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中的儒学内涵辨析

关于如何继承和发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观点分歧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儒学是什么的认识不一致。儒学的精神、本质，或者说精髓是什么，这是一个基本但又不易回答的问题。

（一）学界对儒学价值的争论

以牟宗三、杜维明先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主张把儒家文化分为道、学、政三个层面，认为政治儒学基本上应否定，而学术和价值层面的儒学应该肯定，也就是否定“三纲”，肯定“五常”。牟先生认为儒家道德的老内圣可以开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杜先生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等启蒙价值的不足。郭齐勇先生认为，对政治化的儒学也不必一概否定，而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儒学的经世原则，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批评值得肯定。蒋庆先生被学界称为“儒家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执着地主张复兴政治儒学，主张恢复儒家的国教地位，把儒家思想落实到制度建构上，实行儒教宪政制度。方朝晖先生认为以修德、尊贤和选能为特色的儒家式精英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白彤东先生也认可儒家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的思想。李泽厚先生提出两种道德，宗教性道德、社会性道德，儒家属于宗教性道德，西方的启蒙理性属于社会性道德。而郭齐勇先生认为儒家有着丰富的公共伦理资源。^[79]

学界观点有不足之处。第一，不能把政治儒学与道德儒学截然分开，肯定道德儒学否定政治儒学。因为儒家的道德不能独立存在，儒家价值观很大一部分是从政治方面体现出来的。第二，不能把儒家的本质归结为道德形而上学，因为儒家的价值观不能离开制度建构、社会生活、社会习俗而独立存在，离开了具体的社会情境，儒家的价值体系是不完整、不可知、不可解的。第三，不能把儒家的本质归结为政治，因为儒家价值有超越性的一面。第四，儒家主张的德治不仅有精英的一面，也有平民的一面。第五，不能把儒家道德仅仅作为宗教性私德，儒家有大量社会公德资源，但学界对儒家价值体系的现代诠释远远不够。

（二）儒学不仅仅是哲学

在《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80]一文中，杜维明先生否定“三纲”肯定“五常”，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进行平等对话，袁伟时先生也认为“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这种观点听起来很不错，但忽视了非常重要一点，那就是民主、法治在西方不仅是观念，也是制度。“五常”作为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附于以“三纲”为代表的制度架构的。抽离了具体制度，无论是自由、平等、民主，还是仁、义、礼、智、信就全变成了空洞无物的概念。两种空洞的价值观在讲堂上空对空进行对话，对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有什么帮助？易中天先生在随后的商榷文章《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81]中指出了这一点：“三纲”为皮，“五常”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遗憾的是，易先生虽指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并且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提出要继承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方法是抽象继承，还要进行现代阐释，即引进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立足于公民权利、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现代意识。这听起来和杜先生、袁先生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在我看来，问题也不能不是这样。尽管儒学在传统社会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但在当前，儒学却退守哲学课堂，变成了人文学者的一种话语。现在人们所说的发扬和传承传统文化也好，国学热也好，主流都是在谈狭义的文化，即思想、精神、风俗、礼仪意义上的文化，完全不涉及政治制度。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这里不作探讨。但这个复兴儒学的范式本身就值得反思，如果满足于复兴狭义文化意义上的儒学，儒学能复兴吗？这个问题，学者们当然是有反思的。特别同情儒学的余英时先生就有这样的疑问，“现代儒学是否将改变其传统的‘践履’性格而止于一种‘论说’呢？还是继续以往的传统，在‘人伦日用’方面发挥规范的作用呢？如属前者，则儒学便是以‘游魂’为其现代的命运；如属后者，则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将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余先生最终的结论是“不相信中国今天能够重建一个全面性的现代儒家文化”。^[82]

问题在于，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产生重要作用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恰恰是因为儒学是制度化的存在，正如陈寅恪所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83]。如果现代儒学沦为一种哲学学说，不能有效应对民主宪政及其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那不是恰恰背离了儒学“内圣外王”的大传统吗？一旦背离了儒学大传统，儒学的边缘化便不可避免，其作为道德哲学的正当性便会受到质疑。正如刘擎先生所问，“从孔孟到当代新儒家，儒家教义发生了种种流变，何为正宗？”“现代中国人经历了各种外来文化的洗礼，为何要做一个儒家的信徒？”“道德与精神归宿，‘世界上好的东西很多’，何必非儒家不可？”“以‘传统文明’之特质来‘驯服’内在于中国自我理解的各种紧张与歧义，这在根本上是否可能？”离开了制度化存在的传统，作为哲学的现代儒学很难回应这种质疑。而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所谓复兴儒学、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认同便是一句空话。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不选择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立场，坚持复兴儒学，那么就一定要回归儒学“内圣外王”的大传统，不仅要把儒家价值观做现代诠释，而且这些诠释要落实到制度构建上。问题是，这可能吗？余英时先生认为不可能，“儒学不再能全面安排人生秩序，这一点应该无须争辩”。但我没有这么悲观，我的根据便在我对儒学是什么的理解上。

（三）儒学的本质特征

儒学在当代能发挥什么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儒学是什么。

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是宗教。但儒家没有唯一的人格神信仰，没有不可违反的道德律令。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因为中国有哲学。冯先生把儒家学说解释为道德形而上学，但第一，哲学是理性的学说，不能发挥超理性的信仰作用；第二，儒家的道德离不开形而下的制度和习俗，所以儒家价值体系不能作为观念独立存在。

崔大华先生主张把儒学分为三个层面，以“礼”为表征的社会理论层面，以“仁”为表征的心性理论层面，以“命”为表征的超越理论层面。我的看法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把“命”与“心”“性”“理”放在同一个层面，作为超越的层面。而崔老师又特别看重“礼”背后的精神“仁”，仁与心、性、理、命是同等范畴。三个层面归结为一个层面——心性的理论层面，所以崔老师与现代新儒家一样把儒学当作了道德哲学。

那么儒学到底是什么？我的看法是，儒学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天理是主义、信仰、价值观，国法是法律、制度、政策，人情是习俗、礼俗、社会生活。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也就是信仰、政治、社会生活三位一体。首先儒学是信仰，而不单单是道德哲学，信仰是神圣，道德是理性，只有神圣的信仰才能保证理性的道德被遵守。宗教是信仰，但儒学不是宗教，宗教有至善的天国、上帝，儒学只有人格理想、社会理想，社会理想要靠人不断去探索，而没有终极真理、现成答案，没有理想社会乌托邦。宗教因为有唯一的真理——天国、上帝，有上帝的道德律令不容违反，所以具有僵化、不宽容的特性，容易引起宗教战争、文明冲突。儒学有探索未知的精神，不断超越有限的精神，没有终极真理在握的傲慢，所以有宽容性。

一方面儒家的价值体系产生于、依托于社会生活、社会习俗、政治制度，一方面儒家价值又引领、提升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所以儒家价值既有精英性又有平民性，既容易践履，又很难做到极致。

儒家价值如何可能？儒家是文化，文化是一代代积累而来，靠教育一代代向下传递。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敬畏文化，热爱文化，传播文化，弘扬文化。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文化，谁也不可能拯救我们。

（四）儒学是一种社会理想

儒学在传统社会是一种制度化存在，那么能不能说儒学是政治学呢？不能。因为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学是价值中立的，政治学反复讨论、斟酌的是制度安排，要解决的问题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不讲文化认同。而儒学讲的是“内圣外王”，它不仅要解决秩序问题还要解决心灵问题，儒学当中有政治但又高于政治。那么儒学是解决个人安身立命的宗教吗？儒学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因为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解决个人心灵问题，不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基督教没有自己的社会政治学说。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也不同于中国。西方向有“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之说，中世纪有王权和教会的对立，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分裂状态的西方中世纪社会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社会政治学说。所以儒学既不是政治学，也不是宗教。儒学这种学说，你跟它谈政治，它跟你谈人心，你跟它谈人心，它又跟你谈天下。在我看来，儒学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理想，它要建立一个符合人性、人情和人道的王道社会，它要在人间实现人人各得其所、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儒学是天下主义，如果说天下是社会，那它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说天下是世界，那它就是世界主义。

儒学到底有没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本质规定性呢？我的理解是，儒学的本质特征是内在价值观和外在社会秩序的统一，用儒学话语说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内圣和外王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变的是内圣与外王统一这个形式。在原始儒学时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孔子提出的“仁”，但孔子本人并没有实现外王，因为外王已经由周公实现了。把周公的“礼乐”和孔子的“仁”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内圣外王。儒学第二期是宋明理学，以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为代表。朱熹和王阳明只有内圣也没有实现外王，因为外王已经在汉唐实现了。汉唐时期法律的儒家化，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优劣的争论和实践、以及最终郡县制的确立，选官制度从举孝廉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都是儒家治国、平天下外王大业的表现。把汉唐的制度建设和宋明的心性哲理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内圣外王。

儒学第三期的大师现在还没有产生。现代新儒家致力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其问题意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讲内圣不讲民主这个新外王，就背离了儒家的传统。问题在于，外王要与时俱进，内圣也要顺应时代进行更新。儒学本来就不排斥外来观念，如果不是消化吸收了佛教中的积极因素，理学会产生吗？佛教传入中国千年后才产生了新儒学——理学，而西学系统传入中国才不过一百来年。在这一百年间，不是战乱，就是各种政治运动，现在总算安定了，又有做官“下海”的诱惑，有多少人在潜心学习、研究西学？南北朝、隋唐时期有许多高僧在翻译、钻研、宣讲佛经，我们当代的高僧在哪里？我们对西学总体上的了解还是太肤浅，不掌握西学的精髓，就不可能重建一个高级版的儒学，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是一句空话。

（五）儒学以现实人生为本

儒学主张“礼治”，“礼”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等级制如何与自由、平等、民主等西方现代价值观兼容？我认为，儒学在具体制度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主张。在制度问题上，儒学是因应现实、提升现实，并不把某种制度看作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人制定的，但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立制度。人的思想似乎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地自由翱翔，但超越的思想要落实到制度层面，那就一定会受到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制约。礼乐制度不是周公凭空想象出来的。周公制礼作乐只是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礼乐制度进行系统化、规范化整理而已。所以“礼”这种等级制是由当时的社会客观条件决定的，并不是周公特别偏爱等级制。当然等级制并不符合人性，所以要由具有“和同”精神的“乐”对礼制进行一定的平衡。对于孔子来说，礼乐制度是既定的并且行将崩坏。孔子提倡礼治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赋予“礼”以“仁”的精神，“仁”代表爱、自我约束、尊重别人等积极的人文精神。孔子反对徒具形式缺乏仁的礼，“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总是把德（仁）、礼和政、刑并提，他反对把政、刑放在德、礼前面。礼虽然是等级制，但总还是因人而异、灵活多变、以人为本的，比冰冷无情、只问结果不管动机的刑法要人道多了。所以，我们看待儒家的礼治要着眼于“仁”的精神，仁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积极的价值，仁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并不冲突。等级制与低下的生产力相联系，等级制不是礼治的本质规定性。

虽然孔子以“仁”诠释“礼”，并为恢复西周礼制而奔走游说，但西周的封建制、宗法礼制最终也未能恢复。秦以法家学说为指导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专制性更强的郡县制和官僚制。但儒家的礼治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过一代代儒生的努力，在法家的专制体制和法律制度中贯入了礼治精神。从汉代以后的制度都可以说是法家的形式、儒家的精神。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84]这句话被广泛征引，并引起了一些误解。典型的误解是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其实这句话是说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仁”或曰礼治精神体现在“三纲”“六纪”中。“三纲”“六纪”这种制度当然比西周的礼乐制度更加专制，但贯彻了儒家礼治精神的“三纲”“六纪”比严刑峻法的秦政还是要人道得多。“三纲”制度虽然专制，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因为它适应了郡县制统一大帝国的需要。在西周封建制下中国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秦汉的郡县制才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有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繁荣，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从原始儒学的礼乐制到第二期儒学的“三纲”“六纪”，制度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礼和“三纲”是儒学对社会现实的适应，仁或曰礼治精神是儒学对现实政治的提升。礼治精神使这个专制的、不平等的社会更符合人性、人情，更富于诗意。制度在变，仁的内涵也在变，不变的是儒家对更美好人生的追求，所以说儒学以现实人生为本。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社会，凭什么要做一个儒家信徒？我的回答是，儒家学说是一种社会理想，它主要关切的是群体的善。作为群体的善，儒家道德是低调的、温和的、谦逊的、弱势的，因而也是富于包容性的。儒家只是给人树立了一个高标准——圣人，并不强制所有人都达到那个标准。所谓圣人就是“人伦之至”，圣人就是在人性修养方面达到了顶点。普通人当然很难达到圣人的标准，但人作为人，不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性修养，不努力提高自己的境界，难道要自甘堕落吗？作为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哲学，儒学当然有精英主义的一面，“以天下为己任”当然是对精英的要求。然而，作为社会理想的儒学并不排斥个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有其他信仰。在历史上，士大夫在朝治国、平天下，归隐后信仰佛、道是很寻常的事。至于普通百姓，除了拜祖宗外，是进庙就烧香、见神就礼拜。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社会，但并不妨碍儒学的主流地位。

（六）极高明而道中庸

儒家的终极理想是实现“王道”或曰“大同”，这个理想虽然很高远，但并不是高不可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身边事做起，从小事做起就能最终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儒家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大小、规模不同，但道理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坚持价值与秩序的统一。价值是人性修养，秩序是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修身不仅是内圣，也是最小的外王；平天下是外王，也是最大的内圣。

儒家以王道为最高目标，所以是理想主义者；儒家又是直面现实的实干家，所以儒家并不绝对排斥霸道。孔子虽然批评管仲不知礼，但又认为管仲是一个仁人。因为在周天子已经失去权威的时代，管仲帮助齐桓公联合诸侯“尊王攘夷”，对内保持了和平，对外抵御了少数民族的入侵，保卫了华夏文明。在王道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孔子肯定霸道是直面现实的一种表现。而孟子批评齐桓公、晋文公，是坚持理想标准不降低的表现。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提高，孔孟的观点可以互相补充。南宋朱熹与陈亮的王道、霸道之辩，也应作如是观。朱熹批评汉、唐是坚持王道标准不动摇，陈亮肯定汉、唐是直面现实、有所作为。朱熹与陈亮的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互补。

什么是今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就是处理好国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国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惑，既然美国在国内实行民主，为什么不把民主应用到国际关系上？这是典型的中国思维，“治国”与“平天下”的原则精神相通，是儒家传统。美国的民主是通过内部各阶层斗争得来的，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平等、民主的新国际关系的建立是大有希望的。

今天的“治国”，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级制不是儒家的本质，儒家主张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在当今社会当然是民主最符合人性。孔子没有提出民主，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客观条件不具备，现在实现民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如果孔子生活在现在，他一定会为实现民主而奔走。没有民主，就没有民生（仁政）和和谐。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实现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主，而在于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和人心的民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符合人性和人情的民主，中国在民主方面应该、也必将为世界作出贡献。

今天的“齐家”，就是重建社会，给各种民间社团以足够的发展空间，实现社会自治，这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础。“兴灭国，继绝世”，以小共同体为本，实现社会自治，正是儒家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的“家”——氏族、宗族实行的是等级制，今天的“家”——民间社会组织则奉行平等、民主的原则，合格的公民是在“家”里长大的。

所以，复兴儒学，仅靠研究儒家经典是不够的。儒家的经典里讲的都是非常实际的现实社会问题，并没用离开现实的玄妙之论。打算在儒家经典里找到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现成答案，注定是徒劳的。复兴儒学，关键在创新，在弘扬儒学的真精神，在坚持儒家的理想。儒学的真精神就是以现实人生为本，敢于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儒家的理想是让人更像人，让社会更适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