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洛阳地位的转变

洛阳居于“天下之中”，向有“九朝古都”之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指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洛阳在中国的古都中资格是最老的，另外唯一一个可与洛阳地位相提并论的古都是西安，历史上称为“长安”。作为古都，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在唐代以前，往往是两京轮流做都城，当洛阳不是都城的朝代，也往往是陪都。但两京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唐宋之际发生了转折，长安从五代开始与都城无缘，洛阳与开封组成了一对新“搭档”，轮流作为国都。北宋时期的洛阳称作西京，成为陪都，而且也是其都城史上最后的陪都时期，北宋灭亡后，其地位迅速下降，与长安一样沦为一个区域性城市。可见唐宋之际是洛阳都城史的一个转折时期，这一转变有什么具体表现，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变，本文就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一）唐宋时期洛阳地位的转变

唐代洛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正式成为国家的都城，其余长时期内是作为陪都存在。但即使作为陪都，洛阳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洛阳在唐代政治地位重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皇帝经常“巡幸”“驻跸”洛阳，洛阳的宫殿建筑规模宏伟，洛阳的中央政府机构健全，许多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洛阳，等等。

唐代经常巡幸、驻跸洛阳的皇帝有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等。隋代洛阳的宫殿在隋末战乱中被焚毁。唐太宗即位后，于贞观四年（630）下令修建洛阳宫以备巡幸，因谏官反对而作罢。次年，太宗又命令修洛阳宫，虽遭官员谏阻而不为所动。官员反对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太宗对自己坚持修建洛阳宫的解释是“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53]。洛阳宫竣工后，太宗三次巡幸洛阳。贞观十一年（637），太宗首次巡幸洛阳，次年返回长安。贞观十五年（641）太宗第二次巡幸洛阳，准备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因出现彗星而未能成行，于当年返回长安。贞观十八年（644），太宗第三次到达洛阳，在这里整军备战，于次年亲率大军远征辽东，但这次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唐高宗在位共33年，期间巡幸洛阳7次，累计时间长达11年之久。显庆二年（657），高宗首次巡幸洛阳，诏改洛阳为东都。高宗称两京为自己的“东西二宅，来去不恒”^[54]，经常往来于洛阳、长安两都之间。高宗长住洛阳，自然要对洛阳的宫殿进行大规模修建，并设立中央政府机构。洛阳的宫城和皇城的布局基本上和长安相似，宫城中也有含元殿，皇帝常朝所在宣政殿在含元殿的西边，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在含元殿和宣政殿的东西两方，尚书省则设在洛阳东城。高宗时期，在皇城的西南修建了上阳宫，高宗常在此听政，相当于长安的大明宫。高宗在洛阳处理的大事主要是策划远征朝鲜半岛的三个国家高丽、百济、新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另外，高宗于乾封元年（666）到泰山进行了封禅大典，这些都是唐太宗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于洛阳。

在唐代帝王中，武则天对洛阳的重视无人可比。从高宗去世到705年武则天在政变中被赶下台，武则天共执政22年，期间只有长安元年（701）到长安三年（703）回长安2年，其余时间全部在洛阳居住。光宅元年（684），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洛阳正式成为都城。垂拱四年（688），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建武氏崇先庙，又修建了华丽的明堂。永昌元年（689），武则天举行明堂典礼，明堂典礼是帝王功德勋业、至高无上统治权力的象征。明堂不仅用于祭祀，也是帝王对大臣的训政之所，也可接待蕃夷使节，可举行儒、释、道三教辩论会。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在洛阳建武氏七庙，即皇族武氏的太庙。同年，武则天“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55]。天册万岁二年（696），武则天到嵩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同时期契丹和东突厥军队先后入侵河北，武则天调动军队成功进行了反击。神龙元年（705）十一月，武则天病逝于洛阳上阳宫。

唐玄宗生于洛阳，在位期间共巡幸洛阳5次。开元五年（717），玄宗首次巡幸洛阳，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武则天时期的一些不合礼制的建筑，为被武则天镇压的李唐宗室进行平反，也就是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另外，玄宗还处理了同奚、契丹等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相关事情。玄宗第二次巡幸洛阳在开元十年（722），处理了同契丹相关的事情，并北上巡幸了山西。开元十二年（724），玄宗第三次巡幸洛阳，这次主要是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期间改封两位契丹郡王，并将两位公主嫁给二王。开元十九年（731），玄宗第四次巡幸洛阳，期间巡幸了唐朝的龙兴之地北都太原。同时策划了攻打奚、契丹的战役，并取得胜利。开元二十二年（734），玄宗第五次巡幸洛阳，主题依然是关注东北同契丹的战事。玄宗频繁的巡幸洛阳，一方面是顾及东北的国防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到洛阳“就粮”，以减轻关中漕运的负担。但晚年的玄宗有怠政情绪，日益厌倦了巡幸。恰好在这个时候，大臣裴耀卿改革了漕运，使漕运的成本大大下降。并且开元二十五年（737）关中开始实行和籴法，减轻了对江淮漕运的依赖，史称：“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56]从开元二十四年（736）自洛阳返回长安后，玄宗再也没有巡幸洛阳。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大大衰落，关东大部分地区沦为节度使割据、混战的场所，唐廷无暇东顾，洛阳受到冷落，其重要性大大降低。

宋代西京洛阳是陪都，与都城东京开封并称“二京”。如上所述，唐代东都洛阳政治地位很重要，并一度成为都城。宋代洛阳的政治地位则不如唐代高，正如学者指出，洛阳结束都城的历史，成为典型的陪都后，“淡化政治，走向新的发展道路”，“政治失落，文化又崛起了；朝廷迁走，园林则发展了；权力削弱，魅力却突出了”^[57]。宋代洛阳政治地位下降集中表现在朝廷关于迁都的几次争论中。

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巡幸洛阳，此行有三项议程，拜谒安陵，举行祭祀天地的南郊典礼，考察迁都洛阳事宜。前两项议程都很顺利，唯独迁都洛阳的想法遭到了大臣的一致反对。大臣李怀忠劝阻道：“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晋王赵光义也认为“迁都未便”。宋太祖不为所动，迁都的态度很坚决，“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最后晋王说：“在德不在险。”太祖不得不放弃迁都的想法，但发出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58]之叹。宋代最坚决的一次迁都洛阳的动议就此流产。

真宗是宋代唯一两次巡幸洛阳的皇帝。宋代洛阳人对本地光辉的帝都历史记忆犹新，所以非常希望恢复以往的光荣。景德三年（1006），“西京父老再诣阙，请车驾朝陵毕临幸”^[59]，得到了真宗的召见。景德四年（1007）真宗到巩县祭祀皇陵后，巡幸洛阳，修建太祖神御殿，设置国子监、武成王庙。“西京父老恳祈驻跸”，无奈真宗根本没有这个意图，对宰相说“周公大圣人，建都据形胜，得天地正中，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艰于馈运耳。”^[60]在洛阳停留不到一个月便匆匆离去。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顺路巡幸洛阳，真宗对随行大臣说：“洛阳宫阙壮丽，然城北地隘，谷、洛浅滞，辇运艰阻，谅非久居之所，第因行礼，暂巡幸耳。”^[61]皇帝两次巡幸洛阳，都表达了洛阳不宜久居的意思，想必洛阳父老相当失望。

景祐三年（1036），迁都之议再起。大臣孔道辅建议迁都西洛，仁宗征求范仲淹的意见，范仲淹认为不必迁都，但可以在洛阳广积粮草，以备急难之需，“国家太平，岂可有迁都之议。但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方不宁，则可退守。然彼空虚已久，绝无储积，急难之时，将何以备。宜托名将有朝陵之行，渐营廩食”，“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62]。范仲淹显然很看重洛阳的险要地形，认为当战争来临时可以退守洛阳，但宰相吕夷简认为范仲淹的建议很迂阔，不切实际，所以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仁宗庆历年间，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久拖不决，北方的契丹觉得有机可乘，于是派使节到宋朝进行讹诈，要求宋朝归还关南十县的土地。这次外交危机虽然因大臣富弼出使契丹而得到解决，但宋朝边防薄弱的问题却完全暴露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迁都之议又被提了出来。一些官员想起了景祐年间范仲淹“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这个事，请求按范仲淹的主意办。宰相吕夷简依然表示反对，“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必长敌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63]。范仲淹不同意吕夷简的建议，他认为建都大名只能是虚张声势，因为大名根本守不住，不过修建洛阳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加固东京开封。吕夷简则认为，如果契丹兵临东京城下，那就彻底完了，城墙再高也没有用，“故设备宜在河北”。最后，朝廷接受了吕夷简的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

吕夷简的建议虽然最终成为朝廷的决策，但赞成范仲淹观点的人还是很多的，史称“议者多附仲淹议”。范仲淹上疏重申自己的观点，“朝廷未修东京，而先修北都，臣谓东京根本也，北都枝叶也”，“若巡幸北京，六军尽出，回顾京师，亿万之中，或奸凶窃发为乱，陛下之心能安于外乎？”“至于西洛，帝王之宅，太祖修营，盖有意在子孙，表里山河，接应东京之事势，连属关陕之形胜”，“愿朝廷留意，常委才谋重臣，预为之备”^[64]。韩琦也赞同范仲淹的观点，“如欲驻跸北京，以张军势，臣恐敌众由德、博渡河，直趋京师，则朝廷根本之地，宗庙、宫寝、府库、仓廩、百官、六军室家所在，而一无城守之略，陛下可拥北京之众却行而救之乎？”韩琦提出的对策同样是“营洛邑”，“今帝都无城隍之固以备非常，议兴葺则为张皇劳民，不若阴葺洛都以为游幸之所，岁运太仓羡余之粟，以实其廩庾，则皇居壮矣”^[65]。范、韩等官员都认为建大名为北京，危急时巡幸北京是军事冒险行为，只有依靠洛阳的险要地形才能固守中原。主张营建洛阳、倚重洛阳的声音虽然很大，但终宋一代这种意见从来没有被实施，毕竟形势比人强。

宋代洛阳政治地位的下降还表现在洛阳设置的官僚机构级别低。唐代洛阳设置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最高中央机构，而宋代洛阳只设置了御史台、国子监等机构。设置在洛阳的西京留守也是没有实权的荣誉头衔，以安置那些级别高但政治上失势的官员。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洛阳聚集了大批因反对变法而在野的士大夫，他们组成了“耆英会”“真率会”“同甲会”等会社组织诗酒唱酬。宋代洛阳以文化和园林著称，政治上的重要性降低。

总之，唐代东都洛阳一度上升为都城，其政治地位与西京长安难分轩轾，而宋代西京洛阳则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氛围、休闲性质的城市，唐宋之际是洛阳城市定位的一个转折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转变呢，下文将做具体分析

（二）唐代洛阳地位显赫的原因

唐代东都洛阳的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从高宗朝到安史之乱爆发这段时间，既是唐代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洛阳地位最高的时期。可以这样说，盛唐的历史是与洛阳联系在一起的，盛唐时期洛阳的光芒甚至盖过了长安。

唐代洛阳为什么会如此重要？这要从陈寅恪先生所谓“关中本位政策”说起。关中本位政策，指的是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西魏政权割据于关陇一隅之地，无论经济、军事实力还是文化实力，西魏都比不上东魏和南朝，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西魏为了与东魏、南朝相抗衡，制定并实行了关中本位政策。具体说，就是“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66]。关中本位政策的创立者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地域范围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民族是以鲜卑族为主体融合了关中的汉族豪强，内容包括礼制、官制、兵制、刑律和财政等方面，所涵盖的朝代包括西魏、北周、隋、唐，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被完全破坏。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使原本落后的西魏、北周强大起来，最后消灭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隋朝代北周后，南下消灭了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隋末的群雄争霸中，李渊集团继承了关中本位政策，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了唐朝。

关中本位政策核心是人的因素，即鲜卑贵族把关中的汉族豪强纳入府兵系统形成统一的军功贵族，这样关中勋贵便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和信仰，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战斗。与此相对，东魏、北齐虽然在经济、文化方面更先进，但其内部鲜卑贵族与山东士族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不能形成合力一致对外，所以最后被北周消灭。关中本位政策是关中地方政权打天下的利器，一旦统一了全国，这个政策的狭隘性就显露了出来，所以必须进行适时的调整。仁寿四年（604），隋炀帝下诏营建洛阳，指出“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南服遐远，东夏殷大”^[67]，以洛阳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炀帝在洛阳周围修建了洛口仓、回洛仓，以洛阳为中心开挖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炀帝常住洛阳，洛阳成为政治、军事和交通中心。唐代重视洛阳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隋代政策的延续，本质上是对关中本位政策的修正和调整。

李渊虽然在太原起兵，但其家族与隋朝皇室同属关陇集团，因此他首先设法进入关中，定都长安，争取到关陇贵族的支持，有了巩固的后方，然后再谋求统一全国。李渊称帝后，派秦王李世民出关平定山东。在山东地区争霸的群雄史籍中称之为“山东豪杰”，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山东豪杰“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68]。实际上山东豪杰就是山东地区的地方豪强，社会身份上属于寒族，区别于山东高门士族。要平定山东地区，就要争取这些山东地方豪强的支持，以山东人安抚山东，否则仅靠武力镇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李世民首先带领归唐的山东豪杰徐世勣打败刘武周，收复并州；接着又带领徐世勣东征，一举消灭了窦建德和王世充，收复洛阳，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洛阳是战略要地，“翟让、徐世勣之系统人物实以洛阳为其政治信仰之重心”^[69]，李世民占领洛阳后，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成为其个人的势力范围。在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山东豪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旧唐书》记载：“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70]也就是派山东人张亮到洛阳联络山东豪杰，以备争夺皇位失败后的退守之策。李渊为了避免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直接冲突，一度想派李世民出关镇守洛阳，但因李建成的阻挠而作罢，“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71]。在决定皇位归属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其关键实在太宗能利用守卫宫城要隘玄武门之山东豪杰，如常何辈”^[72]，而常何正是徐世勣一派的将领。

可以这样认为，洛阳是李世民的福地，是他的龙兴之地。太宗即位后，刻意压抑山东士族，但对山东豪杰则是着意笼络和重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遭到屡次谏阻的情况下，唐太宗还是坚持要大力营建洛阳宫。因为这是对关中本位政策的修正和调整，长安是关中集团的中心，洛阳是山东集团的中心，要保持大唐的稳定，长安和洛阳缺一不可。

唐高宗生性懦弱，太宗为其选定的辅政大臣也兼顾了关中与山东之间的平衡，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关陇贵族的代表，徐世勣是山东豪杰的代表。这两股势力的对立在高宗废后事件上完全显露了出来。高宗要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王皇后家族本与李唐皇室有联姻关系，皇后舅父柳奭又属于关陇贵族，可见王皇后家族根基深厚，而武则天父亲只是一个木材商人，属于山东寒族。这样，皇后废立之争遂演变成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的一场斗争。当高宗征求太尉长孙无忌、司空徐世勣、左仆射于志宁和褚遂良的意见时，由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属于关陇集团，所以极力反对。褚遂良谏阻道：“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73]徐世勣一人为山东地域之代表，所以是赞成派，徐世勣密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意遂决。”^[74]“世勣在当时为军事力量之代表，高宗既得此助，自可不顾元舅无忌等关陇集团之反对，悍然行之。然则武曌之得立为皇后乃决定于世勣之一言，而世勣所以不附和关陇集团者，则以武氏与己身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也。”^[75]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是关系唐朝政治走向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在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对立中，天平开始向山东集团倾斜。

武则天是不世出的政治奇才，她是绝对不会满足于当皇后的。但武则天要在政治上继续前进面临着两个障碍，那就是她的女性身份和山东寒族身份，这都是关陇贵族反对她的理由。所以武则天要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必须对关陇贵族痛下杀手。如果说唐太宗的政策是平衡关中集团和山东集团的话，那么武则天就是利用山东集团打击关中集团。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是关陇贵族的大本营，为了摆脱关陇贵族的阻挠，武则天决定把政治中心从长安迁到洛阳。高宗7次巡幸洛阳都是立武则天为皇后以后的事。高宗死后，以武则天为首的朝廷常驻洛阳，改洛阳为神都，洛阳成为大唐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武则天当权后，首先把反对她当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贬官、流放。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被杀，裴炎因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并劝武则天归政于子而被杀。武则天任用酷吏，鼓励告密，实行恐怖政治，重点打击反对她的以李唐宗室为首的关陇贵族。

武则天在打击关陇贵族的同时，大力提拔庶族地主充任各级官吏。关陇贵族主要通过门荫制入仕，出将入相，文武不分。武则天大力发挥科举制在选拔官员中的作用，是对关陇贵族入仕的一种抑制。在太宗统治的23年中，共录取进士205人，而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进士即有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76]。武则天为取得下层士人的支持，还开不定期的制科选拔人才，并命令朝臣荐举人才，允许官吏和一般士人自荐。大臣陆贽指出：“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77]“武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78]，“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79]。陈寅恪先生指出，“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80]。可见，武则天之所以在面临巨大反对力量的情况下，还能够牢牢掌握政权，一步步登上皇位，除了用铁腕手段打击政敌外，还借助于并积极推动士族地主衰落、庶族地主上升这个历史潮流。

武则天的用人政策不仅打击了关陇军功贵族，也打击了山东士族。陈寅恪先生对安史之乱前河北（山东）地区文化的“胡化”现象非常不解，“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易解”^[81]。其实，这种现象正是实行科举制造成的结果。实行科举制以后，选拔官员的权力由地方士族手中集中到了中央，士族子弟要做官，必须到京城谋求发展，这样士族不得不离开乡里迁向京畿地区。唐代，大批关东士族迁居长安、洛阳，“最大的迁徙风潮是在高宗、武后及玄宗间开始的，到安史之乱前已基本完成；在这些大士族的著支迁徙中，迁移到河南府者比移到京兆府者几乎多了一倍，河北（山东）大士族的著支向两京一带迁移的迹象尤为明显。”^[82]士族的根基在乡里，一旦脱离宗族乡里，士族就将失去势力依托而走向衰落。伴随着士族的衰落，出身寒族、以文词之科为晋身之阶的进士阶层兴起了。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是唐宋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武则天促进并利用了这个进步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而这个进步是与洛阳联系在一起的。

府兵制是唐朝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内容，破坏府兵制是武则天破坏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途径。贞观十年，在全国各地设置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83]。军府的设置以关中地区为中心，贯彻内重外轻的原则，中央兵力足以控制全国，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84]。陆贽在奏议中指出：“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85]武则天执政后，“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86]为保障关中有充足的府兵兵源，唐朝是禁止移民出关的。武则天敢于违反这个禁令，把数十万户移民到洛阳，目的是把国家的军事重心从关中移到山东。为防止来自东方的叛乱，贞观年间在河北是不设军府的，“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87]。为抵御契丹、突厥的入侵，武则天破例在河北地区设置军府。另外，由于突厥、契丹经常骚扰河北，边境经常告急，府兵征发频繁，逃亡日益增多，普遍征兵制难以为继，军制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实质是由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转为兵农分离的职业军制，改革从武后时期开始，到玄宗时完成，结果是内地府兵制破坏，东北边防节度使坐大，“唯边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88]。唐朝的兵力部署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外重内轻，关中本位政策彻底破坏。

玄宗虽然对武则天的过激做法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那都是表面现象，关中本位政策的破坏是不可逆转的。科举制的壮大，进士集团的出现，府兵制的破坏，募兵制的兴起，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开元盛世正是在武则天时期打下的人才和制度基础上出现的。武则天的统治创造了洛阳的辉煌历史，这种辉煌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乱爆发，此后洛阳的光辉就慢慢暗淡了下来。但是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可能永远保持辉煌，洛阳已经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洛阳的伟大在于它结束了一个门阀士族统治的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兴的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统治的新时代。洛阳既是盛唐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唐宋变革的见证者。洛阳为什么能够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仅仅从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漕运，或表里山河的险要地形等等，诸如此类的客观条件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客观条件必须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起作用。以洛阳为中心的东方地区代表了先进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关中政权则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关中本位政策是统一天下的政策，国家统一以后，历史的天平就开始向以洛阳为中心的东方倾斜，这就是唐代洛阳政治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

（三）唐宋变革与洛阳地位的转变

唐代洛阳政治地位特别重要，而宋代洛阳则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氛围和休闲性质的城市，此后更是下降为一个区域性城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其中原因值得探讨。

洛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北宋时并没有被忘记，宋太祖曾极力推动迁都洛阳以去冗兵。仁宗朝每当边境吃紧的时候，总会有人提出迁都洛阳的建议，原因自然是洛阳有表里山河的险要地形。以至于后人将北宋的亡国归罪于未能迁都洛阳，“宋祖开基，大臣无周公宅洛之谋，小臣无娄敬入关之请，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难。”^[89]而反对迁都洛阳的最大理由就是开封有漕运之便利。其实，山河形胜是否对都城的安全真有那么重要，漕运为什么成了建都最重要的因素，这些本身都是需要探究的问题。

在长安、洛阳、开封三个城市建都的利弊得失上，宋人秦观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值得重视。他在《进策·安都》中首先提出了当时人的主流观点：“臣闻世之议者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长安），其次莫如周（洛阳），至于梁（开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形势之地也。故汉、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来，实始都梁，本朝纵未能远规长安，盍亦近卜于洛阳乎？”秦观不认可这种主张建都洛阳的观点，接着便分析了三个城市的特点，他认为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地形险要，“四塞之国也，故其地利守，自古号为天府”；开封的特点是交通便利，“四通五达之郊也，故其地利战，自古号为战场”；洛阳是东西方之间的要道，“以守则不如雍，以战则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为重，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最后秦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臣以谓汉、唐之都必于周、雍，本朝之都必于梁而后可者，汉、唐以地为险，本朝以兵为险故也”^[90]。秦观认为汉、唐没有那么多军队，所以必须定都在四塞之国，而宋朝驻扎数十万军队于京师，军费又全部由国家供给，所以必须建都在漕运便利之开封。宋人张方平也有类似的看法，“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祖宗受命，规摹毕讲，不还周、汉之宇而梁氏是因。非乐是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己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91]。开封有漕运之利不是什么新观点，宋朝“以兵为险”“依重师而为国”是独到之见，这确实是宋朝出现的新现象。

为什么汉、唐的“以地为险”到宋朝就转变为“以兵为险”？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与唐宋之间的社会变革有关系。唐宋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士族地主退出历史舞台，平民地主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另一表现是寓兵于农的普遍征兵制退出历史舞台，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正式形成。^[92]“以地为险”的实质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对土地有一种依附性，正因为人不能离开一定的地域，所以为了政权的安全，必须寻找一个险要的地形作为根据地。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正好符合这种情况。唐朝政权的核心集团是关陇贵族，关陇贵族是门阀士族的一种，即士族中的军功贵族。士族是不能离开乡里的，因为士族的力量在于以家族为核心控制了大量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依附人口部曲、佃客，这些部曲、佃客是亦兵亦农的。关陇贵族的特殊性在于其依附人口中有大量的部落兵，所以战斗力很强。李唐皇族本身就是军功贵族，又得到了关中其他贵族的支持，所以最后统一了全国。另外，府兵是唐朝统治倚重的核心武装力量，府兵制与均田制相互配合，府兵其实就是国家的部曲、佃客，亦兵亦农。唐朝军府的部署贯彻了内重外轻的原则，全国共634个折冲府，其中261个部署在关中。府兵属兵农合一制，当然也是不能脱离土地的，所以必须坚持“以地为险”，集中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保卫中央政府。

唐朝这种以关中为本位的政策，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被破坏，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已经破坏殆尽。表现之一，在用人方面，原来是关陇贵族出将入相，亦文亦武，后来关陇贵族没落，以宰相为首的文官由科举出身的下层士人担任，玄宗时的名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武将则由边境的番将担任，安禄山就是代表。表现之二，府兵制彻底破坏，唐朝军队集中在北方边境，都是招募的职业军人，安史之乱爆发前内地已经无兵可派，内重外轻的军队部署原则转变为了外重内轻。“以地为险”的基础已经被掏空，所以关中与洛阳地区的险要地形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很快被安史叛军攻破。

任何一个政权必须有武装力量作后盾。唐朝后期，地方军队掌握在节度使手中，不听中央调度，作为中央禁军的神策军掌握在宦官手中，皇帝手中没有任何武装，所以成了傀儡。最后，节度使朱温灭掉唐朝，建立后梁，军阀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在士族社会中，皇族本身是士族，皇权统治想要稳固，还必须得到其他士族的支持，可谓得士族者得天下。中唐以后，士族瓦解，军阀成了政治上的主角，得军队者得天下。五代政权的更替，便是军阀角逐的结果。后晋大将安重荣公然声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93]军阀的军队都是脱离土地的职业兵，这是与以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不同之处。职业兵的特点是“全家随军，脱离农耕，子孙也只能把从军视作出路，从而出现父终子继、世袭为兵的现象”，由于职业军人“仰赖粮饷、衣赐为生，如果藩镇节帅不能按时发放足够的粮饷、衣赐，或‘优奖不如意’，兵士就会诉诸武力，喧哗求索，甚至变易主帅有如儿戏”^[94]，这就是职业募兵制下的骄兵悍将现象。在职业兵制下，除了要发放士兵本身的衣赐口粮以及伤残退役后的生活保障外，还要发放兵士家属的粮饷，所以国家的军费负担大大加重，这也是与府兵制不同之处。募兵制下，得军队者得天下，这就是秦观所谓“以兵为险”。

所有这一切都是北宋面临的现实问题。赵宋皇权本身就是军阀通过兵变建立的政权。赵匡胤是后周大将，在军队中经营多年，势力越来越大，私下里结成的“义社兄弟”^[95]是陈桥兵变的核心力量。宋朝建立后，太祖最大的焦虑就是怎样防范军队将领效仿自己发动兵变，如何才能避免让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收兵权。“杯酒释兵权”的实质是用经济收买的办法解除高级将领的兵权。宋太祖可以用经济手段收买兵权，而以前没有类似情况发生，原因也在于唐宋之间的变革。士族此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军队将领并没有宗族背景，士兵与将领之间只有经济关系，并没有宗法依附关系，这为解除大将的兵权提供了便利条件。

解除大将的兵权后，庞大的募兵队伍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复员归农，而是要集中兵权于中央。据史载，“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96]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有效解决了中唐、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将问题。

骄兵悍将问题解决了，“冗兵”问题又产生了。宋初军队有22万，太祖开宝年间（968—976）达到37.8万，此后直线攀升，太宗至道年间（995—997）是66.6万，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是91.2万，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达到最高数额125.9万，宋夏战争结束后略有下降，也维持在110万的水平上。^[97]维持庞大的职业军队给国家的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仁宗朝大臣贾昌朝上疏指出：“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98]如此巨额的军费负担，决定了宋朝只能建都在漕运便利的开封，迁都洛阳只能是一句空话。

宋朝为什么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一方面是因为边境面临契丹、西夏的强大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政权内部的稳定。宋朝实行荒年募兵政策，据宋人邵博记载，宋太祖曾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荒年把饥民中的强壮者招募为兵，可以有效避免民变；丰年如果发生兵变，衣食无忧的农民不会追随，这是兵农分离的募兵制下有利的一面。所以邵博指出，“议者以本朝养兵为大费，欲复寓兵于农之法，书生之见，可言而不可用者哉”^[99]。话虽如此，但沉重的军费负担让尚处于农业经济时代的宋朝政府着实吃不消。

如何减少军队数量是宋朝君臣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宋太祖执意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但如上所述，定都长安、洛阳“以地为险”，那是兵农合一制度下的事，宋朝的形势是募兵制下“以兵为险”，即便定都长安、洛阳也不可能减少军队数量，山河形胜必须与人的因素相配合才能发挥作用。恢复兵农合一制才能“去冗兵”，这一点宋朝大臣也认识到了。范仲淹庆历新政中有一项措施“修武备”，就是想逐步恢复唐代的府兵制，“请约唐之法，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招募强壮之人充京畿卫士，得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御外患”^[100]。想法虽好，但这一项改革措施是新政中唯一没有被付诸实施的建议。王安石变法中有保甲法，也是想以保甲代替正规军，恢复兵农合一的兵制。结果“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于是虚耗之形见，而天下之势愈弱”^[101]。募兵制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开历史倒车没有出路。

宋代皇权的阶级基础是平民地主阶级，这个阶级主要通过科举制进入政权。平民士大夫在地方社会没有强大的宗族乡里势力，所以对皇权有了更大的依附性，这是他们与门阀士族相区别的地方。宋代皇权的武装基础是庞大的职业军队，募兵制是兵农分离的兵制，军队对乡里社会也没有依附关系，这是与唐代府兵制的不同之处。宋代实行“重文抑武”政策，正是基于其政权基础做出的理性选择。因为平民地主阶级与职业募兵都脱离了对宗族乡里社会的依附，所以“以地为险”的时代过去了，“以兵为险”的时代来临了，长安、洛阳作为国家都城的时代也结束了。洛阳政治地位在唐宋时期发生的变迁应当放在这个巨大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才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