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2023-07-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精神是抽象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依托于华夏历史文明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正如上文所述，华夏历史文明的本质特征，即中国精神，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根据华夏文明观，没有一种固定的制度模式是完美的，也没有一种固定的道德模式是完美的，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属于历史的范畴，都是不断发展的。

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和方向，而不是操作层面的方法。落实到实践层面，如何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呢？所谓精华，就是超越具体时空的永恒的精神、价值、理想。所谓糟粕，就是与特定时空相联系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理想，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精神是抽象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它依托于华夏历史文明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华夏历史文明就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理想的体现和实现，当然是不完全的体现和实现。所以精华与糟粕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落实到实践中，就是通过发展，不断地超越束缚中国精神的旧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创造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国精神的新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

在当前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批判和弘扬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专制文化，而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具有独立于制度的永恒价值。否定者看重的是传统文化的具体模式，肯定者看重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否定者认为只有制度才是重要的，所谓精神、道德不过是空喊口号，是欺骗。肯定者虽然不否认传统政治是专制政治，但同时认为专制制度掩盖不了传统道德的光辉，传统道德依然适用于现代社会。可见，双方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那就是认为中国皇权制度是专制制度，分歧在于双方对传统文化的本质认识不同。否定者认为制度才具有决定性作用，既然儒家道德没有体现在制度中，那儒家道德就不过是说说而已，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制度和思想。肯定者认为传统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文化，儒家的道德修养学说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独立的价值。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共同的缺陷在于割裂了中国精神与体现中国精神的具体制度模式的关系，一方是制度决定论，一方是文化决定论。正如上文所述，华夏历史文明的本质特征，即中国精神，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中国追求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世界，制度与文化（即道德、价值观）都是实现那个完美世界的手段。根据华夏文明观，没有一种固定的制度模式是完美的，也没有一种固定的道德模式是完美的，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属于历史的范畴，都是不断发展的。制度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都是把某种制度模式、文化模式上升到超越历史的、完美的、本体的高度，因而都是错误的。应该到历史发展中去认识中国精神、中国理想具体的实现过程，而不是从先验的理论出发去评判活生生的历史。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性问题。学界通常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从秦朝开始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不属于专制社会。三代社会是宗法社会，政治上实行王权制度，在地方上实行分封制，王权制度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地方上的诸侯国依然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宗法社会实行礼治，儒家道德正是与礼乐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各诸侯国相继推行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相互间进行兼并战争。最后，西方的秦国因为变法运动推行得最为彻底，国力日益强盛，在兼并战争中胜出，消灭了东方六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从此中国开始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直到清朝灭亡为止。

对中国历史的这种认识，不能说没有依据。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定性显然是批判的态度，无论华夏文明在这两千多年里取得了如何辉煌的成就，在“专制”这顶大帽子下都会令人感到气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我们理应用更加理性、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这段历史。“专制”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政治术语，明显含有贬义，不是学术研究的中性概念。所谓“专制主义”是指皇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不受其他权力制衡。皇权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本身就应该是最高的、排他的权力，不该受到批判。皇权作为国家治理层面的最高权力，事实上也受到很多制约，并有纠错机制，并非完全不受制衡。一种政体是优是劣，要看它是否适应那个国家的国情，是否能够实现善治，实现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是以一种先验的理论来判断。当三代的礼乐制度崩坏，国家四分五裂，诸侯混战之时，思想家们，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希望国家重新统一起来，恢复王道之治，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区别在于统一的方式和途径不同，一个主张德治，一个主张法治。秦国采纳法家的主张，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就说明法家思想是有效的、正确的。但当时的百姓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秦政是暴政、苛政，希望回到过去的宗法制、分封制。后来秦朝果然二世而亡，分封制又一度回潮，这好像坐实了秦制是专制制度。

其实，秦制之所以给人以专制的观感，是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致力于统一天下，一切以打仗为标准，秦国政权其实是一个军国政权、一个战争机器，秦国没有在和平环境下治国的经验。秦朝统一全国后，依然沿袭了军国传统，南征北战，大兴土木，百姓无法正常生活，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判断秦汉政治制度好坏，应该看汉朝之治而不是秦朝之治，秦朝是打天下，汉朝是坐天下。汉朝的统治把法家制度与儒家道德有机结合了起来，如果说三代的宗法礼乐制度是王道的1.0版本，那么汉朝就实现了王道的2.0版本，也就是实现了新时期的“天下为公”。当然汉朝的“王霸并用”比起三代的礼乐制度，法律的强制性确实多了一些，看起来没有礼乐制度那么优雅。但是不要忘记，在三代能够享受礼乐文明的只是少数宗法贵族，庶人是没有资格学习礼乐文明的。秦国废除了宗法贵族的特权，建立军功爵制，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使平民能够上升为统治阶级，扩大了秦国的统治基础，表明秦制是进步的制度。

汉代初期，出现了布衣将相的局面，这本身就是皇权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平民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成为士人，进入政权，从而使汉朝成为士人政府，中国政治从此进入士大夫政治时代。所以，皇权制度与三代的宗法制度相比，是一种更加开放的政治制度。三代实行“世卿世禄”，官员由贵族世袭，而皇权制度下，只有皇位是世袭的，官员从平民士人中遴选，这是一种先进的制度。皇权制度是政体，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士人政治是国体，是政权的阶级性。在皇权制度下，天下是士人的天下，而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皇帝可以说是第一士人。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汉代士人不仅包括文士，也包括武士，即军功集团。秦国靠奖励军功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也是马上皇帝，汉初统治集团是一个军功集团。汉朝平定内部叛乱，抵御匈奴的入侵，都离不开强大的军队，所以汉朝是一个崇尚军功的朝代，沙场立功封侯是热血男儿的梦想，军功爵制是汉代平民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汉代本来是一个不讲出身的时代，是平民士人的天下，然而到了魏晋以后又出现了一个贵族集团——门阀士族。历史发展的道路往往就是这样曲折，由于汉代的生产力依然低下，小农经济非常脆弱，一遇天灾人祸很容易破产，土地被豪族兼并，自耕农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大族的部曲、佃客。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流民大量出现，社会人口普遍沦为依附人口，平民士人自然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拥有强大宗族背景的士人才可以生存下去，这就是门阀士族。汉代的士人政府到魏晋、南北朝变成了士族的政府，士人政治演变成了士族政治，皇权普遍衰落，皇族成为第一士族。士族政治以东晋、南朝最为典型。士族在保存、延续华夏文明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士族的封闭性与狭隘性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速度。这是华夏历史文明走过的一段曲折历程。

最后，带领华夏文明走出分裂割据，重新走向辉煌的是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西魏和北周。建立隋唐大一统王朝的核心力量是以鲜卑六镇民族为主体，融合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体的关陇军功集团。在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不像南朝门阀士族政权那么封闭、狭隘，部落民主风俗尚存，比较重视平民的力量，不尚虚名尚实干，奖励军功，因此国力日盛，最后从西向东、由北到南统一了全国。隋朝的统一和秦朝统一全国颇为相似。不过，隋唐大一统王朝与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发展方向却大异其趣，秦汉是从平民社会走向贵族社会，隋唐正好相反，是从贵族社会走向平民社会。

两汉经历了400余年的统一才走向分裂，而唐朝的统一持续不到150年便被安史之乱所打破，后经历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分裂时间长达200余年后，才由北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且是不完全的统一。隋唐大一统王朝虽然繁荣强盛，但明显带有不稳定性和过渡性质，在大繁荣的后面孕育着大变革。在政治上，隋唐虽然结束了南北朝的大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代替了地方分权，但是门阀士族依然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尤其是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使中央集权再次遭受挫折。在选官制度方面，九品中正制虽然被废除，但门荫制度依然盛行。科举制度虽然产生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唐朝的科举制仍然带着门阀制的深刻烙印。

经过唐宋之间的变革，到宋朝建立时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产生了，如果说汉唐时期是华夏文明的2.0版本，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就是华夏文明的3.0版本。与汉唐社会相比，宋元明清社会有如下特征。第一，汉唐虽然实行郡县制，但在隋朝以前朝廷只任命郡县长官，郡县属官由长官自行任命，由于长官不是本地人，对地方情况并不熟悉，所以地方宗族、乡里势力在政治上依然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力。虽然隋文帝废除了乡官，但唐后期藩镇又拥有了自行任命属官的权力。而到了宋代以后，由吏部任命地方政府属官的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第二，汉唐时期，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地方政府在选官制度中都享有荐举权。隋唐时期虽然实行了科举制，但依然保留了荐举遗风。宋代以后，科举制成熟，士人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录取官员完全由中央政府依据考试成绩决定。第三，汉唐时期，地方社会依然保留了古老的宗族、乡里组织，并最后发展出了门阀士族。宋代以后，门阀士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士族的依附人口也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社会进入了平民时代。第四，汉唐时期，军功集团势力强大，社会上保留了尚武之风。宋代以后，实行募兵制，军人地位大大降低，耕读传统代替了耕战传统，中原王朝中军功集团退出舞台。只有少数民族保留了军功集团和尚武之风，所以宋代以后大一统的王朝都是由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总之，经过唐宋变革，中央集权程度更高了，汉唐时期经常出现的军阀割据、地方叛乱，到宋代以后就很少出现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科举制的推行，使文化更加普及，宋学遂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高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与中国疆域的扩大。

凡事有利即有弊，尚武之风褪去，社会更安定了，但民风也更柔弱了。士族退出历史，社会更平等了，但社会力量分散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但读书做官的狭隘上升通道也限制了人们在文化上的创新动力。国家统一，盛世来临，却也限制了统治阶级的眼界和胸怀，导致闭关锁国政策出台。总之，人们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愚昧、积贫积弱，这都是清朝中后期才出现的，那时已经到了华夏文明3.0版本的后期，到了华夏文明转型的关键点。不能以这一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否定了从秦汉直至明清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

评价华夏文明要从历史的实际演变中得出结论，而不应以某种理论为标准，削足适履地裁剪中国历史。不能以近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评价中国古代史，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来裁剪中国历史。比如，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是因为人们把从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的历史都划入封建社会，认为唐宋社会变革是从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这种历史分期法是很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观，是历史哲学，不能与实证层面的历史分期问题直接挂钩。汉唐社会与宋代以后的社会在各方面都有明显区别，把二者划入同一个时期就泯灭了这种巨大的差别，严重影响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

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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