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程思想中的王霸之辨探讨及分析

宋代是一个充满了忧患的时代，同时也是儒家思想复兴的时代。宋代士大夫阶层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以高昂的热情，著书立说宣扬王道思想，忧国忧民开展政治革新运动，从而使宋代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产生于宋代的理学是中国哲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程颢、程颐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王道思想是二程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节试图通过对二程王道思想的分析，探讨王道思想对当代社会文化和政治建设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一）二程王道思想的主要内容

宋代的儒学复兴始于宋仁宗朝，正如朱熹所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117]二程认为王道之治就是复兴三代之治，三代之治的本质是德治。程颢说：“后世虽有作者，虞帝为不可及已”，“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118]。尧舜大同之治虽很难达到，三代之治是完全可以复兴的，如果治理国家不以复三代为目标，那终归是权宜之计。程颢在《上殿札子》中劝谏皇帝一心一意行王道，“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119]。行王道要信念坚定，不为世俗之论所动，行王道关键在做，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程颐终生的抱负也是辅佐皇帝实现王道。在《上仁宗皇帝书》中，程颐说：“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圣人性之为圣人，贤者由之为贤者，尧舜用之为尧舜，仲尼述之为仲尼”，“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120]。在给宋哲宗上的辞免表中，程颐说：“臣力学有年，以身任道”，“得以讲学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121]。时代虽然不同，但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没有变，只要能按照王道治理天下，就能实现三代之治。

三代之治虽然美好，但并非高不可攀，在给宋英宗的上书中，程颐描绘了一幅天下大治的愿景，“朝廷有纲纪权持，总摄百职庶务，天下之治，如网之有纲，裘之有领，举之而有条，委之而不紊也；郡县之官，得人而职修，惠养有道，朝廷政化宣达于下也；百姓安业，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从，劳之不怨，心附于上，固而不可摇也；化行政肃，无奸宄盗贼之患，设有之，不足为虑，盖有歼灭之备，而无响应之虞也；民心和而阴阳顺，无水旱虫螟之灾，虽有之，不能为害，盖仓廪实而府库充，官用给于上，民食足于下也；武备修而威灵振，蛮夷戎狄无敢不服，虽有之，不足为忧，盖甲兵利而储备丰，将善谋而士素练也”^[122]。在这幅理想图景中，官员能者在职、贤者在位、政平讼理，百姓安居乐业、民心和顺、教化大行是核心内容，体现了儒家的德治理想，有别于法家的富国强兵、开疆拓土、严刑峻法。

如何实现王道理想呢？程颐认为，“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123]即治国之道从根本上说是纠正君心之非，端正君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从行事上说，不救时弊则已，如果要救弊，必须进行变革。大变就有大益处，小变就有小益处。在《程氏经说·书解》中，程颐指出，“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124]也就是说，修养自身、整治家族，以至于平治天下，这是为政的大道；建立治法纪纲，划分并摆正百官的职责，顺应天时以裁断政务，以至于创立制度以处理天下之事，这是为政的具体方法。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途径，只有这两个方面而已。修齐治平为政之道是从根本上说的，创立制度是从行事上说的。

把治国之道分为纲和目、本和末两部分，重点抓纲，纲举目张，是程颐一贯的政治思想。在《上英宗皇帝书》中，程颐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他的这个主张。程颐指出：“当世之务，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立志，责任，求贤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兴利除害之方，安国养民之术，边境备御之策，教化根本之论，可以为陛下陈之。顾三者不先，徒虚言尔。”“立志”“责任”“求贤”是实现王道的根本，如果这三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安国养民之术、边境备御之策、教化根本之论不可能落到实处。程颐进一步说：“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125]即这三者之中，以立志为根本。所谓立志，就是至诚一心，以实行圣人之道为己任，以圣人之垂训为必定可信，以先王之治法为必定可行，不被近世的规则习俗束缚，不被众说纷纭所迷惑，而坚定地以使天下达到三代之治为目的。这个思想与上述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即皇帝坚定地追求王道、实践王道，是实现王道理想的根本保障。

什么是“责任”呢？天下之大，“一人不可以独治，必赖辅弼之贤，然后能成天下之务。自古圣王，未有不以求任辅相为先者也”。那么，应如何责任辅相呢？程颐认为，“择之慎，则必得其贤；知之明，则仰成而不疑；信之笃，则人致其诚；任之专，则得尽其才；礼之厚，则体貌尊而其势重；责之重，则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诚任之，待以师傅之礼，坐而论道，责之以天下治，阴阳和；故当之者，自知礼尊而任专，责深而势重，则挺然以天下为己任，故能称其职也。”^[126]程颐主张德治，所以要选任贤士做辅相，主张尊重辅相、信任辅相、重用辅相，不能把辅相当工具，更不能当奴才使用。程颐并不主张皇帝专制独裁，他认为皇帝的职责是选拔辅相，辅相才是真正治理天下的人。他曾尖锐地指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127]在王道政治中，传承道学、承载着儒家价值理想的士大夫阶层起着主体作用。

什么是“求贤”呢？程颐指出，“夫古之圣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无它术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职群僚，皆称其任而已。何以得称其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已。何以得贤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接着程颐批评了宋朝“投名自荐，记诵声律”，“规规守常，以资任人”等取士之弊，认为朝廷用人不应“苟循常法”，皇帝应该“专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贤为事，常恐天下有遗弃之才，朝廷之上，推贤援能者登进之，蔽贤自任者疏远之，自然天下向风”^[128]。行王道必须依靠有德之人才，这也是程颐一贯的思想。早在《上仁宗皇帝书》中，程颐即指出，“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129]。王道的本质是精英政治。

如何才能提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当然靠教育，靠传授圣人之学。程颐在《又上太皇太后书》中指出，“臣窃谓自古国家所患，无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130]。程颢去世后，程颐沉痛地说：“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131]传承道学的真儒是王道、善治之本。在《论经筵第二札子》中，程颐讲了提高皇帝学识和修养的重要性，“臣闻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傅德义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复无闻焉”，“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辅养之道，当法先王”。^[132]上文引述的“君德成就责经筵”即是说皇帝的德行修养要靠儒家耆儒宿臣的教导。

（二）二程思想中的王霸之辨

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是与霸道对立的概念，王道往往与道德、教化、仁政、民本相联系，而霸道往往与武力、刑罚、功利、暴政相联系。孟子就曾说过，“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道与霸道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下面就看一下二程的王霸之辨。

程颢经常把三代与后世、王道与霸道对举，以表达自己的王道理想。程颢曾说：“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133]，“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134]。也就是说前代圣王之世是以仁义之道、以天理治理天下，后世只是用法令控制天下。程颐也曾说：“先王以仁义得天下而教化之，后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纠持之，古今之所以相绝者远矣。”^[135]仁义还是法令、德还是力是判断是王还是霸的关键因素。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对程颢坚持以王道说服皇帝的行为，表示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先生）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先”，“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136]程颢反对王安石变法态度坚决，在《谏新法再上疏中》指出：“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137]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程颐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皇帝的变法政策，“若乃恃所据之势，肆求欲之心，以严法令举条纲为可喜，以富国家强兵甲为自得，锐于作为，快于自任，贪惑至于如此，迷错岂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劳力，适足以致负败，夙兴夜寐，适足以招后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闻也。”^[138]这些言论足以表明，二程反对富国强兵的霸道，追求以仁义、仁爱为本的德治，认为王道之治就是德治。

另一方面，二程并不一概反对刑罚，也不拒绝改革。程颐说：“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顾岂偏废哉？”^[139]虽说王道是德治，但那是从根本上说、从指导思想上说的，如果从为政手段上说，教化和刑罚应该并用，适当的刑罚有助于教化，不可偏废。只是不能把刑罚作为为政之根本，“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140]，为政的根本只能是德治。关于改革，程颐指出：“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后天下可为，非圣人之达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临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圣人之意而不胶其迹，迹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利焉者耳。”^[141]也就是说，复兴三代王道并不是要把三代的制度——井田、肉刑、封建——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是要继承先王治国之精神，按照“圣人之意”制定适合现在的制度。即贯彻王道之治的精神，以德治国即可。

程颢也不反对变法，在《论王霸札子》中，他反驳了变法更张为害巨大的观点，指出：“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慎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哉？自古以来，何尝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返成祸患者乎？”^[142]程颢认为，圣王治理天下之大道虽历古今而不变，治国之法却是本诸人情，“随时因革”，他在《论十事札子》中说：“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后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见，何足以论治道哉！然倘谓今人之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趣便目前，不务高远，则亦恐非大有为之论，而未足以济当今之极弊也。”^[143]也就是说，不论古今，无论治世乱世，凡是治国之道在养民教民上行不通时，那么这圣王之法也就应改革了。后世能与时俱进充分实践圣王之道就能大治，如果只能实践一部分则可以小安。这是被历代治国经验所清清楚楚证明了的。如果只知道拘泥于古法而不能因时制宜施行于今天，或只追求虚名而废弃了大道的精神实质，那就是陋儒之见，不值得与之讨论治国之道。但如果说今天的人情，已经和古代完全不同，先王之治已不可复兴于今日，只追求眼前便利，而不追求高远的目标，那恐怕也不是大有作为之论，不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严重问题。可见二程并不绝对反对变法，只是反对王安石那种法家式追求富国强兵而对民生有害的变法。对于遵循王道精神，与时俱进地改进制度的变法，二程是极力提倡的。

王道之治是德治，但并不排斥刑罚与变革，行霸道的统治者也是口口声声仁义道德，如何辨别王道与霸道呢？程颢在《论王霸札子》中进行了论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144]。也就是说，能得天理之正道，又能尽人伦关系之极致的，是尧舜之道；运用自己私心，而假借仁义之名而仅得仁义之偏的，是春秋五霸们所行的事。王道平直就像磨刀石，它以人之常情为本，从礼义出发，行王道就像在大路上行走，再没有曲折；霸者的路却是崎岖的，辗转于曲折的小路中，而到底也不能进入尧舜之道。所以诚心诚意地行王道就能成就王道之治，假借仁义的美名而称霸天下就成了霸道。王道与霸道的不同，在审察起初一念之微而已。

可以看出来，二程的王道论着重点在于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所以非常强调动机的纯正，强调价值观的正义，动机纯才是真正的王道。所以程颢指出，“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衔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145]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修养、强调动机呢？原因在于，无论动机是王是霸，最终治国之道都要落实到手段上。而治国手段随着时代的不同灵活性很大，教化多一点，还是刑罚多一点，富民多一点，还是富国多一点，是开疆拓土还是保境安民，很难定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是王道还是霸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主观上是否爱民，二程之所以强调格君心之非，强调心性修养，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证手段的正义，即为政要顺民心、厚民生，要轻徭薄赋、爱惜民力。

王道之治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并非不重视制度，不过王道论者所向往的制度与霸道论者所坚持的制度还是有很大区别。儒家所主张的制度相信官员的道德，主张给官员更多的自主权；而法家主张的制度以防范官员为主要取向。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批评了宋朝教育、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臣谓既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又专以行实材学升进，去其声律小碎、糊名誊录、一切无义理之弊，不数年间，学者靡然丕变矣。岂惟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146]。宋代科举制度较之前代有了很大改革和发展，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使考试的公平性大大增强。但完全靠考试成绩录取的制度考不出士人的道德水平，而以前的荐举制反而容易考察士子的德行，所以程颢倾向于以前的更加人性化的荐举制度。但荐举制度也有容易出现请托的弊端，荐举者的德行没有办法保证。再说，科举取士是世家大族退出历史舞台、平民地主占主导地位后的必然产物，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以程文取士的科举制是最不坏的制度。王道论以德取人的初衷是好的，但并不现实。

程颐在《论礼部看详状》中也表达了制定制度要相信官员的道德，不要过于防范官员的思想，“古之时，天子择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择诸司长官而委之治，诸司长官各择其属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后世朝廷授法必达乎下，长官守法而不得有为”，“是事成于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后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专任长贰。长贰自委之属官，以达于下。取舍在长贰，则上下之体顺，而各得致其功，先王为治之道也。难者必曰：长贰得人则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闲详密，上下相制，为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论，乌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闻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长贰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虚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来，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147]。先王之世信任宰相，宰相权重，可以大有作为；宋代立制注重上下相制、互相监督，宰相权轻，惟知守法而难以有所作为，所以程颐主张恢复先王之治。问题在于平民士大夫不像门阀士族那样有制衡皇权的力量，宋代以后皇权力量增强是历史大势，防范官员专权保证皇权的安全成了政治上的主旋律，程颐的王道主张只能成为空想。

（三）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评价二程王道思想

宋朝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朝代，照理说在这样一个时代把富国强兵作为最高理想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二程居然提出了复兴三代王道之治的大旗，反对单纯富国强兵的霸道，心胸之宽广，境界之高，令人仰止。

王道与霸道的关系，放到今天的语境中，就是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汉代以后的王、霸之争，不能说是儒家与法家之争，因为儒、法在汉代已经融合为一体了。王道与霸道二者所争是手段之争，而非目标之争。所谓王道是就文化、意识形态而言的，所谓霸道是从制度、政策层面而言的，两派虽然互相攻击，但同属一个思想体系，谁也离不开对方，制度与道德对于治国而言一个也不能少。王道派又可称为内圣派，他们强调道德修养，追求社会理想，是理想主义者。霸道派其实很少有人会承认“霸道”这个称号，他们也是口不离仁义，但他们更注重具体的治国之策，强调制度的重要，他们是实干主义者，称他们为外王派或许更准确。

研究哲学的学者往往认为内圣派即孟子、二程、朱子是儒家，而不承认外王派比如荀子、董仲舒、柳宗元、叶适等是儒家。作为纯哲学研究，这样处理并无不妥，但作为文化史研究就不科学了。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传统，没有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二分的传统。中国没有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的超越的天国、理想国，所以中国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的，也就是意识形态与制度是不可分的。不像西方基督教理论可以脱离世俗世界而单独存在。中国的价值观、主义、内圣与礼教、国法、制度是不可分的。一方面，道德与制度各自独立，不能混为一谈，另一方面，道德与制度不可分离。制度离开了道德就会变成了暴政，如秦之暴政，二世而亡。道德离开制度，就变成了空谈误国，如理学流弊，“束书不观，游说无根”，“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

理学有一个核心观点，即内圣开外王。理学重视内圣是正确的，但内圣开外王是错误的。外王即制度、法律，法律虽是手段，但却是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并非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即可自动通晓法律、制度。理学内圣开外王的思路，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会产生泛道德主义的弊病，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提高道德水平来解决，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坚持这个思路必然产生以理杀人和假道学的流弊。制度是独立的领域，往往由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所决定，不同的制度可以体现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天下为公”，禅让制体现了这个观念，分封制、郡县制同样可以体现这个观念，军功爵制、察举制可以体现这个观念，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同样可以体现这个观念。具体的道德观念与制度模式都是手段，王道、大同、“天下为公”是目标、理想。目标、理想是抽象的，理想要体现在具体的模式中，但具体的模式是理想的不完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