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等启蒙价值的不足。一旦背离了儒学大传统,儒学的边缘化便不可避免,其作为道德哲学的正当性便会受到质疑。离开了制度化存在的传统,作为哲学的现代儒学很难回应这种质疑。但儒家没有唯一的人格神信仰,没有不可违反的道德律令。......
2023-07-04
经过学界30余年的努力,炎黄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炎黄文化学术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炎黄文化的认同没有得到同步发展。
(一)炎黄文化的认同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炎黄文化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研究、弘扬炎黄文化有助于塑造中国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有助于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正能量。然而在弘扬炎黄文化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正式场合可以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指代中国和中国人,而不能提“炎黄子孙”。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少数民族从血缘上和炎黄没有关系;二是认为炎黄是汉族人传说中的祖先,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的传说和祖先。他们认为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国人,在学术上不够科学,在实践上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在研究炎黄文化的学术界,炎黄文化的认同本来就不是个问题。学界主流观点均认可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是维系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而反对使用“炎黄子孙”这一称谓的人基本不是专门研究炎黄文化的学者,他们对炎黄文化研究的学理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从情感上不认同炎黄文化。也就是说,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发生在文化认同层面,而不是学术、学理层面,文化认同本质上是个历史观、文化观问题。所以,在推进炎黄文化学理研究的同时,不能忽视炎黄文化认同层面的研究。
炎黄文化的认同问题很重要,必须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并得到妥善解决。可能有人会觉得,部分人不认同炎黄文化无所谓,他们只要认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就可以了,何必搞无谓的争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认同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而不认同炎黄文化、炎黄子孙,等于认同中国的今天却不认同中国的历史。然而现实与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不认同中华文化的历史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历史虚无主义最终必然导致否定现实的合法性。
如何解决炎黄文化的认同问题呢?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的认同不能靠强制,只能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一百年来的近代史,反传统文化是主流,所以人们对传统文化有很多偏见和误解。要把这种偏见和误解消除掉,为传统文化“去污名化”,需要热爱传统文化人士长期的、不懈的努力。具体到炎黄文化,尽管研究成果出了很多,但大多属于形而下层面、学理层面的研究,对于炎黄文化的超越层面、信仰层面,缺乏足够的重视与探讨。
(二)炎黄二帝的三种形象
据史籍记载,炎黄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起点。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史,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的,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很多发明创造都产生在这个时期。炎帝的发明主要表现在农业,黄帝时期的发明就更多、更全面了,包括天文、历法、律吕、算数、乐器、图书、冕服、杵臼、弓矢、驾牛、舟船等。那么炎黄文化最根本的特点是什么呢?总体上说,炎黄文化的核心特征是血缘、政治和信仰三者相统一。炎黄二帝有三种形象,一是祖宗形象,一是天子形象,一是圣人形象。炎黄都是部落的首领,对于各自的部落来说,炎黄是祖宗。同时,炎黄又都是部落联盟的盟主,是天下诸侯的共主,是天子、帝王。并且,炎黄不仅是政治上的帝王,又是拥有最高道德的人,是以德治天下的圣王。在这三种形象中,天子形象与圣人形象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天子承担政治功能,圣人承担信仰功能。所谓文明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政治上国家的出现,一是信仰上宗教的出现。在西方这二者是分离的,而在中国二者是统一的。“内圣外王”指的就是远古圣王,而不是一般的人。
先说炎黄的天子形象。人们都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中国的政治很成功,中国始终追求政治上的大一统,追求一个圣王来统一天下。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人们认为分裂是乱世,是不正常的,是暂时的。在分裂时期,人们向往统一,追求统一,一旦时机成熟,总能重建大一统王朝。统一的国家是文明的载体,政治上的成功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的主要原因。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天子是国家秩序的维护者,当炎帝神农氏衰落,不能维持国家的秩序时,轩辕氏讨伐作乱的诸侯,重建秩序,让天下百姓享受太平盛世。炎黄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开创者。炎黄时中国处于“万国”时期,周武王伐纣之时有八百诸侯追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也始终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虽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总能保持国家的统一,避免国家的分裂,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坚强的政治核心——王权。炎黄时期,已经有了王权的萌芽。中国正是以王权为核心,以炎黄部落为核心,凝聚华夏大地上的不同族群,逐步形成为拥有973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泱泱大国。后世尊炎黄为人文始祖,主要原因在于炎黄是帝王,属于政治认同、国家认同。至于后世各民族都向炎黄认祖归宗,那是以血缘认同强化政治认同。
再看炎黄的圣人形象。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政治上的大一统?仅靠武力是不行的。武力可以取得天下,只有道德才能长久地维持政治统一。帝王必须同时是圣人,才能得人心、得天下。这也是后世称皇帝为圣人,皇帝的命令为圣旨的原因。不是说现实中的皇帝真有圣人之德,而是说皇帝应该是圣人,皇帝应该以圣人为标准要求自己。在中华先民的记忆中,炎黄、五帝就是圣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能达到协和万邦、发展生产、风调雨顺的境界,可见黄帝治国水平之高。帝喾是黄帝的曾孙,也是一位有德之圣王,“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的儿子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总之,中华民族最高的治国理念,比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都是从炎黄时期开始形成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保持多元一体的民族和文化格局,正是因为中国追求并实践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后世尊炎黄为人文始祖,是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炎黄血缘的认同,目的也是以血缘认同强化文化认同。
总之,炎黄文化的内涵包括血缘、政治、信仰(价值观)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血缘亲情讲的是小家,政治讲的是国家、是大家,信仰则是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亲亲、尊尊、贤贤”,小家、大家、普天之下,道理都是相通的。把炎黄文化的内涵局限到血缘上,是对炎黄文化的误解与偏见。
(三)坚持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才能消除对炎黄文化的误解
为什么会出现对炎黄文化的误解与偏见?根本原因在于以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化。在西方,政治与宗教是分开的,知识与价值也是分开的,而在中国这些都是统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知识,更承载着中国人的信仰。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现代科学被引进中国并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承载着中国人信仰的传统文化被当作科学知识来解读。于是,出现了疑古派,“三皇”“五帝”被当作神话迷信来批判。疑古派在学术上有其贡献,但是其致命缺陷在于带来了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中国古人对“五帝”的神圣化,是为了给中国传统价值观奠定坚实基础。对五帝传说的解构,必然带来传统价值观的倒塌。
炎黄的传说可能有夸大之处,炎黄的事迹也许永远不可能通过考古获得现代科学的证实,但五千年来中国人对炎黄文化的认同是实实在在的信史,炎黄文化已经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成为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指路明灯。我们不应该以科学的名义否定中华传统价值观,而应该本着理性的精神继承并弘扬炎黄文化,给炎黄文化以现代诠释,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出贡献。
【注释】
[1]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2]李泽厚:《哲学纲要》,第46页。
[3]李泽厚:《哲学纲要》,第49页。
[4]李泽厚:《哲学纲要》,第14页。
[5]李泽厚:《哲学纲要》,第46页。
[6]李泽厚:《哲学纲要》,第45页。
[7]李泽厚:《哲学纲要》,第50页。
[8]李泽厚:《哲学纲要》,第51页。
[9]李泽厚:《哲学纲要》,第51页。
[10]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6页。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11]李泽厚:《哲学纲要》,第129页。
[12]李泽厚:《哲学纲要》,第130页。
[13]李泽厚:《哲学纲要》,第139页。
[14]李泽厚:《哲学纲要》,第157页。
[15]李泽厚:《哲学纲要》,第160页。
[16]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第257页。
[17]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第259页。
[18]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19]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20]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第133页。
[21]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2页。
[22]《力行》,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23]《持守》,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
[24]《力行》,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
[25]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60页。
[2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27]朱熹:《尽心说》,《朱熹集》卷六十七,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28]朱熹:《答黄道夫》,《朱熹集》卷五十八。
[29]《太极天地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30]《易十·上系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31]《太极天地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32]《太极天地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33]《太极天地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34]《太极天地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35]《太极天地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36]《大学二·经下》,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
[37]《论语二十六·宪问篇》,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四。
[38]《中庸一·第一章》,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39]《周子之书·太极图》,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40]《易十·上系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41]《孟子二·公孙丑上之上》,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二。
[43]《程子之书一》,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44]朱熹:《四书或问》卷二十八。
[45]朱熹:《四书或问》卷二十六。
[46]朱熹:《答陈同甫》,《朱熹集》卷三十六。
[47]陈亮:《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48]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卷二十。
[49]朱熹:《答陈同甫》,《朱熹集》卷三十六。
[50]朱熹:《答陈同甫》,《朱熹集》卷三十六。
[51]朱熹:《答陈同甫》,《朱熹集》卷三十六。
[52]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卷二十。
[53]朱熹:《朱熹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
[54]陈亮:《又乙巳秋书》,《陈亮集》卷二十。
[55]陈亮:《又乙巳秋书》,《陈亮集》卷二十。
[56]朱熹:《答陈同甫》,《朱熹集》卷三十六。
[57]朱熹:《答陈同甫》,《朱熹集》卷三十六。
[58]朱熹:《答陈同甫》,《朱熹集》卷三十六。
[59]陈亮:《又乙巳秋书》,《陈亮集》卷二十。
[6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77页。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6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9页。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62]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页。
[63]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65页。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64]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页。
[66]高秀昌:《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哲学动态》1996年第8期。
[67]路闻:《宋学·道学·理学》,《中州学刊》1984年第1期。
[6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0页。
[69]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70]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82页。
[7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7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4页。
[73]陈寅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7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32页。
[7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页。
[76]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77]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3页。以下引用本书版本同。
[78]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第214页。
[79]相关争论参见陈来、甘阳主编:《孔子与当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80]杜维明:《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南方周末》2010年12月2日。
[81]易中天:《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
[82]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7、268页。
[8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页。
[84]陈寅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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