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对闽文化的影响：从移民的视角思考

宋代的福建是文化繁荣兴盛之地，集理学之大成的南宋大儒朱熹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因此被称为“闽学”。《宋史》之《儒林传》和《道学传》中有17人是福建人，数量居全国第一；两宋进士总数约为28900人，福建籍进士约占其中1/5，居全国第一；《宋元学案》立学案学者988人，福建籍178人，居全国第一；《全宋词》中有福建籍北宋词人14人，居全国第三位；《宋诗纪事》中福建籍诗人128位，居全国第二位。^[10]而在唐代时，福建文化还很落后，以致梁克家在《淳熙三山志》中感慨：“唐自神龙迄后唐天成二百二十有三年，州擢进士者三十六人，何才之难耶？”^[11]宋代福建在文化上的大发展、大繁荣，与唐末、五代时期王潮、王审知兄弟对福建的悉心经营分不开，也与光州固始移民给福建带来的先进中原文化分不开。

（一）祖籍“光州固始”的福建乡贤及地方小吏

宋代文献有很多祖籍“光州固始”的福建士人的材料，从这些人的事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印记。他们践行儒家道德，传播儒家文化，是福建地方社会的领袖和楷模，是宋代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也是“光州固始”的骄傲。本文选取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述论，以期对光州固始移民对福建文化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具体和感性的认识。

南宋临安府学教授周毅，字仁仲，“其先光之固始人，从王氏避地，遂居福之闽县”^[12]。周氏家族“世业儒”，周毅“少而警敏夙成，笃学能文，有声称场屋之间，益刻苦不懈，登绍兴十八年进士第”。周毅一生在地方上做官，最后被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未赴任，卒于乾道四年六月。周毅最为人称道的美德是孝，“弱冠丁父忧，执丧遵礼，哀毁骨立，几不胜丧，庐于墓苫”，“不接人事者三年，乡闾未尝见其面”，“既仕，还丁母忧，庐居率礼，毁瘠如初，闽俗取法焉。公之生平笃诚不茍，其行义之懿，仁爱之实，早为乡闾之所知所信者，尤在于此”。孝是儒家最推崇的道德之一，周毅为父母守制三年，对福建民间习俗影响很大。除了孝，周毅还有很多其他美德，比如“莅官决狱而恕，互市临财而廉，交僚友而人乐饮其和，掌赈济而众翕服其公”。周毅之所以能有这样高的道德修养，是和他的好学分不开的。

南宋贡士黄振龙，字仲玉，也是光州固始移民的后代，黄榦为他作的《行状》^[13]中首先介绍了他的家世：

九世祖自光之固始从王氏入闽，因仕焉，居言路，有直声，后迁至中丞。子孙散处，有居福州城东者，至五世祖亨，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乡闾感之，号为长者。曾祖讳祖钧，父行知，自亨以来皆能继其家声，故今称长者不绝。城东之黄虽未有显者，然过其闾者慕其德，仕其乡者亦闻其名而敬之。

黄氏家族虽然在仕途上不算显达，但在乡里是有德之家，受尊重，社会地位高。黄仲玉显然继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也是道德高尚的绅士，《行状》这样记载他的为人：

君天性纯厚，襟怀坦夷，乐于为善，闻不善则毅然，惟恐浼己，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无崖岸，与人交久而愈笃，赴人之急，风雨寒暑不避。轻财重义，亲故贫乏者周之，无秋毫顾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疗之，虽贫下危笃必以身亲之，无厌倦之色。亲属邻里事有难决，即君谋之，为之委曲剖析，纳之义理，不可，则面折之，未尝有所迁就畏避也。

黄仲玉不仅践履儒家道德，而且特别爱学习儒家经典，并受到了南宋大儒真德秀的赏识：

少力学自奋，为举子业，必根极理致，不为浮靡徇俗。岁大比，真舍人德秀见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复，遂为深交。尝曰：“三山士友笃实不相负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敛为己，慨然以岁月迟暮役志俗学为恨，日以《论语》、《孟子》自课，端居庄诵。既又博观昔贤遗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辄忘寝食……深悼少年之不及亲师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己百之功。闻四方贤者，必使其子学焉。聚伊洛诸书，课其子以讲习。君天资既美，至其知学，则益自力于修身、齐家之实行，故其一门之中，谨守礼法，相勉以善，内外雍睦，人无闲言。乡邻之志于学者，莫不喜从君游，观感磨励，以共扶斯道。

可见，黄仲玉不仅自己学习儒家经典，也注重与大儒交流、切磋，督促子弟学习，而且学以致用，以儒家道德修身、齐家。黄仲玉临终前嘱咐家人不要以佛教礼仪给自己办葬礼，一定要按照《朱文公家礼》行事。

南宋处士潘植，字立之，与黄仲玉相同，都是九世祖从光州固始迁入福建。在黄榦为他作的《行状》^[14]中有这样的记载：

九世祖讳某事王氏，为银青光禄大夫，自光州固始入闽，家于福州怀安县之水南，世业儒，至君之考讳滋始贡名礼部。绍兴初，习淳质，中原衣冠多南徙，吾乡之学彬彬焉。其以文词行义为学者宗师，则若李、若林其杰然者也。二先生之学以孝弟忠信、穷经博古为主，及门之士亦往往浑厚质实，志尚脩洁，若贡士则又其徒之杰然者也。贡士于学至老不倦，闻乡闾之善士辄折辈行率其子从之游。后闻晦庵朱先生讲道武夷，有非他师所能及者，遂慨然嘱其子往师事之，君遂与其弟柄不远千里而往拜焉。

潘氏家族南迁福建后，世代以儒为业，耕读传家。潘立之的父亲潘滋是贡士，非常爱好学习，是若李、若林二先生的高徒。二先生教授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穷经博古。潘滋好学，至老不倦，经常带领儿子向贤士学习。后来听说大儒朱熹在武夷讲学，便命令两个儿子向朱熹求学，潘立之便与弟弟潘柄不远千里而往。

儒家的知识本质是修身、伦理，所以学习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实践。如果学习了很多知识，会熟练背诵经典，能写一手好文章，能言善辩，考试成绩很好，却没有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那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儒士。潘立之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更可贵的是他把学到的儒家道德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待家人、亲戚、朋友还是乡党，都符合儒家义理。儒家义理的中心是一个“公”字，也就是约束小我为大我，舍小家为大家。他的《行状》中有这样的记载：

君少颖悟，读书不数过辄成诵。众皆谓宜以童子应试者，贡士曰：“躁进速成非教也。”少长，为文操笔立就……智识日进，闻见日广，尤以务实为己为本，由是师友交称之。退而家居，日以濂、洛诸书磨砻浸灌，暇则徜徉林壑间，以觞咏自娱，闺庭之间怡怡如也。生平慷慨有大志，不能规规较锥刀，事生产。襟度坦夷无畦畛，于亲友之谊尤笃，每见必留连竟日，情意恳欵，肴馔之费，不计家之有无。喜施予，赒人之急，虽斥家人簪珥以振之，略无秋毫顾惜意。乡闾有事讼者，辄诣君求决，君为之平曲直，以义理开譬，各释其所争而去。亲戚急难，奋身以援之，利害有所不计，虽罹困辱不以为悔。急于救世，亦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潘立之处理家庭、亲友、乡党关系都很恰当，也就是在修身、齐家上做得很好。如果要治国、平天下，那就得当官，可惜潘立之在仕途上不顺利，虽然他“生平慷慨有大志”，最终也只能“困顿疾病，卒赍其志以殁”。《行状》的作者黄榦相信如果潘君“见用于世，其事业当有卓然可观者”，而所以未能用世，是命运使然。

南宋监车辂院詹渊，字景宪，“其先有自固始入闽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为崇安人”^[15]。詹氏家族同样“世以德谊著于其乡”。詹景宪从小勤奋学习，成人后从朱熹游学，“得修己治人之大致，故其仕也，孜孜所职惟恐后焉”。儒家讲的是修、齐、治、平，潘立之未入仕，只能修身、齐家，詹景宪入仕，就要在治国中实践儒家道德。詹景宪在这方面做得是很好的，“孜孜所职惟恐后焉”。遇旱赈灾，“尤极劳瘁”。“江右俗嚣于讼，案牍在官有数十年不决者，景宪一阅皆得其情，凡所予夺，人无异论。”说明詹景宪颇有吏才，完全胜任政务处理。真正的儒家士大夫绝不是迂腐的冬烘先生，而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真德秀在詹景宪《墓志铭》中对詹的评价也很高：

景宪为人温良泛爱，其于乡邻之谊，尤致其笃。岁小不登，辄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穷。他有缓急尽力赴之，如己忻戚。故里閈之人称思至今，然在景宪特为细事。独其教子不汲汲于世俗之所骛，而以明善诚身为归，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

詹景宪不仅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而且在家乡也做好事，威望很高。然而理学家真德秀最看重的还是詹君能够追求精神上的超越，以穷理尽性为旨归。詹景宪曾取河洛数君子与文公之书交给自己的儿子詹枢，嘱托道：“此为学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从有道者切磋讲究，以卒成吾志。”可见，詹景宪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大夫，是与理学的熏陶分不开的。

南宋士人方应龙，字梅叔，福建莆田人。“方氏自光之固始来，十有四代祖金紫公庭范宰长乐，治产于莆，遂为莆人。”^[16]在莆田，方氏是大姓，“端人绅士层见叠出，有位公卿立修名姱节于朝者，有任牧伯连帅扬仁风义概于方外者，余挟一能一艺多奋拔于乡于学于天子之庭”。方氏在科举方面人才辈出，所以莆田人有“无方不成榜之谣”。偏偏方梅叔仕途不顺，“怀瑾握瑜足迹半湖海”，未能得到一官半职，“偃蹇不得志，赍恨下泉”。所以王迈在他的《墓志铭》中引用了唐人“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魂始消”的诗句，以示感慨。

方梅叔家庭贫寒，但聪明好学，借临族书，一目数行，终身不忘。成人后，写文章，“操笔立就”，亦擅长作诗词、骈文。游学四方，“岁得子弟束脩，及青云贵人馈遗以自肥”，“买姬妾数十人，吹笙鼓琴，歌舞以娱宾客”。回故乡后，买田置产，日子过得很殷实。尽管如此，方梅叔还是感到遗憾，对儿子方棐说：“吾辞家出游时，无半菽之畴，无卓锥之地，今有田若干，屋若干，非有俸禄以置之。田，吾笔耕之田；屋，吾书中之屋也。虽然，吾岂为吾身及汝曹温饱计哉？吾少读书有志当世，谓得百里为之宰，必求如卓密令、鲁中牟；得千里为之牧，必求如田仁会、元结辈。今无能以尺寸及物，岂吾志不如古人？吾才不及今人耶？是有命焉！吾固安之矣，力学成吾志，汝曹勉之！”读圣贤书，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而是救溺济世，爱人及物。治国、平天下才是萦绕于方梅叔心头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使自己没有实现这个理想，也一定要以此勉励后人。

南宋官员林埏，字仲成，曾任沅州知州，所以刘克庄在其《墓志铭》^[17]中称其为林沅州。林埏，祖上为固始人，八世祖迁至福清，遂为福清人。《墓志铭》中对林埏的生平有这样的记载：

公早失父、母、兄，刻苦自励，事所生母尽孝，抚教孤侄恩谊至笃。为小官，数守职，争是非，不肯屈理以徇势。潮阳时有旨造战舰，州不出一钱，符县白科。公为书，条其不便，守怒，诃责愈峻，公藏州符不行，束担欲去，会诏寝其事。潮州常赋外有身丁、船头、盐钱，民困苦取。公以樽节赢财代百姓两年丁盐之输。酒所时长官欲以利献，公奋然曰：“诸库方告匮，乃以酒本钱为羡余，是不为明日计乎？”遂不果献。

林埏无论在齐家还是治国上都贯彻了儒家精神。事母孝，待侄慈。为官践行民本思想，实行仁政。虽然做小官，但不唯上，守职责，争是非，这是很难得的。林埏处处替百姓着想，为减轻百姓负担，宁愿丢官。自己设法节省财政支出，替百姓缴纳盐钱。多上缴酒钱可以邀功升官，但会增加百姓负担，林埏就坚决制止这种行为。所以，林埏是真正的圣人门徒。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代表着公道、正义和神圣，是传统政权合法性所在。那种认为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专制统治者帮凶的观点是不公允的。

南宋官员傅凝远，祖上为北地清河大姓，后迁至光州固始，唐代广明之乱南迁闽中，始居泉州晋江县，后迁居兴化军仙游县。^[18]陆游在其《墓志铭》中称其“幼有美质，读书日数千言，学为文，辄惊其长老”。然而，傅凝远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他在沧州无棣县主簿任上，金军南下，攻占很多城池，“两河皆震，吏士相顾无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饷军，公南方书生，平生不习金鼓，初咸意公难之，而公得檄即行，不暇秣马，冒兵往来，军赖以无乏”。一介书生，从未经历战阵，遇到紧急战事，能够挺身而出，毫无惧色，完成为大军供应粮饷的艰巨任务，这是很难得的。很多官员是做不到的。这与儒家文化的培养是分不开。

傅凝远居官还有很多德政。比如南安县发生饥荒，很多家庭抛弃孩子，傅凝远请求州里拨出常平钱米，设立安养院抚养弃儿，等第二年丰收后，再把孩子送回各自家里。县里有贫民产去而税存，富人有田而无赋的不公平现象，傅凝远毅然决定改变这种弊政，根据田的多少、肥硗征收赋税。知晋江县后，奉诏造战舰，其他郡县让胥吏督造，工程扰民，而且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傅凝远不让胥吏插手，亲自督造，结果节省了一半经费，并且提前完工。

陆游称赞傅凝远“德修于家，教行于乡”，“文章豪迈绝人，而其诗尤工”。傅凝远居官清廉，好学力行，乐于行善，“仕官三十年，先畴无一垄之增，老犹力学不厌，行其所知，未尝以穷达累心。饥者辍食济之，病者治药疗之。所居之傍有路达泉州，而林谷阻险者四十余里，行旅告病，公率亲党堑山伐石，易为夷途，人至今诵焉”。傅凝远临终前告诫自己的儿子：“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严，奉先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颠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虽贫贱犹为有德君子，不然，猎取光显奚为哉？”傅凝远的“五主”论，完全符合儒家伦理。

（二）祖籍“光州固始”的福建显宦

以上所述南宋诸儒士要么未入仕，要么任低级官员，而北宋的郑侠是最有可能身居高位而又自愿放弃的士人。郑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唐末随王氏入闽，遂为福清人。郑侠早年随父到江宁，寓清凉寺苦读。当时王安石也丁忧寓居江宁，郑侠遂经常向王安石请教。郑侠“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19]之诗句，王安石甚是赞赏。郑侠于治平四年擢进士甲科，“调光州司法以归，安石服除，起知江宁府，相见愈厚”^[20]。后王安石入参大政，郑侠赴任浮光。王安石很器重郑侠的才干，郑侠对王安石执政也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郑侠在浮光任满后，王安石直接把他调到中央，打算重用。但郑侠在基层看到王安石颁布的新法对百姓造成了很大骚扰，所以进京后不顾情面，“反复极言新法之为民害”，王安石不予采纳，但也不以为忤。

王安石为让郑侠补京官，安排郑侠参加新设的法律考试，郑侠以“素非习法”为由拒绝，并表示这种“误丞相之知，以苟进取”的事，自己“虽饿乞不敢为也”。他宁愿做小小的“监在京安上门”。后来朝廷设立修经局，王安石想让郑侠任修经局检讨，郑侠说：“检讨以备阙遗，侠读书无幾，将何以备检讨之责？此与试法何异？”当被问及为何屡次拒绝丞相的提拔时，郑侠说：“侠自浮光入京，本求一席地，执经丞相门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恶高下。不意丞相一旦当路，发言无非以官爵为先，所以待士之来者如此而已，果欲援侠而成就之，区区所献有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侠进而无愧，不亦善乎？”^[21]至此，郑侠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当官要坚持道义，当官是为了“利民便物”，如果自己为民的政见不被采纳，升官就是一种耻辱。这就是儒家讲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熙宁七年，郑侠上《流民图》，并上疏极言新法害民。宋神宗极为震动，并改变了一些法令，结果引起了变法派官员的切齿痛恨。郑侠被免去所有职务，押送英州编管。郑侠虽遭贬逐，但毫不介意，“言笑自若，冒盛寒徒步至贬所，未尝有悴容”。到贬所真阳后，针对当地“俗鄙，未知向学”的状况，郑侠讲学，“陈君臣父子大谊，翕然化之”。郑侠在英州停留十年，“学者日众”。随着政局变化，郑侠被赦免，任泉州州学教授，后又反复被编管、赦免。崇宁五年以后，郑侠不再出仕，《景定建康志》把他列入《直臣传》：

还乡，所存惟一拂而已，故自号“一拂居士”。性清俭，布衣粝食终其身，或以为言，公曰：“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无异。”州倅许景衡过公庐，见其饮具皆白镴，既去，遗以银器请易之，辞曰：“不鬻则质之，非贫家所常蓄也。”然喜宾客，诲诱学者孜孜不倦，客至无贵贱辄留与饮，率不过蔬果一肉，适饱而已。且欲为陈古今忠孝之道，圣贤立身之本，家虽不裕，于财啬用，而广施未尝有靳吝之色。虽流落顿挫之余，一话一言未尝不在君父，睹政役繁兴，民物嗷嗷，但颦而已。^[22]

郑侠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在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主流观点的宋史学界对他评价不高。其实，肯定改革符合中国现在的社会实际，不能因为中国现在推行改革，就肯定历史上的改革，对历史上改革的评价应从历史实际出发。王安石道德高尚，他领导的变法就不能批评吗？郑侠看到变法的负面影响比较大，不顾与王安石的交情深，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政见，贬官也不怕，贫困也不怕，这是很难得的。在当时，为了高官厚禄，见风使舵的人大有人在。

下面再看一些高级官员的例子。

陈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当五代之末，随王氏入闽，因家于闽之福唐，今为福唐人。”陈襄主要活动于宋神宗朝，官至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判尚书都省。叶祖洽在其《行状》中作了如下评价：

公深达于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语后者孔颜之道而已……公为人宽厚长者，而临事有不可犯之色。勇于为义，其气浑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终莫之得。遇利害得丧恬如也，其接物诚，其与人恭而温，与之游者不觉鄙吝之失于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吊于朝，处士相吊于家，皆曰：“德人往矣。”所至，汲汲以兴利教民为事。盖其兼济乐育之心出于天性，非有所徇而然也。平居与所知论，极天人之际，因及燮理之事，未尝不慨然有志。^[23]

北宋时期的福建，主流学风是作辞藻华丽的诗赋，陈襄与郑穆、陈烈、周希孟等人开风气之先，倡知天尽性之学，号为“四先生”。从陈襄等人身上可以看到，理学绝不是空谈性、命，而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郑穆，字闳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高祖为王潮所虏入闽，遂死之，子孙家福州，今为侯官人”^[24]。郑穆官至宝文阁待制、国子祭酒，范祖禹在其《墓志铭》中有如下记载：

公醇懿端谨，出于天资。始志学，闭门读书，或累月不出，至忘栉沐，进退容止必以礼。与乡人陈襄、陈烈、周希孟为友，皆力古人，闽中号为“四先生”，天下闻其名。乡闾及四方之士称弟子者以千数。

公居馆阁三十年，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在王府一纪，每讲说可为劝戒者，必反覆极陈之，二王深敬礼焉……元祐元年，入为国子祭酒。三年，扬王、荆王请为侍讲，罢祭酒，除直集贤院复入王府。荆王薨，为扬王翊善。太学诸生上书，乞公为师，复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给事中兼祭酒。人曰：郑公长者，居门下必简静。公遇事抗直无所避，士论益多之。请解祭酒，许之。五年，除宝文阁待制，复为祭酒。公自为直讲及祭酒，诸生请问，祁寒大暑，必朝服接之，童子进见，亦以礼迎送。诸生尊其经术，安其教训，心悦而诚服之，其成就人才为多。

郑穆是真正的大儒，三入王府为侍讲，三为国子祭酒，道德高尚，学问渊博，培养了大批人才。

曾公亮，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宰相。曾氏在唐末“自光州固始县避乱徙家闽越，遂为泉州晋江县人”。曾肇在其《行状》中对其事迹有这样的记述：

公更践二府，以至为相，十有五年，近世处高位者莫如公久。其事君接人，语默动静，一皆有法，而尤小心恭慎，不立朋党，推远权势，未尝纳请谒，市私恩。对家人、子弟不语及公事。每为密奏，辄削其稿，其忠言正论，与夫推贤扬善，谋大事，定大策，凡语于上前者，退而不伐，亦不言于人，故人亦莫能尽知也。仁宗末年，大臣一咈公议，往往免去，公终其世，内外无间言，再被顾托，历事三朝。至今上时，受遗辅臣独公久于其位，上亦笃于信任，不为流言所惑。

公为人力厚庄重，沉深周密。平居谨绳墨，蹈规矩，及处大事，毅然不惑，至其成功，欿然如未尝有为也。居家谨严无惰容，虽在高位，常屈己下士，宾客至者，人人尽其说，然亦不曲从也。其处富贵以清约自持，自布衣以至公相，凡所奉养亡甚异也。其家人子弟帅公之教，不为骄侈，子弟修廉隅，力学问，如寒士，不知其为势家贵族也。性尤恺悌，待故旧不以富贵易意。任子恩多推与旁宗外族，及致仕而归，诸孙多未官者。平生善读书，至老不倦，博识强记，晚年精明不衰，对宾客谈论，诵旧学，引朝廷故事，亹亹不绝，听者忘疲。晚探佛书，造性命之理，寝疾，家人数劝勉进药饵，公却之曰：“物盛则衰，固其常也，非药饵所能。”^[25]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沉大度，一心为公，好学达观，既能处理好国事，又能处理好家事的宰相。

叶颙，字子昂，“其家牒为光州固始，避地而南，今为兴化之属县仙游人”^[26]。叶颙官至宰相，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官员铨选制度的改革。叶颙在吏部侍郎任上上疏极言铨选之弊，获宋孝宗认可，受命主持吏部条例修改，“公与本曹遍求条例，为之去取，一归至公。或事同例异者，存其一削其一，自是升降予夺始有定说”。传统社会宰相的主要职责是用人，叶颙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

公于进贤退不肖，惟知任怨，不复示私恩。每退朝，于所亲语不及时事，有关献纳即削稿。虽当国之日浅，而公道开张，请谒不行也。中山王秬时为左司郎官，谓公日来平章万务，终无一件涉私喜怒，每每对人及此事。

儒家虽重视家族伦理、亲情和各种私谊，但并不主张自私，相反还要求超越私利，以求公利。所以，那种认为儒家思想导致吏治腐败的观点是不对的。叶颙在用人方面做到了公私分明，以公道“进贤退不肖”，这是真正践履了儒家道德。

（三）祖籍“光州固始”的福建士人对闽文化的发展繁荣贡献很大

以上对十余位祖籍光州固始的宋代福建士人的事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祖籍固始的福建士人数量很庞大，能留下生平事迹记载的是极少数，以上所介绍的十余位是从中随机挑出来的，所以只能算是窥全豹之一斑。同时这些士人又是光州固始移民的杰出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固始移民对福建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

以往关于固始移民对福建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大都是宏观的、笼统的，宏观研究很重要，其优点是能对事情有个整体的认识，缺点是失之于抽象。微观研究的优点是具体、感性，恰好可以补宏观研究之不足。

从对这些士人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认识。首先，光州固始移民确实是存在的，言之凿凿，什么时间、几代祖从固始迁徙到福建都说得很清楚。土著假冒固始移民的现象会有，但为什么会有？恐怕主要不是因为想得到什么物质优待，而是因为中原文化是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冒充固始移民可以附庸风雅，就好像各个姓氏都想找个名人作始祖一样。

为什么福建文化起点低而发展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固始移民直接把先进的、优势的中原文化直接带过来了。上文所介绍的士人，往往世代以儒为业，并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风俗。

中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这些士人往往孝悌、忠信、好学；出仕地方，能造福一方百姓；居庙堂之高，能以道事君；归隐能推恩于家族、乡党。

宋室南渡，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渐落后。中原文化转移到南方地区继续发展，福建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一代代光州固始移民无疑为福建地区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