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史文明的丰富内涵

2023-07-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精神其实就是华夏历史文明的普遍性。华夏历史文明的本质特征是，理想与现实是统一的。理想与现实统一是华夏历史文明总的特征，分而言之，包括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民族与世界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等方面。华夏文明的最高理想是“平天下”，华夏文明是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共同创造的。根据华夏文明观，华夏历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是人类多元文明的体现。

研究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创新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华夏历史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特指人类在精神方面的创造。在现实生活中，文化一般是指狭义的文化，即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文明”与“文化”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但文明更多的对应着广义的文化，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称。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文化都是发展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既然民族文化、文明是不断发展的，像一条河流那样川流不息，那么华夏历史文明有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核心，一个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本质特征？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精神，华夏文明就是不可知的，甚至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华夏文明的本质特征也可以称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理想，它包括理想的人格、理想的社会、理想的自然等方面。中国理想体现在华夏历史文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层面，也体现在教育、学术、艺术、哲学、宗教等精神文明层面。中国精神体现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传承中，也体现在中国97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

中国精神其实就是华夏历史文明的普遍性。一方面，华夏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民族，可以说华夏文明本身具有多元性、特殊性、相对性。另一方面，多元的华夏文明发展演变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华夏文明又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绝对性。那么华夏历史文明的普遍性到底是什么呢？正是在普遍性与多元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质。在西方文明传统中，文明的普遍性与多元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是对立的，西方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天国”、康德的“理性”世界与现实、世俗、感性世界是割裂的、对立的、不同质的，理念、天国、理性是独立的世界，是西方文明的理想世界，代表了文明的普遍性、统一性、绝对性。而在华夏文明中，由于没有宗教传统，所以没有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华夏文明有理想，但这个理想不是一个固定模式，不可以用语言把它精确地表述出来。中国精神、中国理想本身是完美的、无限的，而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语言的表达也是有限的，所以不能用世俗的手段把完美的理想揭示出来，完美的理想只能在现实世界的无限发展中去认识、去实现。也就是说，华夏文明的普遍性离不开多元性的充分展开，理想世界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永恒发展。但是也不能把当下的现实世界直接等同于理想，当下的现实世界是无限发展的现实世界的一个片段，当下是不完美的。

华夏历史文明的本质特征是，理想与现实是统一的。理想与现实统一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理想世界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改造。第二，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统一是一个人们正在追求的、有待实现的终极目标，在现实生活中，二者是不完全统一的。第三，当二者完全统一的时候，理想就是现实，现实就是理想，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终极目标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也不能达到，它是人们永无止境的价值追求。华夏文明的本质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如果用西方的哲学术语表达，理想世界是“本体”，现实世界是“现象”，那么华夏文明的本质特征也可以说是本体就在现象中，区别于西方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如果用宋代理学家的语言表达这个特征，可以说是“道即器，器即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理想与现实统一是华夏历史文明总的特征，分而言之，包括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民族与世界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等方面。首先，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个人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圣人，社会的最高理想是王道、大同，圣人人格与王道社会理想是统一的。个人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事功中修养成为圣人，王道社会是让所有人各尽其性、各得其所的社会。其次，民族与世界的统一。华夏文明的最高理想是“平天下”，华夏文明是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共同创造的。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区别是生活方式的区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少数民族到中原地区生活就要接受中原文化，即汉化；中原人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就要接受少数民族文化，即胡化。华夷之辨反映的是在中原政权受到少数民族政权入侵时中原文化的自卫，而不是中原文化要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华夏文明的政治理想是协和万邦，具备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之所以具有包容性，是因为华夏文明的本质特征是普遍性与多元性的统一，普遍性、理想性离不开多元的民族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统一就是华夏文明的理想所在。第三，人与自然的统一，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一方面自然运行的规律，即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天道有待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去运用，又具有主观性。人道、人性是人类在认识天道、运用天道的过程中形成的，人性是天道、天理在人心中的反映，“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天理与人性合一，即天人合一。

根据华夏文明观，华夏历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是人类多元文明的体现。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发展道路的不同，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终极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人类文明是包括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内的多元文明的统一体。

在处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方面，要反对把制度与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把“文化”定义为民族性，那么就必须把文化与制度区分开来，否则就意味着某个民族只能实行一种制度，而不能实现制度的进步。如果把文化与制度联系在一起，比如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那文化就与民族性没有关系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制度当作了普遍性的理想，而在文化上持相对主义的观点。即文化没有高低之分，而制度是一元的、普遍的、不断发展进步的。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张目，认为不能以文化不同、国情不同为借口，拒绝西方的“普世价值”，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普世文明。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西方的“普世价值”只是人类普遍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它是适应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搬到其他文明中就不适合了。同样的价值观，比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各种不同的模式，这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制度的文化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互相支撑、互相配合的，把民族文化与制度割裂开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外来制度必须与民族文化融合起来才会有生命力。

华夏历史文明中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可以以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关系为例来探讨。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说的是儒家道德，行的是法家制度；说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总之，认为传统政治说一套、做一套，儒家的仁义道德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落实，真正实行的其实是法家专制制度。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依据，但总体上是错误的。错误的症结在于，把思想观念与制度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这也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裁剪中国历史以适应西方理论的典型做法。西方文化是理性主义文化，理性属于超越的彼岸世界，理性是本体，理性至上，反映到现实政治中就表现为法律至上、制度至上。华夏文明中没有宗教传统，没有独立的、客观化、教条化的理性世界，华夏文化的最高范畴“道”不是理性教条，不是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永恒发展的、活生生的、完美的世界本身。儒家道德伦理不是教条，不是固定的行为模式，而是完美人格、完美社会背后活的遵循。制度至上，制度决定论是西方文化传统。

在华夏文明中道德与制度只是实现“道”的工具，圣人是人格化的“道”，王道是社会化的“道”。圣人与王道才是最高理想，道德与制度都只是手段而已，所以儒家道德与法家制度是统一的，都通向圣人与王道。圣人本身就是活的道德、最高道德，王道社会就是活的制度、最好的制度。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秦始皇统一全国用的固然是法家手段，而天下统一本身也正是儒家的理想。历史上的王道与霸道之辨，事实上都是在手段、途径层面上争论，双方的目标都是王道。所以，学者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王道是名，霸道是实，是错误的。历史上的皇权制度确有专制的一面，但那与特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天下为公”的王道理想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实现到那样的程度，国家统一总比分裂割据好，以现在的标准说那时的王道理想完全是欺骗，是苛责古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王道理想会有更好的实现形式，王道理想没有固定的制度模式，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

华夏历史文明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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