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制度革新意识虽然以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知作为前提,但它的成功与否要受制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程度。”[14]作为舶来品的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同样如此。鸦片战争迫使古老的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迈出了沉重的一步,但其步履始终蹒跚。[19]中国近代化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即便在当时的租界内,近代警察制度已然输入,但清廷仍未予认可,更无谈创建了。......
2023-08-19
当然,废妾的理想与现实尚有差距。民国初期,废妾之声高涨,但蓄妾之风不减。那么,民初时期妾的数量是多少呢?以1906年成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对广州妾数调查数据为参考,该调查涉及20世纪20年代左右广州河南区与老城区妾的数量的调查,调查数据显示[55]:
据此,调查人员估计在广东地区,“有百万人口,妾应有55 000人”,“若按此比例推至全国,妾的数量就十分惊人了吧?”[56]虽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广州所作的妾数调查,调查范围仅仅涉及广州的两个城区,以此而推算广东乃至全国妾的数量,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揭露了当时妾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蓄妾之风气并没有因为西风的“搀扶”和国人的“自醒”而遏制,乃至到了民初后期还不时有人在感慨妾风之盛行。
1928年,范皕诲说:“然而方今一般新老军阀,一般高等政客,平日搜刮人民之脂膏,得以豪华富有,正在坐拥多丽,恣意淫乐,以致上行下效,捷于影响,道路流传,某人得某官或某差,已经积资若干万,娶妾若干数的新闻,每每不绝于耳。”[57]1926年,欧阳畹兰说,纳妾在中国极为普遍,凡是稍富裕点的男性,必然蓄几名妾来彰显他的财富[58]。1928年,郁嶷认为,中国社会盛行的妾制,自秦汉延续到今,虽国家法偶加限制,但自清迄,一下子开了禁,人们争相以媵妾作为夸耀的资本、财富的象征。而到了民国,蓄妾之风更是持无忌惮,越演越烈。[59]1928年,王超然认为蓄妾之风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恶魔”与“大障碍”有违于人道,有悖于男女平等原则。[60]1932年,李剑华认为助长中国男子“失婚”的原因,除了男多于女的客观因素之外,妾娼制度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且民初政府的废除之举是不彻底的[61]。“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北京政府有所谓蓄妾制限令的颁布,但不是废妾,只是限制妾罢了”[62]。当代学者程郁在《清至民国蓄妾习俗之变迁》一书中,认为近代中国妾的问题与当时的社会改良息息相关。[63]
纳妾之风盛行,那么,纳妾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时纳妾的理由主要体现在繁衍子嗣、弥补不幸的婚姻、满足个人私欲三个方面:
1.繁衍子嗣。此纳妾理由立足于国人传统的伦理观,孟子所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县宦腾达,名扬青史,苟嗣续厥然,使祖宗之宗祀,由我而斩,无不为大戚”。有时人在分析娶妾者的心理时认为“求子嗣,此吴于无后不孝及老而无养之说也”[64]。没有子嗣的难题虽然可以通过立嗣来解决,但嗣子终究比不过亲生子在血缘上、情感上来得亲近,所以人们更愿意选择纳妾的方式来解决无子的难题。“艰于子嗣”,是“不妨置妾”的头号理由,即使随着医学的昌达,没有子嗣(一般而言指没有生育男孩)不是妻子单方面的过错已成共识,但“求子”仍旧是丈夫们冠冕堂皇、更符合传统宗法伦理纲常的纳妾理由。传统中国社会,因“无子”而纳妾的丈夫们通常不会受到社会道义的谴责,来自妻方的“拒妾”阻力也小得多。当然,也有时人认为当时以无子为由而娶妾,是对孟子“无后不孝”之言的误解,“孟子之言为不娶妻而无后者”,而非“娶妻而无后者”。[65]
2.弥补不幸的婚姻。民初时期,婚恋观念日益开放,青年们开始尝试着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以爱情为基石的自由恋爱。当时的青年们对爱情有着无比的憧憬与向往,“他们称自由恋爱是男女互相爱悦的一种天真烂漫,最真、最善、最美的感情”[66],开始争取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权。虽然有人已经开始以实际行动抗争之,但是,在这个新旧过渡时期,旧式包办婚姻比比皆是,即使一些先进青年(如胡适、鲁迅)的婚姻也难逃父母之包办。旧式包办婚姻的恶果之一就是导致妾风盛行,“当兹过渡时代,婚姻多不美满者,此等人离婚既不便,重婚又不可,宜许其置妾”[67]。1923年,《妇女杂志(上海)》刊登了两位读者的来信。一位名为李希龙的读者来信倾诉他友人的不幸婚姻:“我有一友人和他的已婚妻(父母主婚的)感情十分不好,但是处于旧礼教的家庭,没有别的,只好受着痛苦罢了。到了后来他考入中学校,不知不觉就和第三人她,彼此往来,发生恋爱;可是费尽许多手续,终不能把没有爱情的她实行离异(父母不允),和有恋爱的她正式结婚,因此他对于这个问题常是悲观”。另一位名为袁懋君的读者来信倾诉的是自己的不幸婚姻:“我是已经娶了妻子的人了,在理我是不能再和别的女郎发生恋爱,可是我那个妻子,那是我的祖父给我娶的,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一则当然是买卖式的婚姻,和我不发生真实的恋爱,我和那K女士是由朋友渐渐地到了love的地步,现在她和我又有了婚姻的约,我若是把伊娶了来,我犯了重婚的罪,我若是把家中的前妻休了,我那家中的人都说我的妻很会办事,所以我有点解决不下,要请先生费心代我解决咧!”[68]李希龙与袁懋君两位已婚男性表达的是对旧式包办婚姻的苦楚与对新的恋情的向往,据当时法律规定“不得重婚”,原配夫人又不能离异,“第三人她”或“K女士”有沦为“新式的妾”的风险。[69]
3.满足个人私欲。以私欲而纳妾,民初时人论述较多。潘光旦认为,妾制与男性的私欲有关,妾制有利于遏制卖淫,他甚至主张既然妾有利于调节人们的生活,就顺其自然吧。[70]一篇题为《论今日娶妾者之心理及所以禁之之道》的文章认为:“求纵欲。此说至谬。破女子之人格,继一己之淫欲,真是万恶之首,无可再言,即为求乐,计亦未得纳妾之苦,不堪言状,彼惟中于一时之欲,未深思耳。”[71]孟子曰:“食色性也,男女性欲,本于天然,虽圣贤豪杰,不能以独异,故宣尼删诗,不去郑卫,陶潜幽居,乃赋闻情,以苏武之节烈,而钟情胡女,以项羽之英勇,而流连虞姬,后世学者,如宋儒盛倡窒欲之说,英人马查士力主伦理限制之义,而终不奏效者,其故可观矣”;“女子以色衰而宠驰,男子非别置妻妾,乃不足以畅其性欲矣。吾国人之纳妾者,类在中年以后,其明微也”。[72]纵观民初士农工商各个社会阶层,虽然国家法已经确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但从军阀官僚到巨富商贾再到城乡平民,纳妾是非常普遍的。部分军阀官僚妻妾数统计如下表所示:[73]
〔1〕张作霖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又说我有许多姨太太。我那里肯自己去娶这些姨太太?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给我,不收又不好意思。”竹楼主人:《近代名人轶闻》,北平新新印书局1935年版,第1050页。
〔2〕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钱有多少,军队有多少,老婆有多少”。据苏全有在“军阀张宗昌妻妾知多少”(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1期)一文统计,张氏一共有23房妾。
〔3〕杨森纳妾的理由是:“我是一个爱前进的人,我也要找一个爱前进的伴侣。”参见陶春芳等编:《黑色家族的覆灭》,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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