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奶时时讲服务，处处见真情

2023-07-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金融领域内统揽一切，主要任务是打击投机倒把、防止高利盘剥。又回屋坐下，继续讲她那信用社的往事了。这是奶奶当年最为得意的一件事。算账结果让四只牛腿的4个还贷人心服口服，毫无意见。荆奶奶继续讲，信用社讲的就是信用和服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要做到服务落在实处，关键是在农村抓存款抓储蓄。

又是一个难得的星期六，又是明月夜。荆奶奶对东进和四桃说，说起信用合作社，数我感情最深呢！荆奶奶回忆说，当自己还是小孩时，就听老辈人讲，战国末、秦朝初，荆轲、高渐离、宋意三家随着南迁人流，经过九岭山脉时，在桃源留了下来。那时，真苦哇，白手起家，开垦荒地，搭建竹棚，带来的燕赵钱刀，也用不上，托起一大把钱刀，换只鸡，当地人都不肯，并且说：“燕太子丹都死了，燕国的钱币还能用呀！”一气之下，我们的前辈便把它们抛在河里了。据说，这种钱刀，如今成了宝哩！全国仅存一、二枚，还让外国人偷去了一枚呢？

解放了，因我是小学毕业，当时算是个“秀才”，被招收进了人民银行。这在当时，是全县唯一的银行，人不多，事儿不少。在金融领域内统揽一切，主要任务是打击投机倒把、防止高利盘剥。当然还经营存、放、储、汇、救灾、保险和信用合作各项任务。但千椿万椿，就是一件事，一句话：为老百姓服务。1951年秋，县人行在各个乡成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因你们爷爷在桃源信用社当主任，我就来到了桃源相邻的乌鸡乡信用社工作，以粮、棉、油等农业生产为主体，为农户提供种子、耕牛和农具等小额贷款。若农户家有人生大病，也会贷款给医治。那时，虽然土改了，贫下中农分了房子、分了土地，可许多家还改变不了贫穷状态，尤其是缺钱买生产工具，用以扩大再生产。许多家还是穷得外出衣不遮体，在家煮饭揭不开锅。可那些富裕农户，在政府鼓励生产的优惠政策下，游刃有余，家有存粮和余钱，耕田有牛和犁耙，加上他们生来就有的“发财基因”，一下子就蹦腾起来，放起了高利贷，害得那些贫穷农民，雪上加霜，吃了上顿愁下顿，更不要说来年搞生产了，当时真有点“桃花源里难耕田”！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寒冬腊月，不管晴天雨天，我们信用社的后生和姑娘，总是身挎老式大算盘，身背专制布袋套着的油布伞，手提账本和现钞袋，早出晚归，走村串户，送钱上门，为翻身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发放小额贷款。前些时候，我在镇上，碰到一群老农坐在信用社营业厅椅子上“闹磕”（谈天）。他们说，当年春耕时，在田埂上，我们还记得你在雨纷纷、雾蒙蒙中，撑着雨伞，夹着算盘，挽着裤腿，打着赤脚，是一个生气活现、蹦蹦跳跳、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眨眼之间，咋就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呢？这群老农中还有当年李二苟，我马上就回了一句：“怎么眨眼之间，你就驼了背，成了老头呢？”一问一答，大家笑哈哈，你看这就是我们当年信合人与农户之间的融洽之情！

奶奶眉飞色舞，说得正起劲时，她忽然记起了树上的鸡窝还蹲着一只老母鸡在下蛋呢？于是她走出屋，在老桑树下，用手电筒照了照，连说：“下了，下了”。又回屋坐下，继续讲她那信用社的往事了。那是春桃她们四姐妹不知听了多少次的故事，可东进却是头一次听，觉得十分新鲜有趣。奶奶给这个故事取名叫：“牛腿连环贷款，成功改造二苟。”

这是奶奶当年最为得意的一件事。那是1952年春天，土改后的农民正喜气洋洋地育秧备耕。奶奶在乌鸡乡竹坪村找到三位勤劳肯干的农民，主动提供耕牛贷款，条件是另一条牛腿的贷款要给同村二浪子二苟（担保人自然是奶奶）。人家看着奶奶的面子只好同意啰！这样，三个勤劳人与一个二浪子居然配成“最佳搭档”。当收了谷子、秋后算账时，三个勤劳人与一个浪子如何划分还贷，成了当地一大新闻看点。那天晒谷场上，人头攒动，都在翘首观看奶奶怎样算账。只见奶奶挽着衣袖，甩动拨浪鼓似的小辫子，对照账本，快速拨动她那把两尺来长算盘上的珠子。在嘀嘀嗒嗒算盘珠子滚动的清脆声中，奶奶当年那银铃般的声音报出串串数据。算账结果让四只牛腿的4个还贷人心服口服，毫无意见。因此奶奶获得了铁算盘的美称，而二苟也从此成了一名不错的庄稼人。

荆奶奶继续讲，信用社讲的就是信用和服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要做到服务落在实处，关键是在农村抓存款抓储蓄。可解放初期，农民生活很苦，存款自然不多，怎么办？信合人并不畏难，我们根据人民银行指示，依托集镇多设小型机构，广泛应用代理机构，在乌鸡、桃花各村都设立信用互助小组，开展灵活机动，形式多样的业务，千方百计拓宽存款和储蓄渠道。尤其是积极开拓储蓄，形式多样，工作细致，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那个时候，我们以早米1.5市斤、龙头细布4市寸、松柴3市斤、青盐钱5钱、食油（大麻油或菜油）5钱，以它们价格之和为一个折实分，并将分值由省报《江西日报》每日公布，存款时按头天牌价折实存入，支取时按头天牌价付给本金和利息。如遇物价下跌，则保值而不保本。后来物价稳定，则更是保值又保本。那时，信用社的信用接受公开监督，一点都不打折扣，这样才实现了老百姓折实储蓄的快速增涨。得到农民欢迎后，后来又发展为“单一折实储蓄”，以早谷1市斤为计价单位，存款时按当地粮食公司牌价，将本金折合成稻谷存入，支取时又将稻谷折成货币兑付。我们就是这样，不怕麻烦，赢得信用，使得单一折实储蓄成功转为“农村特种储蓄”，并将储蓄由大米粮食延伸为经济作物棉、麻、烟叶等，广泛受到农民老俵的热烈欢迎。到后来，势头越发不可收拾，我们还发展了“实物储蓄”。将储蓄工作做到了农家猪圈，将社员存栏毛猪，作价接收为社员存款，同时办理社员同额贷款借据，并将同额现金借给社员，用作饲养猪的费用，待社员的毛猪长大卖掉后，才收还贷款。就是对社员个人之竹木、砖瓦和犁耙、风车、水车农具等，也通过转账方式，增记社员个人存款。后来，还将社员的房子、桌椅板凳，以及家禽鸡、鸭、鹅等，也可作价存入信用社作储蓄。就是对农民栽种的大树，也可登记作存款，按期计息。信用社存款、储蓄增加了，我们就有底气了，就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钱了。

1953年年底，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合作的三大组成部分，形成鼎足之势，分工又合作，共同把农村经济开展起来，以实现小农经济改造的历史性任务。

那个时候，桃源镇信用社主任宋恒才，就是现在主任宋杰的爷爷，也是燕赵客家人后裔，读过三年私塾，解放前当过长工，1950年刚解放时，被推选为农会主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担任桃源镇信用社主任。起初，他一个人办公，借了一间小屋和一张桌子，赶场天摆桌营业，冷场天进村组织存款、发放贷款，以助贫困农民。宋主任带领我们干部3人和村信用员9人，共12人，闻风而动，积极开展农村存款、储蓄和信贷，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解决短期资金周转和需要。那个时候，信合人就是孺子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人民银行在1954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既然农村信用合作社跟农业生产社和供销社一样，是农村经济活动三大主力，就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家管钱自家发工资。就是说，要解决信合人的待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以精神业绩来激励了。信用社主任由乡干部兼任，根据业绩给予适当补贴。一般理事、监事、社员小组长和社员代表等，则主要以精神奖励为主了。至于信用社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则直接与经营资金挂钩，信用社经营资金5000元以上，可有两个干部实行薪金待遇（标准比照乡干部），经营资金3000元以上，信用社会计可按薪金待遇。在那1954年，信合人干部月平均工资仅10元。1955年1月，根据中央《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信用合作社迎来了大发展机遇。人民银行印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一系列章程、规程、记账办法、合同范本等基本文件，使信用社有章可循，账目清楚，组织健全，促进了存贷业务快速发展，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成立信用合作社、农民基本加入信用社，实行资金互助，结束了高利贷长期统治农村的历史。那个时候，桃花镇信用合作社，有干部三人，宋恒才为主任，高博大叔为会计，我（指荆奶奶自己）从乌鸡乡调来为出纳，加上村村都有信用员，共计12人。他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政治可靠，经济观点正确，热心信用社工作，并在群众中有威信和一定业务能力者，都经群众选举通过，并经村党支部批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当地农民的存款信贷和扩股收股等业务。此外，还收集、征求、汇报社员群众意见和要求，为改善服务，提高管理水平献计献策，并负责广泛宣传党和政府在农村的金融政策。他们的酬劳因人、因地、因绩而定。业务开展好的，计发手续费；业务开展一般的，以农业社计工分与手续费相结合。

荆奶奶说，信用社和村信用站的同志团结一心，发扬孺子牛精神，默默无闻、埋头苦干，长期战斗在农村金融第一线，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就以信用社老会计高大叔为例吧。他在长期的农村金融基层工作中，爱惜资料如同爱惜生命，解放初期，信用社几乎用的都是毛边纸，用钢板刻印财务资料，纸薄易碎，凡他经手的资料，都是轻拿轻放，尤其是农户的贷款单据，更是小心保存。他经手的金融档案资料，厚厚几大堆，少说也有近百卷，一件件保存良好，有根有据，成为桃源信用社的活字典。1956年4月底，桃源镇突降特大冰雹，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硕大的壮牛，都被打趴在地上。有的村子，房屋被打得片瓦无存，有些竹楼当时就垮塌了。为了抢灾救险，他抄近路赶到桃花五村去，从“仰桃坪”北河谷底往山上爬，天上下着雨，山路泥泞难行，忽然一阵狂风刮来，伞借风威，将他吹倒，跌入谷底，在泥水中躺了一晚，后被砍柴人救了，才捡到一条命。从此，他就变成现在这样，瘸了一条腿，落了个终身残疾。

荆奶奶说：农村合作金融是从50年代经济落后的农村田埂上起步的，我们这些信合员工，都来自基层，来自普通农家，熟悉农业生产、熟悉农民生活，贴近群众，勤俭节约，吃苦耐劳。那时每人发一个缀有红五星的帆布挎包。挎包里除了账本，还有理发工具和邮件等，他（她）们顺便为群众义务理发，捎带邮件，代购生活用品，有的还义务看病，兼做兽医。这种“挎包精神”，一直坚持到人民公社化和“文革”期间。群众在田间看见我们，小孩都会大声高叫“挎包财神”来了。每逢赶场，农村信用社成为赶集群众必去的地方，也是信用社员工最忙碌的时候，每圩到信用社存、取、还、贷的群众多达两百人次以上，有的赶场群众，卖了鸡蛋、工艺制品、篾器和木制品，获得的现金高高兴兴存入信用社；有的又从信用社取了存款，扯花布做新衣。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信用社买上了小汽车，我们的“挎包”才日渐少见。

白发奶时时讲服务，处处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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