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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激情燃烧——红色金融信用至关重要

【摘要】:荆爷爷第三次讲故事:峥嵘岁月中,湘鄂赣红色金融那些陈年往事。那是一个怎样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湘鄂赣根据地红色金融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当时全国苏维埃区域中,建立银行和发行货币最多。为此,根据地银行为了保证货币信用,要求红军战士和广大群众大力支援纸币回收工作。荆爷爷语调凝重,神情悲怆,他说:自始至终,红色金融以信用为生命,一诺千金,取信于民,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晚饭后,又是一个明月夜,又是一伙信合人,外加荆家四桃花和小兵工赵东进。荆爷爷坐在竹椅上,前面竹几摆上一壶自产白茶水,几个小瓷杯,他翘起八字胡,两眼一瞧,见人齐了,就开讲。荆爷爷第三次讲故事:峥嵘岁月中,湘鄂赣红色金融那些陈年往事。

他说,桃源镇信用社,其实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成立了。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扛着红缨枪,跟在你们太爷爷(也就是爷爷的父亲)后面,屁颠屁颠的跑前跑后。那是一个怎样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桃源虽然偏僻,但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在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三省边界地区,九岭、幕阜山象两条巨龙横越其间,南北对峙,群峰绵亘,万溪环流,土特产丰富,钨、金、银等有色矿产,资源充足。不仅如此,它地理位置又十分优越,地处长沙、武汉、南昌三大省会城市之间,又恰为井冈山和赣南苏区和鄂豫皖、湘鄂赣两苏区联系纽带,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激发了这三角地带人民的巨大革命热情,使之成了狙击敌对势力的有力支点和拖住对方尾巴的铁钳。湘鄂赣根据地红色金融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当时全国苏维埃区域中,建立银行和发行货币最多。

1930年春,湘鄂赣根据地发动“红五月暴动”等一系列斗争,在三省边境,湘鄂赣相交的红区腹地,开创了革命大发展的可喜局面,修水的朱溪、上杉,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湘鄂赣边界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就在修水渣津开办了县立“赤色消费合作总社”,这就是后来解放初期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合并的雏形。桃源镇也紧随红色苏区朱溪、古市、渣津、马坳、大椿、台庄、靖村之后成立了合作分社。桃源虽不属修水县,但因紧邻该县,所以,在湘鄂赣根据地革命时期,一切唯修水马首是瞻,成立合作社,当然也不例外。实际上,消费合作总社与分社,在当时就承担了金融调剂任务。而桃源镇的边界位置,其合作分社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信用社。

在当时,湘鄂赣根据地的平江、浏阳、万载、修水、铜鼓、宜春先后成立了工农兵银行,都各自发行了纸币,大力聚集资金。其中有一县银行开办,正值新年之际,还在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很有意思,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写的:工农兵银行成立,借的借,还的还,不怕敌人封锁,依然张灯结彩庆新年;土痞劣财产没收,冻的冻,饿的饿,虽有部分生存,总是惊心胆战度残岁。这幅对联,大长了革命群众志气,大灭了剥削阶级威风,所以深得根据地工农兵群众喜爱。但是,得到群众信任的根本原因,还是苏维埃的信誉和合作社的信用。

苏维埃一切为人民,具有崇高的信誉。这点毫无疑义,不消多说。但合作社的信用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那时候,湘鄂赣根据地,被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包围,分割成许多条块,因而根据地各个区域都成立了工农兵银行,它们各自为战,发放了许多纸币,是什么法宝让他们都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呢?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铁的纪律:“信用不能丢!”那个时候,关于信用的故事,真是太多太令人感动了。当时我年龄太小,好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有些至今都不能忘怀,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第一件事,桃源随修水县各乡成立合作分社,是有其特殊渊源的,因为桃源有不少客家人,他们祖先大多是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的官宦和贵族,携带了许多金银财宝和首饰。因为怕偷抢,如何保管妥当,一直是他们的心头之重。由于年代久远,即使埋在地下,深藏山中,天长日久,丢失的事例并不算少。根据地银行或信用社,为了取得群众信任,必须使纸币保值。这就必须用基金来平衡,来兑换。所以若将桃源的贵族后裔金银收购,然后办个造币厂,铸成银元,变物为币,不就成了稳定货币的法宝吗?那时候的造币厂,仍是土法铸造,先将银料熔化浇入石膏模内,冷却成粗坯,经过打平、锉光、凿边等整理工序,做成库存七钱二分的银元坯,然后放入雕有银元之图案的模具内,锻压成银元。为了提高苏区银行货币的信用,当时锻压成两种银元。一种是可在白区流通的银元,另一种是苏区银元。后一种(即苏区银元)成色好、重量足,不仅苏区群众喜欢,白区商人也乐于收用。为了获取优惠利润,这些白区商人,翻山越岭,避开国民党部队哨卡检查,运送日用必需品和药品,争先恐后,源源不断来苏区交易。但是国民党军阀、富农和奸商为了破坏这种稳定,千方百计对苏区纸币贬价和拒用。为此,根据地银行为了保证货币信用,要求红军战士和广大群众大力支援纸币回收工作。有一天,我随父亲(即太爷爷)来到修水白沙坪,看见有几位老俵嫂向白区来的商人买洋布。当掏出几张万载工农兵银行“银洋壹元”的纸币使用时,那个商人开始是拒收,后来又说要打对折使用。作为信用社的干部,太爷爷这时当然要挺身而出了。他指着老俵嫂手中的纸币说,上面加盖了“此票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兑换”戳记,理所当然,可以使用,拒用和打折都是不对的。当看到老俵嫂还有疑虑时,他马上拿出5块壹元的银洋,等值对换她们手中的纸币,但劝说她们不要用兑换的苏区银元再去那个商人买布了,否则好过了那个白区来的奸商。事后,我悄悄地在太爷爷背后偷着看,那几位老俵嫂,还是拿银元去买布了。不过,那位商人倒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嘻皮笑脸,一副阿谀奉承的嘴脸!

又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了垴上村,看见一位年轻红军战士,足穿草鞋,头戴草帽,风尘仆仆迎面走来。他说沿途走了上百里,将身上准备代司务长买粮食的一百块银洋全都兑换成纸币了,轻轻松松跑到垴上来买粮食回去。我父亲听了,故意试他,你将一百块银元全兑换成了纸币。万一供销社要给你的纸币打折,你回去怎么交差?那位红军战士说,我们万载工农兵银行的纸币响当当,决不会打折使用的!我父亲连声称赞,你真是一位好战士!不仅有革命必胜的信心,还有对我们银行信用坚定不移的信任。

荆爷爷继续讲:从1931年春至1934年秋,随着湘鄂赣根据地的发展,红色银行或信用社在近四年的战争岁月中,从创建、发展到停止工作,经历了反“围剿”,反封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进行了红色金融支援革命事业的宝贵实践,当然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荆爷爷语调凝重,神情悲怆,他说:自始至终,红色金融以信用为生命,一诺千金,取信于民,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说:战争年代,银行和信用社不可能有长居久安的工作环境,总是处于敌人包围打击之中,就是桃花源中的信用社也不例外。我记得,红军撤退,要长征了,太爷爷作为桃源分社负责人,还坚持执行上级指示,提着银洋袋,挨家挨户去兑换老俵手中的纸币。当他兑换到最后一家,最后一块银元给了老俵,提着满口袋苏维埃红色纸币出来时,白狗子还乡团已经进村了。敌人发现太爷爷,开始追击,鲜血染红了钱袋,他终于倒在自家院子里。临终时,他念念不忘地交待:红军回来时,一定要把这袋“花边”交上去!1949年,桃花源解放了,已长大的我,陪同太奶奶遵照太爷爷遗嘱,到县里将钱袋交给解放军首长时,打开钱袋,里面的苏维埃纸币上烈士鲜血,已凝固成紫碧色,周围的人眼眶里都不禁滚动着热泪,泣不成声。后来,这个血袋和它盛着的血币,转送到烈士纪念堂,永久展览,教育后人。1951年,桃源镇重新成立信用合作社,爱屋及乌,群众出于对太爷爷的深切怀念,推举我为信用社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