但厚待范氏族人，也不忘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朱氏族人，“公以朱氏长育有恩，常思厚报之。及贵，用南郊所加恩，乞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诸兄弟，皆公为葬之，岁别为飨祭。朱氏子弟以公荫得补官者三人”^[181]。

钱公辅对范仲淹置义田以赡养宗族的行为大为赞赏，因为能这样做的士大夫并不多，“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钟禄，其邸第之雄，舆马之盛，声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弗得其门而入者，岂少哉？”“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而廪稍之充，奉养之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操壶瓢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钱公辅认为范仲淹赡养族人的义举甚至超过了春秋时期的贤人晏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今观文正公之义，其与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于生前，而文正公之义垂于身后”。钱公辅认为范仲淹“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陲，功名满天下”^[182]，而兴办义田赡养宗族的义举一点也不亚于其政治上的功业。

（二）儒学复兴是范氏良好家风产生的背景

范仲淹为何会有这么好的家风呢？主要原因在于范仲淹刻苦钻研儒家经典，接受了儒家价值观，真正实践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高度评价范仲淹：“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183]富弼在范公《墓志铭》中赞扬范仲淹：“公为学好明经术，每道圣贤事业辄跂耸勉慕，皆欲行之于己。自始仕，慨然有康济之志。凡所设施，必本于仁义而将之以刚决，未尝为人屈挠”，“如公乃韩愈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184]。南宋人潜说友在《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中指出：“德以仁义而立，则德为纯德；功以仁义而立，则功为宗功；言以仁义而立，则言为格言。固未有无所立而能不朽者，亦未有外仁义而能卓然有立者”，“盖公之于仁义，如饥渴之于饮食，须臾不置。其见于修身齐家，处宗族，待闾里，居官行事，爱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谓道大德具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义之所充拓”，“若公则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于德。无他，仁义以为之主也。德立，则功与言俱立矣”^[185]。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范仲淹依据的都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义。

范仲淹重视血缘亲情、厚待宗族，并没有因私而废公，没有导致从政时的腐败。相反，他很好地处理了公与私的关系，于私勤俭持家、乐善好施、家族和睦，于公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敢于担当，齐家、治国两不误，家风、政风都很正。正所谓“观大节必于细事，观立朝必于平日”^[186]。这正是传统文化的伟大之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把对自己亲人的爱，升华为对族人的爱，把对本族人的爱，升华为对其他族人——全天下百姓的爱。这种由小到大不断升华的爱就是儒家讲的仁义。范仲淹身正、家风正、政风也正，范公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家风与政风是相通的，也是统一的。今天应该弘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良传统，重视家风建设，家风正了，才能有风清气正的政风。这是今天的主流观点。

（三）华夏文明中家风与政风是统一的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余英时先生认为，修身、齐家属于“私领域”，治国、平天下属于“公领域”，治平相当于现代西方的“政”，修齐相当于“教”，“政”与“教”在现代社会应该分开，不能企图由“内圣”直接通向“外王”，儒学在现代社会只能在修身、齐家私领域发挥作用。^[187]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在政治上应该实行民主法治，不能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上。这种观点在现在中国的舆论场中还是很有市场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笔者认为不能把政治与文化对立起来，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政治制度与文化表面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二者彼此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一定的制度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制度要很好的运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必须有人们对这种价值观的认同，而价值观认同离不开文化的培育和滋养。今天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我们纪念先贤范仲淹，研讨、弘扬优秀的范氏家风，一定会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积极作用。

【注释】

[1]胡沧泽：《关于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庄锡福、吴承业：《论闽台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

[3]刘登翰：《论闽南文化》，《福建论坛》2003年第5期。

[4]刘福兴：《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之比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5]杨海中主编：《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6]李振宏：《大陆学界河洛文化研究的现状及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7]对河洛文化的这些正面评价可参见张新斌：《河洛文化若干问题的讨论与思考》，《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8]薛瑞泽：《河洛文化的概念问题》，《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9]杨海中主编：《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0]李志坚：《王潮、王审知兄弟治闽与中原文化的南传》，载张新斌等主编《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11]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林之奇：《故左奉议郎临安府府学教授周仁仲行状》，《拙斋文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黄榦：《贡士黄君仲玉行状》，《勉斋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黄榦：《处士潘君立之行状》，《勉斋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真德秀：《监车辂院詹君墓志铭》，《西山文集》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王迈：《莆阳方梅叔墓志铭》，《臞轩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刘克庄：《林沅州墓志铭》，《后村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陆游：《傅正议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八。

[21]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八。

[22]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八。

[23]叶祖洽：《先生行状》，载陈襄著《古灵集》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范祖禹：《宝文阁待制郑公墓志铭》，《范太史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曾肇撰：《曾太师公亮行状》，载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林光朝：《观文殿学士致仕赠特进叶公行状》，《艾轩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景范教育基金会编：《范学论文集》下册，（香港）新亚洲出版社2004年版。

[28]刘道兴、杨德堂主编：《范仲淹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29]脱脱：《选举志》，《宋史》卷一百五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30]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3、144页。

[3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32]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33]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34]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3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36]脱脱：《范仲淹传》，《宋史》卷三百一十四。

[37]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载《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一，《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38]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39]李裕民：《范仲淹变法新论》，载于《范学论文集》第三卷，（香港）新亚洲出版社2006年版。

[40]邢恕：《上哲宗五事》，《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九。

[41]苏辙：《上哲宗论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宋朝诸臣奏议》卷二十四。

[42]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

[43]陈亮：《论执要之道》，《陈亮集》卷二。

[4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康定元年二月丙午，中华书局2004年版。

[4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二，皇祐四年正月丙寅。

[4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三，皇祐四年十月庚寅。

[47]范纯仁：《上神宗论刘琦等责降》，《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九。

[48]吕中：《仁宗皇帝·台谏》，《宋大事记讲义》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楼钥：《雷雪应诏条具封事》，《攻魄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50]文天祥：《御试策一道》，《文山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51]周煇著，刘永翔校注：《祖宗家法》，《清波杂志校注》卷一，中华书局1994年版。

[52]脱脱：《史浩传》，《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5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贞观四年六月乙卯，中华书局2011年版。

[54]李昉：《州郡部二》，《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二月辛酉。

[56]《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壬申。

[57]程民生：《宋代洛阳的特点与魅力》，《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5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四月癸卯，中华书局2004年版。

[5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景德三年十二月己卯。

[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景德四年二月乙酉。

[6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五，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庚辰。

[6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八，景祐三年五月戊寅。

[6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

[6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

[6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二，庆历三年七月甲午。

[6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98页。

[67]《炀帝纪》，《隋书》卷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

[68]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43页。

[69]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52页。

[70]《旧唐书》卷六十九，《张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71]《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

[72]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52页。

[7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戊辰。

[7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戊辰。

[75]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78页。

[76]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77]《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78]《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李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79]《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正月丁卯。

[8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2页。

[8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2页。

[82]冯尔康：《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83]《兵志》，《新唐书》卷五十。

[84]马端临：《兵考三》，《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

[85]《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八月乙卯。

[86]《则天皇后纪》，《旧唐书》卷六。

[87]王应麟：《兵志》，《玉海》卷一百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马端临：《兵考十三》，《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89]郑樵：《通志》卷四十一，《都邑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0]秦观：《进策·安都》，《淮海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张方平：《论京师军储事》，《乐全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2]关于唐宋变革研究参见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

[93]《安重荣传》，《旧五代史》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

[9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95]李攸：《勋臣》，《宋朝事实》卷九，中华书局1955年版。

[96]《兵一》，《宋史》卷一百八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

[97]白寿彝总主编：《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中国通史》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98]马端临：《国用考二》，《文献通考》卷二十四。

[99]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

[101]马端临：《兵考六》，《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

[102]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103]相关研究成果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4]黄宗羲，全祖望：《士刘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六，世界书局1936年版。

[105]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载张载《张载集》前言，中华书局1978年版。

[106]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314页。

[107]徐规，杨天保：《走出“荆公新学”》，《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08]当然这也并不绝对，汉代一些儒生即要求实行禅让制，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94、195页。

[110]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11]程颢、程颐：《论政篇》，《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

[11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113]脱脱：《张载传》，《宋史》卷四二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4]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115]张载：《经学理窟·月令统》，《张载集》。

[116]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

[11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8页。

[118]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集》。

[119]程颢、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二程集》。

[120]张载：《张子语录后录》上，《张载集》。

[121]程颢、程颐：《论政篇》，《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

[122]程颢、程颐：《伊川先生语十一》，《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

[123]程颢、程颐：《论政篇》，《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

[124]程颢、程颐：《论政篇》，《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

[125]程颢、程颐：《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二程集》。

[126]程颢、程颐：《论经筵第一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

[127]程颢、程颐：《论经筵第二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

[128]程颢、程颐：《论经筵第三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

[129]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万章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

[130]程颢、程颐：《上太皇太后书》，《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

[131]程颢、程颐：《上太皇太后书》，《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

[132]程颢、程颐：《乞归田里第三状》，《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

[133]《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4]王安石：《上时政疏》，《王文公文集》卷一。

[135]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庚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

[136]程颢、程颐：《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程集》。

[137]程颢、程颐：《上仁宗皇帝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二程集》。

[138]程颢、程颐：《二先生语四》，《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二程集》。

[1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

[140]程颢、程颐：《明道先生行状》，《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

[141]程颢、程颐：《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二程集》。

[142]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43]王安石：《上龚舍人书》，《王文公文集》卷二。

[14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480页。

[145]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146]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文渊阁四库全书。

[147]王安石：《虔州学记》，《王文公文集》卷三四。

[148]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2页。

[149]梁启超：《王荆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9页。

[150]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王文公文集》卷八。

[151]王安石：《答曾公立书》，《王文公文集》卷八。

[152]陈师道：《后山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3]苏轼：《东坡志林》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4]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5]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56]范浚：《香溪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7]刘敞：《公是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8]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一。

[159]刘敞：《公是集》卷四九。

[160]郑獬：《郧溪集》卷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1]脱脱：《范仲淹传》，《宋史》卷三一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

[162]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载《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一，《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163]《常以俭约率家人》，《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范仲淹全集》。

[164]《子纯仁娶妇》，《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范仲淹全集》。

[165]《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范文正公尺牍》卷上，《范仲淹全集》。

[166]《与朱氏》，《范文正公尺牍》卷上，《范仲淹全集》。

[167]《散绢报宗族乡党》，《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范仲淹全集》。

[168]王偁《范仲淹传》，《范文正公集续补》卷第一，《范仲淹全集》。

[169]《遣子尧夫到姑苏搬麦》，《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范仲淹全集》。

[170]《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范文正公集续补》卷第二，《范仲淹全集》。

[171]《范仲淹传》，《宋史》卷三一四。

[172]《与中舍》，《范文正公尺牍》卷上，《范仲淹全集》。

[173]《与忠宣公》，《范文正公尺牍》卷上，《范仲淹全集》。

[174]《与朱氏》，《范文正公尺牍》卷上，《范仲淹全集》。

[175]《与中舍》，《范文正公尺牍》卷上，《范仲淹全集》。

[176]《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范文正公尺牍》卷上，《范仲淹全集》。

[177]《与朱氏》，《范文正公尺牍》卷上，《范仲淹全集》。

[178]楼钥：《范氏复义宅记》，《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范仲淹全集》。

[179]钱公辅：《义田记》，《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范仲淹全集》。

[180]《告子弟书》，《范文正公集逸文》，《范仲淹全集》。

[181]《厚报朱氏长育有恩》，《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范仲淹全集》。

[182]钱公辅：《义田记》，《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范仲淹全集》。

[183]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一，《范仲淹全集》。

[184]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一，《范仲淹全集》。

[185]潜说友：《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范仲淹全集》。

[186]叶大发：《高邮军兴化县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记》，《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范仲淹全集》。

[18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